清封建统治制度的确立（二）

（四）法制

康熙时，承袭顺治朝的法律，编修则例。司法机构与程序也渐趋完备。

律例的编修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时，开始订立法制，以维护奴隶主国家的统治。与历史上其他民族初建国时的情形相似，清太祖时的原始的法律也着重在禁止反叛和窃盗。禁反叛主要是在禁止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的叛乱，以维护统治秩序。奴隶反抗，主人可以随意处死，不须执法。禁窃盗主要是在保护私有财产。清太宗时，始有成文的法令，称为“盛京定制”。顺治帝即位，多尔衮领兵入京，任用汉官统治汉地。明令宣布汉人犯法仍依明律治罪。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据明律参稽满族的旧法编修清律。次年三月，修成刊布，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以顺治帝名义撰写的序文，说是“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基本上是明律的重刊，加进了满族旧制的内容。所谓“附例”即附录案例，以说明律文续有增删。康熙初年，存三百二十一条。康熙帝亲政后，继续实行顺治律，命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对喀纳将律文予以校正。一六七九年，又命满汉大臣会同更改条例，别自成书，名为“现行则例”。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将现行则例正式附入《大清律》颁行。随后又命刑部尚书图纳、大学士张玉书等于每篇之后，增加疏解，以注释律义（未正式颁行）。

司法 顺治帝时采用明制，康熙帝继续沿袭。朝廷最高司法机关为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尚书例由大学士兼领，权位极重，与明制又不尽相同。外省刑案统由刑部复核，京都案件也由刑部审理。不须三法司会审者，都察院及大理寺即无权过问。三法司会审的案件，也由刑部主稿。刑部受理的案件，每月要向皇帝汇奏。顺治时设有督捕衙门，缉捕逃人，隶兵部。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裁撤，所属机构也并于刑部。

地方司法，仍沿明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县官承审户、婚、田土诸案及笞杖轻罪，称为“自理”。重大案件须报府，转呈按察使，以至巡抚、总督。徒刑以下案件，可由督抚定罪。流刑与死刑，均须呈报刑部复核。地方各级审定的案件，罪犯不服，允许向上级申诉。

地方重大案件判处死刑，经刑部复核，由六部尚书与通政使、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等九人，习称“九卿”会同定案，例在每年八月进行，称为“秋审”。霜降后至冬至前，审理刑部审决的京城案件，称为“朝审”。每年夏季自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大理寺官员、刑部承办司与各道御史会审京城的笞杖等轻罪案件，称为“热审”。

满汉官员犯罪，须先呈报皇帝请旨，司法机构不得自行提审。满族宗室犯罪，须由宗人府审理。京城步军统领衙门审理旗民。内务府慎刑司专理上三旗案件。其他汉人官衙不得审判满人。地方府县审理满人案件无权判决，须呈报满人将军、副都统、理事同知审处。

刑名 清律沿袭明律，刑名仍以笞、杖、徒、流、死五刑为主刑。笞用小竹板责打十下至五十下，凡五等。杖用大竹板打六十至一百下，五等。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至杖一百徒三年，凡五等。流是流放二千里至三千里，又三等。死刑分绞、斩两等。五刑共分二十等，称为刑等。处刑时依据罪情轻重，减等或加等。

主刑之外，较斩刑尤重者有凌迟、枭首示众、戮尸诸刑。较流刑为重者有迁徙（安置远地不准回籍）、充军（二千里至四千里五等）、发遣（发至边地军中为奴）诸刑。

满人在处刑时也优于汉人，可依律“减等”或“换刑”。满人监禁收入专设的内务府“监所”，宗室入宗人府“空房”，不入一般监狱。

法律内容 顺治至康熙时的律例，基本上沿用明律，即沿用汉人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律。清律类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即以六部所辖分为六个系统。六律中都贯穿着维护封建国家皇帝与臣民，家庭中父子、夫妇，社会上地主与农民的统治关系。源于唐律的“十恶”是不赦的大罪，谋反与谋大逆（谋毁宗庙宫室）者不问首从，均凌迟处死。子孙殴打父母、祖父母者处死，祖父母、父母打死违反教令的子孙只杖一百，故杀的也只徒一年。妻子殴打丈夫者杖一百，殴打致疾者处死。丈夫打妻子不至折伤，不治罪。折伤以上，也减罪二等。丈夫打死小妾者，徒三年。因过失杀妻妾者，不论罪。佃户见田主，不论老幼，都行以少事长之礼。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两以上违三月笞一十，五十两以上笞二十，百两以上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并追本利给主。豪势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负债者孽畜产业，杖八十，例准“纳赎”，即出钱赎免。清律的各项规定，维护封建的经济关系以及社会、政治关系的阶级性质，是很明显的（参见薛允升《读例存疑》）。

清律沿袭明律而“参以国制”，仍然维护残存的满族奴隶制度，以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家生奴仆及契买奴仆，须世世为奴。奴婢不能与良人通婚。奴婢殴打主人处死。但主人杀奴婢，处杖刑或徒刑。这较之主人可以任意杀死奴婢的奴隶制度来，多少有所限制。

（五）科举、学校

各级官员的选任，满官主要来自八旗贵族，由皇帝“特简”（任命）或会推（推举）。汉官虽也有特简与会推，但主要来源是科举。科举被视为汉人官员出身的“正途”。满官由科举出身者甚少。

科举考试 顺治时已行科举。康熙帝举行博学鸿儒科，为科举定例之外特设的“制科”。正规的科举考试，仍沿明制，每三年举行一次。先在各省城考试，称为“乡试”。参加乡试者必须是府州县的生员，通称诸生（秀才）。各府州县学每年考取童生一次，考试合格者入学为生员。生员参加乡试得中，称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举人可于第二年到京师礼部应考，称为会试。会试合格的人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贡士再赴宫中太和殿应试，称为殿试或廷试，由皇帝出题策问。殿试发榜分三甲，一甲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人，二甲和三甲人数不定。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统称为进士。二甲首名称“传胪”。殿试后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进士还要在保和殿进行朝考，名列前茅的人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称为“馆选”。庶吉士在庶常馆读书三年，考试散馆。成绩优秀者留为翰林院编修、检讨，其余分别授官，可迁调至高位。进士因以予馆选为荣。不予选的进士，分别授任各部主事等朝官或州县官。

科举又有武科，以考选将官，多在文科试后举行。也分乡试、会试、殿试，考试内容分外场和内场，外场试马箭、步箭、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技勇，内场试策问或默写武经。中选者的称谓与文科相同，但标明“武”字以示区别，如武举人、武进士、武状元等。应乡试者为各省的武生员，但绿营兵丁也可应试。殿试中选者，一甲进士可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任守备、署守备。

科举考试内容仍沿明制，以儒家经书为主。文章程式也限用明代以来的八股文。所谓八股，是起二比（又叫提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比（又叫束比）。一比即一股。比即比对，起、中、后、末的两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抑扬，都要相对成文。比与比之间用一二句或三四句串连起来。叫做出题、过接。束比后用一二句收篇，叫做收结。有下文的则改收结为落下。举子作文，必须依此格式。

以经学文义为内容，以八股为形式的科场文章，自是束缚人们思想和才华的陈词老调，丝毫不能显示应考者的政治才能。士人习作这种死板的时文，以为求官得禄的必由的途径。清朝通过实行科举考试，起到网罗汉族文士的作用。但这样考取的文士进入官僚的行列，政治日趋腐败，也是必然的。

学校 清承明制，并无教育儿童的初级学校。城乡多有塾师开设的私塾，教儿童识字、读四书，作应考入学的准备。富有的官员地主之家，则延请教师在家教授子弟，或设家塾，允许亲友的子弟来学。童生考入府州县学试四书文义和律诗。府学每年录取生员定额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即可应乡试。学校只是科举的准备，生员读书也只是为了中举得官。

朝廷专设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太学），学员是贡生或监生。贡生有恩贡（庆典恩升的正贡）、岁贡（生员以年资升贡）、拔贡（自各省生员选拔）、优贡（优等生员入监）、副贡（乡试举人五名取副榜一名入监）、例贡（依例捐纳入监）六类。监生有荫监（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的子弟入监）及优监、例监三类。监生在国子监学习三年期满，可任通判、知县等官或参加科举考试。

学校与科举相联接，主要是培养官员。生员被视为未来的官员，因此在地方上也享有种种特权。进学为秀才，即可免除丁粮，州县官也要以礼相待。秀才犯法，须先请学政革籍（革除学籍）才能审处。各地生员恃有特权，多交结豪绅为非作恶。思想家顾炎武说：“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自身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一）进学生员不限年龄，从十几岁至六、七十岁，都可为生员。估计全国不下五十万人。科举不中或并不想参加科举考试，而只求拥有特权，以保身家的生员，据顾炎武估计约占十分之七，即三十五万人。各省每年送部的贡生、监生，往往并非优异，甚至目不识丁，只是“思得职衔，夸耀乡里。”秀才自称儒户，监生自称官户，在各地包揽钱粮，武断乡曲。

捐纳 顺治时开始有捐纳入监之制。士人捐纳粟米，即可入国子监学习。一六七四年，因“三藩”战起，亟需军费，开始有捐纳文官之例。捐纳钱米可得官缺，等候选授。一六七七年左都御史宋德宜奏称：开例三载，已捐知县五百余人，请予停止。清兵攻占云南后，停止捐例。到康熙晚年，又曾恢复。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用钱米捐纳而得，事实上是对科举学校制度的一个冲击，也是为地主富户进入仕途开辟了又一个途径。

二、稳定社会秩序与恢复经济的措施

“三藩”战争之后，康熙帝逐步巩固了政治、军事统治。但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长期的破坏，田园荒芜，人民逃移。残破的社会经济也亟待恢复。康熙帝又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一）“与民休息”与赋税制度的改订

“三藩”战后，清朝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人民流移。早自明天启年间以来，各地广大农民即被迫逃离家园并投入了农民起义的队伍。明末规模浩大的农民战争席卷十余省，参加起义的农民多至数十万。他们在对明军和清军的作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清军与南明军的长期战争，也带来了大量的伤亡。清初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实行“圈地”、“投充”，大批农民被迫逃移。自清太祖以来，清军实行掳掠，大批人民被掳到辽东为奴。顺治时虽曾禁止俘奴，但八旗贵族将领在作战中仍沿惯例掳掠。“三藩”战争中，清军在各地掳掠大批财物和人口。自明天启以来的五十多年间，自辽东至江南和西南，广大农民在长期战乱中，或被屠杀，或被掳掠，或被迫逃亡，出现了大规模的流移。“三藩”战后，各地官员纷纷奏报当地人口大量减少。（二）田地荒芜。人民大量流移，必然造成田地的大量荒废。早在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山东巡抚夏玉即指出，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所报荒亡地土有十之三、四者，有十之五、六者”（《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一六六一年，康熙帝即位前，依据田赋统计的耕地只有五百四十九万二千余顷，相当明初统计数字的十分之六。山海关外地带，更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圣祖实录》卷二）。康熙帝即位后，各地多有田地荒芜的报道。广西罗城据说是“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户”（《清史稿》卷二七九），浙东宁波等六府即有荒地三十一万五千余亩（《清史稿》卷二五二）。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同，但普遍出现大量荒地则是事实。（三）赋税紊乱。清初沿袭明制，赋税分为丁赋与田赋两种。人丁以十六岁为成丁，登册纳税，至六十岁除名免纳。赋税额依据《万历会计录》的规定征收。丁税征银，又称丁银。各地区丁银数并不一致。一般为一丁纳银一、二钱。个别地区可少至一、二分，多至数两。田赋依田亩数向占有者征收钱（银）粮。田地依肥瘠分为三等九则。每年春季和秋冬间分二次征税。钱粮税额各地也不一致。如直隶每亩税银九厘至一钱四分一厘，米一升半至一斗九升三合。丁赋与田赋通称为地丁钱粮，是清朝的基本财政收入。人民大量流移，田地大量荒芜，清朝的赋税剥削，不能不陷于混乱。自顺治初年，财政即入不敷出，连年战争需用大量的军费，更加重了钱粮的需求。清朝在宣布免除明朝的“三饷”后，又依明制逐年征收“加派”的税银，一年多至四百余万两（顺治后期，正赋岁入不过一千八百多万两）。加重收税的结果，又必然要转致人民的逃亡和田地的荒芜。

康熙帝幼读儒书，亲政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汲取前代帝王的统治方术，制定了“与民休息”的执政方针。一六七二年诏谕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圣祖实录》卷四十）但是，撤藩之议却引起了长期的反清战争。战争之后，康熙帝重申前旨说：“今天下承平，休养民力，乃治道第一要义”。康熙帝的所谓“民”，包含着地主与农民两个对立的阶级，他的“与民休息”，也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方面。

一方面是保护地主阶级的剥削利益，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争取他们对清朝的支持。与鳌拜等执政时锐意打击江南汉人地主的政策相反，康熙帝一再对江南地主示以优容。一六八七年告谕江苏巡抚田雯说：“至地方豪强，亦往往为害于民。此辈不可不惩，然政贵宽平，不必一一搜访，反致多事”。（《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六九○年又对江苏巡抚郑端说：“江苏地方繁华，人心不古，乡绅不奉法者多”。“尔只须公而忘私，亦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圣祖实录》卷一四八）康熙帝在位期间，一直坚持优容汉人地主的方针。直到五十四岁时，还下谕指责已免职的江苏巡抚张伯行“为巡抚时，每苛刻富民”，说“地方多殷实之家是最好事。彼家赀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贪婪所致，何必刻剥之以取悦穷民乎。”（《圣祖实录》卷二六六）地主剥夺农民积累财富受到保护，虽然“穷民”不悦，清朝还是成功地争取到汉人地主的拥戴。“与民休息”的另一方面是：招集流民，奖励开垦荒田，减轻地主和农民对国家的赋税负担，以扶植农业生产。“三藩”战后的几十年间，康熙帝遵循这一方针，推行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赎免俘奴 清军在征讨“三藩”的战争中，继续在各地俘掠汉人为奴。一六七七年，江西清军在各处抢掠，汉人被俘为奴者日众。外廷诸臣连章上奏，请求发放回家或准予取赎。康熙帝虽知清军俘掠，但在用兵之际，不得不“姑示宽容”。一六七九年七月京师地震。康熙帝告诫群臣，地震示警，列举过愆六事。其一是，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名为救民水火，实是陷民水火。八月，九卿议复：领兵诸王将军借通贼为名，将良民庐舍烧毁，掳掠子女抢夺财物者，领兵将军等革职，诸王贝勒等交宗人府从重治罪。“其掳掠人口，仍给本家。”（《圣祖实录》卷八十三）福建地区连年战争频繁。八旗兵撤军时，驱掳男妇两万余人。福建总督姚启圣悉令赎还为民，八旗兵得赎金，各欣然而去。浙东地区连年俘掠奴婢甚多，被赎免者有数万人。

奖励垦荒 清朝自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即已制定招徕流民开垦荒田的条例。州县卫所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荒地原主开垦，官给牛种，三年起科（科税）。一六四九年又规定各地方招徕各处流民，不论原籍本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但顺治时长期作战，人民流移有加无已，荒地的开垦收效甚微。康熙帝亲政后，御史徐旭龄在一六六八年奏报说，垦荒行之二十余年而无效。康熙帝继续采取措施，奖励垦荒。鼓励无地少地的农民开垦荒田，也鼓励地主对荒地的经营和占有。一六七一年，“准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顺者以县丞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一六七六年又规定，延长垦荒收税的年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起科”。但是，垦荒收到实效，还是在“三藩”战争之后的年代。长期战乱后，全国呈现相对稳定的局面，流移的人民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荒田的开垦也随之日渐形成高潮。四川地区自明末以来，经历多年的战争，人民逃移甚众。一六八五年，巡抚姚缔虞请敕令流离外省的富户乡绅返回四川，说“若召回乡宦一家，可抵百姓数户。绅宦既归，百姓亦不召而自至。”（《清史稿》卷二十四）但此后四川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的流民相继来四川垦荒就业。一六九○年，朝廷议准：流离四川民户，情愿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自各地来四川垦荒者更多。二十年后，到一七○九年时，康熙帝曾诏谕四川巡抚年羹尧说：“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尔须使百姓相安”（《圣祖实录》卷二三九）。四川在康熙时期是人口和田亩增长最为显著的省分。其他荒地较多的省区，如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诸省，垦荒也日渐扩展。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的记录，一六八五年各省的田亩数均较康熙初年有显著的增长。农民垦荒，虽可延期纳税，但不免要遭受官府的多方敲剥，甚至荒地垦熟又被地主强占而去。但在奖励垦荒的政策下，无地少地的农民有地可耕，多少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依据清朝征收田赋的统计，一六六一年康熙帝即位时，共有田五百四十九万二千五百七十七顷。一六八五年，即已增加到六百零七万八千四百二十九顷。此后，增长更快。不纳税的新垦田和隐瞒的田亩，不在田赋统计之内。实际的垦田当远远超过田赋的记录。

减免赋税 康熙帝曾自称，“朕惟帝王致治，裕民为先，免赋蠲（捐）租实为要务。”（《清圣祖圣训》卷二○六）四大臣辅政时，各地遇有灾荒或战事，赋税难于征收，不得不实行捐免。康熙帝亲政后，则把减免赋税作为他的执政方针。三藩战后，更加推行这一方针，每年都留下了捐免地丁钱粮的记录。一省数省或数县因水旱灾荒，或多年积欠，无法完纳，赋税可以捐免。朝廷庆典或康熙帝出巡所经之地，也可以作为特恩减免赋税，称为“恩蠲”。捐免包括丁银、田赋和积欠的赋税。一七○九年十一月，户部张鹏翮奏报说：“臣查户部册籍，自康熙元年起，以至于今，所免钱银共万万两有余，是诚亘古所无也。”（《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帝要将康熙五十年的地丁钱粮全部捐免。户部会议，自五十年起，视各省之大小，三年内轮流捐免一年赋税，称为“普免”。据见于记载的各省、县局部减免赋税的记录，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年共有四百余次。江南巡抚汤斌曾在奏请减免钱粮的奏疏中说：钱粮“原非可完之数，与其赦免于追呼既穷之后，何若酌减于征比未加之先。”（《江南通志》卷六十八）钱粮的减免，无疑能收到减少反抗，安定社会的作用。减免丁银，地主与农民均可受益。减免田赋，受益者主要是地主和有地的农民，无地的佃户并无利益。一七一○年（康熙四十九年）又规定：“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圣祖实录》卷二四四）这所谓佃户捐免三分，即免纳约当三分田赋的地租。地主剥削农民，多方巧取，佃户未必即能依制受益。但有此规定，佃户总还可以有所依据，多少减轻些负担。三藩战后，康熙帝实行减免赋税的方针三十余年，他自称“蠲租之诏屡下，垦荒之令时举”（《圣祖实录》卷一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统治秩序的稳定。

滋生人丁免赋 据《清圣祖实录》所载历年人口田亩和钱粮赋税的记录，自康熙二十一年到五十年的三十年间，有了显著的增长。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人丁一千七百二十三万五千余，田地（包括山荡畦地）五百三十一万五千余顷，征银二千二百一十八万余两，粮（米、豆、麦）六百二十七万一千余石。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余，田地（包括山荡畦地）六百九十三万余顷，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万四千余两，粮（米、豆、麦）六百九十一万二千余石。由于田地开辟和人口增殖，虽然清王朝多次减免赋税，国家的钱粮征收仍有很大的增长。征银增加七百多万两，粮增加六十多万石。但多年来居民大批流移，各地人民为逃避赋税，人丁与田亩的实际数字均有很多隐瞒。康熙帝说他亲自巡幸的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国家赋税增加后，国用已无不足。康熙帝称“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在普免钱粮一年之后，康熙帝又在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二月诏谕大学士等：“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圣祖实录》卷二四九）康熙帝的这一诏谕，是对人丁税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即将人丁税额固定在康熙五十一年的额数，以后新增人丁，只报实数，不纳钱粮，被称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民丁税负担多少有所减轻，也使隐瞒的现象大为减少。据《圣祖实录》所载，一七一三年各地另行奏报的滋生人丁有六万四百五十五人。实际滋生人丁当不只此数。这可能是由于新制初行，尚未取信于民，因而仍不免隐瞒。次年奏报的滋生人丁数即增至十一万九千余，一七一五年增至十七万三千余，一七一六年增至十九万九千余，此后历年滋生丁数均有增长。一七二一年增至四十六万七千余。所谓“滋生人丁”，依清制当是指年满十六岁的男丁，并不包括妇孺在内。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时，滋生人丁超过九十万，他们出生时正是康熙帝实行不加赋之后的年代。“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制的实行，逐渐减除了人口的隐瞒现象，相对地接近于实数。客观上则促使人口迅速增长。但此制实行既久，原来定额的人丁死亡或年满六十岁而被除名，定额数交由本户或亲戚的人丁抵补，这又不免产生种种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