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自选集-徐中玉-读吧》摘记（20101218 21:12》——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苏轼有一首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这是宋元丰七年他初游庐山题在西林寺壁上的，大家都很喜爱这首诗，因为它写出了一个虽然简单却普遍深刻的真理：人们常常并不真正了解身在其中、自以为已很熟悉的情境以及身边的事物，更不要说总能正确、深刻地予以评量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凡有山行经验的人多少都有这种体会，所谓"移步换形"，到过云南石林的人，就知道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只在一个适当的地点，从一个适当的角度去看石林中的这一座，她才是如此令人神往的优美的阿诗玛，若稍一转身，阿诗玛便已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魔怪了。但是尽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却很少人能懂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总以为既在此山中，就已经识到了它的真面目。或者，即使懂得了还没有认识此山真面目，仍不清楚原来正由于"身在此山中"，才会导致不识此山真面目的结果。

东坡后来又写了《庐山二胜》诗，小序云："余游庐山南北，得十五六，奇胜殆不可胜记。"他在庐山里游了更多的地方，对庐山的真面目不消说已逐渐增多认识。可是即使这样，比起我们今天还能在高空飞机上对庐山作全面的观察，用现代化的彩色摄影技术对庐山景物在各种气候条件下作精细的录象，还差得极远，更不要说庐山的真面目，还有许多连高空鸟瞰，精细摄影都还认识不了的东西。

这说明了一件事实：要认识庐山真面目，不入或不深入庐山是不行的，但人而不出，即使老死在庐山深处，也还未必就能全识庐山真面目。作家对他的描写对象，要能够作尽量客观的、全面的考察，这就必须在"入乎其内"之后，又能"出乎其外"，"出乎其外，故能观之"，王国维的话是很有见地的。

面对一座山峰，仔细的游客可以把眼前、近处的形势、景色看得很分明、很周到，但毕竟是一时的、局部的认识，即使在这座大山里留连忘返过十处八处，也还只有这座大山、这处景色的一部分，不足以概括整座大山及其全部景色。单是看到一座极像阿诗玛的石柱，决不能反映整个石林的千态万状、瑰奇宏伟。作家只能选择特定生活中若干部分来加以描绘，但只有对这种生活有了尽可能完整深刻的认识，才能找到具有典型意义的若干部分来进行描绘。从整体看局部，才能用局部反映整体。写自然景物如此，写社会生活更是如此。观察得越全面、越深刻，就越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越能正确、深刻地评量它，具体、生动地描写它。

如果说为识庐山真面目，最终还得走出庐山的圈子，那么很多古代作家也懂得，为了描写人生，最终也应尽量作到比较冷静、客观，以便更真实、深刻地去反映出它的本质和价值。比如说，你已经欢乐了，痛苦了，这就是你已经"入"了，而你若要充分真实、深刻地反映出所经欢乐、痛苦的本质和价值，你还必须"出"，即尽可能在冷静下来，得以比较客观地反复回味、全面思量之后才动手写作。在欢乐或痛苦的当时，如果马上下笔，同反复回味、全面思量，甚至事过境迁以后再来描写当时的欢乐或痛苦，不但深浅偏全可以大不相同，评量也可以显然两样，例如韩愈的经验：

持仆所守，驱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间，开口论议，其安能有以合乎?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今年加长矣，复驱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难矣。(《与李翱书》)这是说，"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客观上原是非常痛苦、可耻的，但他"当时行之不觉也"，胡里胡涂，就过来了。现在想来，觉得真是太痛苦、太可耻，简直不知道当时怎么会这样不尊重自己。韩愈在这里表达出的深沉悔恨、无比痛苦的心情是很动人的，但显然这是痛定思痛逐渐回到较为客观的结果。"当时行之不觉也"，不以为很苦，不以为很可耻，当时如果写这种生活，至少会很庸俗，现在冷静反省，经过反复回味，全面思量，写出来就真实得多，有深度了。

又如文天祥的经验：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文山先生全集》：《指南录后序》)

这是说，他遭遇险恶，虽然当时就已感到痛苦，但痛苦的程度，却是后来回想时更深，因为他后来经历了更多的情况，使他感到自己满怀孤忠，处境竞如此危恶，简直不让有什么生路，实非活在人世所堪忍受。这样的深刻悲愤，在他当时"死就死了吧"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中，也是表达不出的。

对这种情况，清代章学诚也曾论到：

望远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觉也。追往事者，哀乐无端，处其境而不知也。(《感遇》)章氏这里也以入山、出山为比，从远处看山，可以看到它的高秀，局居其中一隅却感觉不出，回想往事，哀、乐可以引起无穷的感叹，当时可不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自然景物比较好说。身在山中，视野不广，看不到整座山的面貌，局部也许根本没有高秀的景色，所以当然不能产生高秀的感觉。社会人生就比较复杂，杜甫有首题为《彭衙行》的名诗，写他在天宝十五年六月潼关失守后，携家从白水县(属今陕西省)避难北行，经彭衙到同家洼一段沿途的狼狈困顿和朋友孙宰对他的热情接待，诗的上半部在写了全家一路上的种种艰苦后，接着写孙宰一家对他们的动人"高谊"：

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巳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漫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杜臆》，二)杜甫这位老友真是难得!杜甫全家来到，不管他们如何饥寒交迫，满身湿透，十足穷酸的样子，老朋友还是隆重欢迎，"张灯启重门"，客人到家，先请暖汤濯足，再按土俗为他们剪纸招魂，待客人略得休整，马上招呼妻儿出来同客人全家郑重会面，相见之下，两家人都激动得流下眼泪，为了庆祝两家人难得的欢聚，特地把已经睡着的孩子们弄醒，要他们起身一道再吃点东西，主人的话还是同过去一样恳切：不管遭到多大艰难，"我们将永远是亲密兄弟"，主人把坐着的厅堂完全腾空，为客人全家安排好舒适的住处。最后是诗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对他这位老友的赞美和尊敬："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杜甫这首诗写于离别孙宰一年之后，诗里所写都是回忆去年的事情。自然，他当时必已非常感谢孙宰的高谊，但是否当时便能写出如此真切的诗来呢?只有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苦的人，在这方面具有许多比较材料的人，才能把老朋友对自己一家的热情接待、真诚相助，写得如此生动。而这些描写又都是为了最后的画龙点睛："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在此之前，杜甫一家的流离之苦大概还没有这样深，他得到别人的热诚相助大概还没有这样多，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他如果马上把自己的感谢写成诗，他就不可能把老友对自己一人一家的热情写得具有如此崇高的品质，他自己的热情也不会表现得如此炽烈。一年之后，他的生活经验更丰富了，很可能遇见了一些平常算作朋友，患难中却同孙宰很不一样的人物，也可能在广泛的观察、体验中，进一步感到了孙宰这种高谊的极大分量。总之，经验的增长，广泛的阅历和比较，反复回味与思考，作家多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对同一件事后来写的东西往往能比当时就写出的深刻有味。明代王嗣爽解说这首诗：

云"别来岁月周"，是忆去年事也。感孙宰之高谊，故隔年赋诗；感之极，时往来于心，故写逃难之苦极真。追思其苦，故愈追思其恩。结之日"谁能艰难际，豁达露心肝"，何等激切!读此语，知"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乃述孙宰语，所谓露心肝也。宰本故人，盖述昔日交契之厚，非此日才发誓也。

王氏这段话写得好，既讲明了诗的句意，去掉了某些误解，也解释了作者为什么一年之后能写得如此真切的一个原因，即作者后来经过思考、比较，他既对此事"时往来于心"，想得更多，同时"感之极"，感受、感觉也更深了。如果说当时他必已非常感谓十这位老友，一年之后，他已深入一步，能把这位老友看做人们相互关系中一个极为难得的榜样了。一年之前他正在"入"，容易由于和自己一家的利害关系太密切，而主要重视了这位老友的"可感"一面，那么一年之后，由于能把一人一家的利害关系逐渐推远，从"入"变"出"，故能"观"了，所以可以主要看到这位老友的"可敬"一面了。无疑从可感到可敬，在对这位老友的认识上，确要深刻得多，同时，有了思考的余裕，在艺术上也可以更成熟了。

人们总有各自的利害关系，这是超脱不了的。但有一人一家的利害，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利害；有一时的利害，有长远的利害。囿于小我、一时的利害，关系太密，距离太近，就容易遮住自己的视线，看不到事物的另外一些方面、一些利害更大的东西、意义更深的东西。处身在一艘可能就要倾覆的险船上，对咆哮涌来的波涛大概只能看到它的危害性，因为这时关系到一人一船的生命安危太密切了，其实汹涌的波涛对人类生活客观上还能起许多有益的作用，幸而人们处身在这种险船上的情况并不多，所以力求客观地观察是始终大有可能的。"入"要有自觉，"出"也要有自觉，有了"出"的自觉，一个有勇气，有力量的作家就能控制住自己，不为一时的兴趣、观感和冲动而轻于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