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制度建设，将解放思想见效于实际--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已经从注重决策的科学化到关注决策程序的科学化，这是一个伟大的发展和巨变。各级领导已经从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只有关注过程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同时，它也是提高领导者素质，有效地防止和杜绝腐败的重要一环。解放思想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时代弄潮儿前赴后继，不懈努力，作出奉献甚至牺牲。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赏罚机制，培养和任用大批符合时代需要的各级领导干部尤为重要。

　　关键词：解放思想　制度建设　赏罚机制

　　以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至今，我们已经经历了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回顾和总结过去3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以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都需要在“继续”中度过，都需要不断地做好“继续”的大文章。

　　党的十七大报告告诉我们,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新年贺词中说道：“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年献词发表的第二天，胡锦涛又发表了题为《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文章。

　　“继续”两字的含义颇深，贯彻落实的任务更大。所谓继续，说的是连续不断、不停止的意思，是后一个阶段与前一时期相互联系的意思。

　　强调“继续”，说的是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包括党的十一届三全中全会）以来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今天，我们要想取得可持续增长，就必须“继续”坚持这些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毫不动摇，贯彻到底；

　　强调“继续”，说的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艰苦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一个好的政策和措施，一个好的决策和预算，不是一届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一届中央政府就能完成凑效的。它需要几届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方能实现。所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文件精神，做好“继续”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要有迎难而上、锲而不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进取精神。要准备应对尔后可能出现的一切新的问题、矛盾以至危机，使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强调“继续”，说的是我们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是一个逐渐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一切党的组织、全体人民都有权利和义务在贯彻落实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修正它、完善它，使其更加科学，更加完备，更有利于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我们要反对那种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我们需要提倡和鼓励的是勇于质疑、敢于探索的创新精神。我们要敢于和善于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习为我所用，在于学习为活生生的现实服好务；

　　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一项需要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不懈奋斗的艰巨事业。我们需要的是同舟共济，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的良好舆论环境，排除和反对一切动摇、干扰我们正常工作的错误思想和行动。“继续”是一篇大文章，让我们都来开动脑筋做好它。本文仅就制度建设问题发表管见，以促进思想解放见效于实际，促进我们的各方面工作。

　　一、 广开渠道，切实保障公民权

　　中国的30年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体中国公民参与实践完成的。而曾经发生的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人民群众相信不够，没有足够通畅的渠道保障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1986年7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会后，这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送到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同志看完后未动一字批示“很好，全文发表！”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也批示：“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8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同志的这篇文章。

　　万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万里认为，为了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

　　现在，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为他们的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比没有论证更坏。万里指出：“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接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领导者可以不同意研究人员的观点，否定他们的结论，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但不能强迫研究人员违心地改变观点，修改结论，以迎合自己的需要。为使我国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更大的保证，我们需要采取立法措施，使决策研究工作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逐步使决策做到制度化、理性化。”[1]

　　万里同志发表有关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文章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2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领导决策机制和领导者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当我们认真回顾和学习这个讲话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继续”解放思想仍是大有好处的。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变。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出：“民主应当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们党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以后，明确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和内在要求，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增加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并指出：“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切合实际，避免失误。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面临的困难，也只有为群众所了解，才能被群众所理解。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的顺畅的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 20年来，我们的政府和新闻媒体，正是根据“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精神，公开政务，公开报道，使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工作作风的转变都有较大的起色，使我国新闻媒体的改革也有了许多大的变化和进步。

　　历史是向前进步的。任何停止的观点，一成不变的观点都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都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强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实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十四大报告）在这里，我们党不仅提出了完善决策机制的具体方法，还第一次使用“传播媒介”和“舆论监督”的提法，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更深一步。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们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十五大报告）在这里，已经提出了要让人民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自己的事务，要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些提法的理论根据就是，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向人民群众公开自己的工作过程；只有向人民群众公开自己的工作，才可能接受他们的监督，否则，民主监督就是一句空话。

　　“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工时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十六大报告）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第一次写进了党的报告，它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报告在论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时，特别强调了“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程序化”的字样，这标志我们党领导人民向着更加科学有序的方向迈进，更加体现我们党执政能力的提高。报告中还强调了公民“直接”和“有序”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根据党的报告精神，2004年3月14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提出 “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为达此目标，不仅重申了上述思想，还提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气势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从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到今天中央相继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200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1 月9 日新华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起实施），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坚持拨乱反正，继续思想解放的结果。

　　历史发展到今天，对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两句话也要作出修改了，即改为“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这是对人民主权的一种回归，这是国家工作人员真正行使公务员职责的必须。当然，这种“报告”和“决定”也是要按照一定的科学有效的程序进行的。[2]

　　二、 规范管理，确保领导决策程序化

　　任何良好的愿望和满腔的热情,没有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终是不能达到目的的。经过20多年的历程，我们国家已经从注重决策的科学化到关注决策程序的科学化，这是一个伟大的发展和巨变。各级领导已经从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只有关注过程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关注结果的科学性，只解决一个工作的优劣得失，而关注程序的科学化，则事关整个国家和地方、部门工作的成败。同时，它也是提高领导者素质，有效地防止和杜绝腐败的重要一环。

　　什么叫程序，所谓程，讲的是规章、制度或形式；序，讲的是区分或排列位置。程序是指事物运动的某种次序或过程或环节，含有某种秩序或顺序的意思。程序一词有两用，作名词时，讲的是事物运动的排列顺序，表现为一种相对静止状态；作动词时，讲的是为达到某种状态而进行的运动过程。这种过程包括按时间要求（如先来后到）或按年龄要求（如尊老爱幼）或按紧张程度（如轻重缓急）或按量度需要（如大小多少）等依次排列的工作或运动步骤。

　　在大千世界里，不论是自然的运动，社会的运动，还是人类的思维运动，无处不存在着程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这样的话，天底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表明了世界的多样性。树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相同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呢，就在于各种各样的树叶在颜色、形状、大小、质地的程序排列不同。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的程序体系将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的。高明的美术家能调成彩练舞当空；出色的音乐家能谱写华章唱千古；称职的主妇们能调出酸辣苦甜使家庭温馨；成功的政治家能力挽狂澜、运筹帷幄、富国强民。这一切都离不开程序，离不开对各种不同事物程序的认识、运用和调适。孙膑懂得程序的运用，只在马匹出场的先后秩序上作了一点调整就使田忌战胜了齐王；宋代的丁渭懂得程序安排，设计了挖沟（取土）——引水入沟（运输）——填沟（处理垃圾）这样一个“一举而三役济”的施工程序，使抢修皇宫的工程不仅“省费以亿万计”，还大大缩短了工期。当今网络时代，无数编程高手，更是让人们的思维时间和空间大大向前拓展！[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制度文明。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但是，长期以来，政府重大决策靠行政首长“拍脑壳”，执行靠部门领导“拍胸膛”，出了问题相关责任人则“拍屁股走人”。这种政府行为的“三拍现象”并不少见。这种决策程序的随意性，严重地影响着决策的科学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损伤和危害。

　　民主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多数人的意志依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决定的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完全按照人民中的每一个人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只能按照人民中多数人的意志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公民在当家作主的过程中，也必须是“有序的政治参与”，而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无政府主义。

　　民主的重要特征就是按程序办事。多数人的意志要通过程序才能表现和承认。如果多数人的决策和选择出现错误，也只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改正。所以，程序化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院教授谷口安平先生说过：“我们的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唯一程序是能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则无论是何结果，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5]可以这么说，对程序的重视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的程度。

　　由于程序的不科学或人们不按科学的程序去办事而带来损失和造成不好影响的事在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有发生。而且，如果程序设计得不科学，越是参与性强、透明度高，其造成的不良影响面就越广；如果程序安排得不科学，越是动用了法制的力量，越有强制性的害处，因为不科学行为可以在法制的保护下大摇大摆地引人们入歧途。

　　在我们经历了决策科学化的20多年实践后（当然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特别需要提出加强领导决策的程序化。

　　程序化大体包括程序的科学性、程序的公开性和程序的合法性等方面的内容。

　　所谓程序的科学性，就是要求程序的设置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性，人们按此办理能够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为保证程序设置的科学性，需要把握好两个方面。其一，要把握好程序制定的价值前提。所谓价值前提，说的是该项程序设定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它是否符合我们当前的情况。程序是为决策和其他一切工作服务的，设计者只有明白了该项工作的意义和这项程序设置的作用，才可能设计出符合要求的程序来；其二，要把握好程序制定的事实前提。所谓事实前提，说的是制定该项程序需要的科学手段。不同的程序需要有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手段需要有不同的科学知识。设计者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又懂得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去设计程序，这样的程序才符合实际的要求。

　　程序的公开是对人们公民权利的一种维护和尊重。知情权是公民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程序的公开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人权的维护和尊重。除了那些涉及国家和集体机密、个人隐私和某些特殊的程序不能公开外，公民有权了解一切他们应该知道和希望知道的活动程序。程序的合法性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人格与自由权利。所以，法律界有人打比方说，实体错误只是把一个东西称错了，而程序错误则是把称杆上的定盘星定错了，称什么东西都不准。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政治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实现政治管理和决策的有序性，减少政治管理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减少不按法律法规决策，坚决杜绝个别领导人主观意志和集体走过场的非程序化决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都出台了一些程序化的管理条例，如2004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武汉市重大决策程序规定》（试行），并于2005年出台了《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社会公示、听证办法》、《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专家咨询论证办法》、《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集体决策办法》等3个配套法规。本人作为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参加了上述有关法规的讨论。2005年10月19日，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内第一个规范政府重大决策程序的政府令——《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2007年3月1日起上海市正式施行《上海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强烈地震,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遭受了巨大损失。在采取紧急救援措施后，6月3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主持召开会议，部署灾区恢复生产工作，讨论《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为增加规划编制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灾后重建规划组办公室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上开设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建言献策》专栏，欢迎国内外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共绘重建美好家园的蓝图。政府行政,即使是在紧急姿态下，也没有忘记依法行政，广泛吸收公民参与，标志着我国的科学管理迈入了程序化的轨道。

　　程序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组织管理者的素质和水平。同时，为了保证社会组织运动的程序化，还必须保证和加强对程序设置的监督，这种监督可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需要采用党纪检查、法律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

　　三、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

　　解放思想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时代弄潮儿前赴后继，不懈努力，作出奉献甚至牺牲。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培养和任用大批符合时代需要的各级领导干部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的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任用、监督、处理等制度。我以为，奖励和惩罚是其中一项神奇而有力的杠杆。奖励是社会对人们良好行为或成果的积极肯定的信息反馈——促使人们将这种行为保持和增强，加快人的自我发展、完善，为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惩罚则是社会对人们的不良或不正确行为的一种否定的信息反馈——促使人们的行为变异，增强反应强度和内驱力，教戒他人，规范人们向着信息发布者确立的目标趋近。它是社会制约的一种手段和方法。[6] 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扭曲的赏罚机制阻碍和压抑了大批优秀干部的涌现和成长。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探索性。改革者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提出别人未曾提出过的见解，由此而产生争鸣和非议是少不了的，在探索中出现不同意见或错误意见或被别人误解为错误意见，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作为决策机关、领导人、舆论单位，鼓励和赞赏的应是人们为之探索、创新的精神（也包括社会效果）。而不能以权力者个人的好恶作为评价人们行为和成果的标准。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见之报端，受到领导人接见和奖赏的，只是那些提出被政府及有关部门采纳方案的一批人或少数人。对于其他参加研究、争鸣者和其观点却很少介绍，更谈不上奖励。既使偶尔介绍，也只是作为陪衬，作为领导者开明的一种摆设，有的甚至是作为批判的靶子抛出。

　　现在不少地区和部门，领导者和组织人事部门往往把对人才的奖赏误认为都要提拔到各级行政领导岗位上来（这实际上是官本位在人才培养中的新表现），而且提拔的也只是那些被领导者采纳理论和方案者，对那些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或被领导者、其他人误认为是错误意见者，则不予重视，有的甚至以“政治倾向有问题”、“不尊重领导、狂妄自大”为由予以行政处罚。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是与他的利益相关的。在这种扭曲的赏罚机制的作用下，为了得到社会的好评，为了得到领导人的赏识，为了获得优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势必会有人只注重揣摸领导人的旨意，做奉命文章或作“注释家”（有些人特别是有的年轻学者已经尝到了甜头）。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必将引导人们趋炎附势，急功近利！长此以往，科学将不复存在，真理将暗淡无光，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将会停滞不前，落后于实践。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种不正常现象，其中就包括建立和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

　　2008年7月14日至15日，中央组织部在京召开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座谈会，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内部要充分发扬民主，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和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考核评价干部，树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用人导向。选用干部既要重能力，更要重品行。要重用那些政治坚定，有开拓创新精神，工作有实绩，清正廉洁，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李源潮特别提出不用四种人，即不用那些以权谋私、为己干事、干部群众信不过的人，不用那些不负责任、拉私人关系、投机钻营的人，不用那些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老好人”，不用那些不干实事、无所作为混日子的人。[7]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以为还要坚持不用那些思想保守，不思进取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左派”人物。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不能让这样的人进入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层，以免给人民造成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鲜明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左”倾的错误，使我们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当我们党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左”倾错误仍是阻碍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为此，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注意反右的倾向的同时，10多次提到反“左”倾错误。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报告中对中国近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左”和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进行了阐述，指出，安定团结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原因在于及时排除各种“左”和右的干扰。报告中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春发表南方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导下于当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会议明确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的五年时间过去了。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仍然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求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又是一个5年过去了。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党的报告中已经没有关于反对“左”和右的文字。但是，在大会通过的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关于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四条基本要求中的第一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就明确地写着：“反对一切‘左’和右的错误观点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002年到2007年，再一个5年的时间。在大会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仍然清楚的写着“反对一切‘左’和右的错误观点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字样。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党在自己的报告和章程中对反右和反“左”提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当然都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情况作出的正确判断。问题在于，改革开放30年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30年了，为什么“左”一直是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以至于我们党不得不多次在党的文件中重复提出“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呢？我们常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正是因为我们队伍中还有一些坚持“左”的思想路线的人，才可能使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出现“左”的可能性以至在党的文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敲起“主要是防止‘左’”的警钟。诚然，我们不能用“左”的那一套整人的方法来治“左”，但是，对于“左”绝不能放任自流，对于坚持和散布“左”的错误的人绝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必须研究如何采用一定的舆论工具透彻批评“左”的错误和危害的问题，必须研究如何谨慎地从组织上解决不让有“左”的错误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更要研究从文化、教育、宣传等更广的范围内消除“左”在中国生长的土壤的问题特别是对下一代的影响问题。如果不在赏罚机制（包括思想路线、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上采取一些使“左”的错误无法生长、难以传播、不得好报的具体措施，我们可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仍要重提“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那将是我们党和人民的悲剧，不幸也就在所难免了。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它将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克服种种困难、矛盾而前行。其间，我们必须努力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加强制度建设，让解放思想的魅力见效于我们的各方面工作。这才是我们对30年前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好纪念。

　　注释：

　　[1]参阅2007年第1 期《民主与科学》第43页。

　　[2]赵振宇：《说了不白说——论民主进程中的公民权的保障与实施》，《南方传媒研究》第九辑，2007年8月出版。

　　[3] 赵振宇著《程序的监督与监督的程序》第15页，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

　　[4] 《邓小平选集》第2卷333页，人民出版社.。

　　[5] 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第37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赵振宇著《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第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李章军：《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集体》，《 人民日报 》 2008年7月16日。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高级研究员，武汉市社会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