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大丑闻 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１９６４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４３．５６万人，美国统计死亡４４．７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着：《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下册，９１６页注释２）。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４５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４５万。

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５０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１９４１年有１２个，１９４２年有１５个，１９４３年是高峰的一年，有４２人叛逃。５０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大家看见没有，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５０万。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３２７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出版。

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蒋粉丝为蒋介石翻案的时候，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

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１９４４年４月中旬，日本６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５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３０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３００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３００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１００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１９４４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５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该书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中说：“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

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１９４４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该书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１９４３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五：抗战后期日本放蒋介石一马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中说：“到１９４４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１９４２年５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与中国“精英”们拼命鼓噪地“敌后战场中共武装是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观点不同，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

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１９３９年年中到１９４０年年末之间的１８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７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１９４１年底治安地区为１０％，准治安地区为４０％，未治安地区为５０％”，导致１９４１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１９４１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１９４４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３个特别市和４００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３个特别市以外，只有７个县（占总数的１．４％）。有１３９个县（３１．５％）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６６．９％的２９５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１９６７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