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宿迁十年路

周文水
2006年07月03日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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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宿迁争议仇和
认识仇和，知道宿迁，是因为媒体的“阴暗面放大效应”的功劳。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以前知道这个城市，除了黄河古道，除了西楚霸王，就仅仅是因为这个城市太穷，经济排名全省倒数第一，在江苏这样一个富裕省份显得特别扎眼。
但这几年，宿迁市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了。主要是因为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又被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l／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也许在《焦点访谈》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高频率地关注一个地级市的风风雨雨。
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负面新闻”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那就是仇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官员如此多次与“负面新闻”搭上线，他的政治生命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顺利地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这在中国特色的官场中，也算得上是个不小的奇迹了。
如果说前面那些“动作”被曝光时，仇和还是隐身幕后的话，那么，《南方周末》～篇题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文章，却将仇和本人推向了争论的前台，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在媒体的频频曝光中，“争议”竟然成了宿迁在全国都叫得响的“土特产”了，仇和自己也把这种现象戏称为“阴暗面的放大效应”。
2004年2月，《南方周末》记者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为题，全景式地叙述了仇和近几年在宿迁的争议施政。文章记录了宿迁以黑色路面、小城镇建设为代表的“政绩工程”，记录了宿迁“一卖到底”的教改、医改；塑造了仇和整治官吏留下的官场“恶人”形象；塑造了仇和毫不手软的为官、治民形象。文蕈将仇和定性为和他名字一样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有着和他名字一样充满矛盾的模糊评价。
虽然文章作者对仇和评价也非常模糊，但文章中“西方国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之类激进的“仇和语录”却被广泛传播。
也正因为对这些“仇和语录”的不同解读，再加上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手段，仇和以及宿迁的改革又站在舆论的靶子上了。于是，“独断专行”、“个人英雄主义”、“酷吏”、“精英政治”、“是人治不是法治”等一系列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成了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责难仇和的用词。
今年1月份，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媒体一片惊呼：仇和的升迁预示着官场潜规则的变化，彰显了体制空间的扩展和政治的进步。而随后，宿迁民间在关注市委书记仇和去留的同时，也在关注其所推行的宿迁改革能否继续，人们担心“人走政息”的故事又会上演。
4月13目，用了3个月时间做了“交接班”，仇和终于离开宿迁赴南京上任了。送别仇和时，很多人含着眼泪，难舍难分。仇和用艾青的诗句表达了感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仇和发表的题为“感谢宿迁人民”的讲话中，他用了这样一段话来总结宿迁恩怨十年：“虽然过去的一切不能假设，也不能挽留住岁月，却可以挽留住岁月留给我们的借鉴和启示、激励和鞭策，以便我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而在最近江苏省政府领导分工中，仇和除负责城乡建设、交通、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外，还有一个更令人注目的职责，获权协调苏北发展。有舆论认为，仇和在宿迁主导各项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公共关系，有助于协调省各部门与苏北各市的关系谋求协调发展，也使得宿迁不至于出现“人走茶凉”的状况。
自从升迁以后，仇和除了在公众场合出席活动外，几乎没再接受过媒体的采访。许多媒体联系采访他，希望他能对宿迁十年有一个总结和反思，都被他婉拒了。他说，他现在必须埋头苦干。而本报记者在他升迁前的一次采访，也许能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这名个性官员，认识十年的黑白宿迁，十年的争议仇和。
“让历史和时间来鉴证　宿迁改革”
记者：在媒体对您在宿迁的改革进行报道以后，宿迁和您成了舆论的焦点，一些评论认为您采取了激进的方式进行改革，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仇和：媒体《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一文发表后，在舆论界弄得沸沸扬扬。一些从来没有来过宿迁、也从来没有与我进行过交流的人，就凭这篇文章发表评论，我用两个词来形容，一是望文生义，_是郑八丢履。没有掌握客观事实，凭一篇文章就对一个人、对一个地区进行评论，难道不是望文生义吗?你没有到宿迁来过，你没有和我以及宿迁人交谈过，难道不是郑人买履吗?
但我们不会因此责怪媒体。媒体是没有恶意的，媒体是中性的，媒体是无辜的，我从来对媒体没有意见。关键是怎么看媒体。中国监督很多，有纪委对党内的监督，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监察对行政的监督，检察对司法的监督，审计对财务的监督，媒体对社会的监督，这些监督通常都很难到位，原因是有效的资源公开程度不够。我认为最有效的监督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而在目前中国，最能体现人民群众监督的就是媒体。因此我们不能对媒体太苛刻，那是老百姓表达监督的阵地和机会。我从不责怪所有对我和宿迁改革的评论，甚至言辞激烈的、与事实有出入的报道。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各类媒体、各界朋友来宿迁走一走、看一看。
记者：舆论对您的压力大吗?
仇和：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压力。我追求的是群众认可，社会认同，组织认定。作为市委书记，我比外界更了解宿迁，更了解宿迁的改革。同样，宿迁的老百姓对宿迁最了解，他们会作出他们的评判。
因此报道出来后，有熟悉情况的同志来电表示不平，要我回应。我说我根本不去争议这些东西。我同样要求全市干部对此事要拳击海绵，不作反弹，闭口务实，埋头干事。
有人说，宿迁和我是用不民主的方式推进改革，是在搞人治。你们到宿迁可以感受到宿迁是不是在搞人治。人治与法冶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法治，人治绝对不可能是零的。不能把人治与法治看成是非的两极。我们经常搞极端，非此即彼。能不能搞中间状态?所以现在讨论、评论、议论、争论太多。真正静下心来，不浮躁、不唱高调，要有信心，要有决心，要有恒心，要有耐心来干、来操作，我看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是人治还是法治，我想还是让宿迁老百姓来测评，用“三个代表”来测评，让历史和时间来鉴证吧。
“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
记者：有人曾经说，宿迁这样的地方，神仙来了也救不活。从这个意义来讲，在宿迁做个没多少政绩的“太平官”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您为什么选择了风险成本比较高的、激进的改革呢?
仇和：中国强调改革发展稳定有20多年了，我们依然无法详细描述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发展是什么，稳定又是什么。但这又是每一级党委政府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说中央强调改革发展稳定，到省、到市、到县、到乡，每层每级还讲改革发展稳定，以会议贯彻会议，以精神指导精神。全国有30多个省市，有200多个地级市，2000多个县，大家都不想冒风险，都不想付成本，都不想花代价，都眼睛向上看，都等中央来决策，中央不可能代替省、市、县、乡，那么改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有人认为现在改革的环境很差，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改革的空间很大，关键是愿不愿、想不想改革。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谁都不想冒一点风险，谁都不想付一点成本，谁都不想花一点代价这样等，等到最后是落后的，稳也是稳不住的。
记者：在对宿迁改革的评论中，许多人认为您比较独断，看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干，并且是一个重结果轻过程的人，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仇和：我们要允许不同意风、不同思想存在，这本身就是一咱监督，不是坏事。但是当大部分人趋向、认同、看准了的，你就要先干起来再说，用实干的过程，用取得阶段性成果再回来统一思想，那样更容易些。所以我们提五负句话：在改革中解放思想，在发展中统一思想，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在探索中更新观念，在创新中转换思维。解放思想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不是价值坐而论道的过程，不是讨、争论、议论解放思想的问题而在实践中，我们不要过分吊老百姓的胃口，空许诺、夸海口。你踏踏实实埋头干，不造势，不炒作，到后来老百姓发现你干的比讲的到位，比许诺的还要多，这本身就是一个赢得民心的过程。
“宿迁的每项改革都是非常慎重的，并不是我仇和拍着脑袋就决定的”
记者：作为为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您认为改革、发展、稳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宿迁又是如何贯彻这些目标的？
仇和：我的理解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权力配置的资源最小化。要使权力配置、手段配置、人为配置、暗箱配置最小化，最少化，而通过制度，通过公开，使得客观配置最大化，最多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最大化，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最小化。
具体到狭义区域经济竞争来说，改革就是打时间差，浙江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就因为他们提前了15年搞市场经济，打了时间差，你没改我改了，你晚改我早改了；开放打的是空间差，引进来走出去，异地交流，内培，外引；创新要打信息差，始终把握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理念；固定下来就是制度差，制度先进导致人先进。
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做什么事我都追求科学。宿迁改革分了三步走，第一，瞄准发展的前沿，到周边省市去考察学习，捕捉信息，不重复别人已走过的弯路。这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第二，请专家学者进行问诊把脉，落后地区的领导可以不聪明，但不能不开明。为什么省内对宿迁改革没有争议呢，因为宿迁的改革是建立在广泛征求他们意见基础之上的。第三，就是在市内广泛进行大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本市没有争议的原因。
记者：您在宿迁的改革受争议最多的就是教育改革和卫生改革，在新一轮医疗改革反思中，“宿迁模式”甚至被称为中国医疗市场化的样本了，为什么您会将着力点放在了这两个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领域?
仇和：现在国家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非常及时，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以发展人、改造人、提高人为目的，绝对不能只追求GDP、财政收入。GDP在经济发展中是一个手段，人的发展是一个目的，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无一不是以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来启动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改革开放26年，为什么物质满足得很快?文化方面，我讲的是“大文化”，科教文卫体为什么满足得很慢?我感觉，主要是市场缺位。实际上反思一下，可以说是政府在某些方面越位，某些方面不到位，某些方面又存在缺位。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分开，把事业性质和产业性质分开，把经济性和社会性分开，把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分开。
有人说我们是一卖到底，其实宿迁没有卖一所学校，也没有卖一所完整的医院。只是把原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和企事不分适当分开。宿迁实行乡镇丽院制，有一个医院一个卫生院，是江苏惟一的卫生院到村的，到村里都有防保员。
记者：“独断专行”、“武断”是许多人对您改革的评价，因此他们认为宿迁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存在危险。
仇和：其实，我们宿迁的每项改革都是非常慎重的，并不是我仇和拍着脑袋就决定的。我们改革坚持五句话十个字：理性、规范、有序、扎实、稳妥。我讲是社会事业改革，特别是教育和卫生，第一要符合事业的发展方向；第二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第三要规范操作；第四要不损害服务者和服务对象的利益；第五，要稳定。可以说，宿迁的每项改革都是建立在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基础之上的。说句实在话，对一项改革，特别是涉及到教育、卫生这样重大的改革，如果没有95％甚至98％以上的把握，谁也不敢拿500多万宿迁老百姓的利益开玩笑、做试验，谁也承担不了试验失败的后果。在这一点上，宿迁不仅经得起明察，也经得起暗访。虽然改革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问题，但很多问题是理解问题，要有个过程。同时，我们也教育宿迁的干部，解放思想你不能胡思乱想，更不能胡作非为，要经得起明察暗访。
“宿迁还会前进，仇和也不会停下来”
记者：有人说，宿迁的改革打上了很深的“仇和烙印”，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仇和：如果一定要说宿迁的改革有什么烙印，我想就是机制上的烙印。1995年，我在美国培训期间，读了一本叫《政府的革命》的书。这本书是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推荐给美国官员读的，副标题是“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看后很受启发。用企业家的眼光来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将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宿迁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思路，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进行运转的。我们最终目的是把老百姓变成经济发展的主体，变成民主政治的主人，变成文化繁荣的主角，变成社会进步的主力。我一直认为，市场化过程在政治领域里实际上就是民主化的过程。
记者：“宿迁事件”、“仇和现象”不断地出现在全国舆论的漩涡里，并且大多是呈负面状态的，这对您改革的心态有没有影响?您还会坚持您的改革道路吗?
仇和：有人问我是不是压力很大，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压力。一是有老百姓支持，第二是有省委、省政府支持。我还是坚持认为，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改革确实是要冒点风险，改革要有个过程。宿迁的改革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许多事情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是因为改革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太多，一些改革扭曲了。典型的是信息不对称，民间的意见、民间的呼声不一定能反映上去，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学原理被忽视了。一项决策、一项改革措施哪怕是99％的人赞成，赞成的声音是默默的接受，不会去唱赞歌，不会写人民来信，更不会写表扬信，上面是不知道的，但是有1％不赞成的，他什么都来，大写真、焦点访谈、新闻110、人民来信、传真什么都有，往往被放大了，就是阴暗面的放大效应，这是一个原理。一个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想干事、能干事，他做10件事，有一件错了，9件事上头不一定了解，而错事非常敏感，所以导向很重要。
我很认同小平同志那句话，“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宿迁还会前进，我仇和也不会停下来。
摘自《人民代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