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 政策全面转向

1993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作为政坛的后起之秀，朱镕基主导中国经济将近10年，他的经济政策和他的个性一样鲜明，也和他的个性一样褒贬不一。

在他推行的诸多政策中，争论最多的也许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争论最少的，则是他自1993年7月至1996年末带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

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但是经济增长率则只从1..6%回落到9.7%。

那时候美国1990年代的长期繁荣才进行到一半，美国经济还没被叫做“新经济”，而自1970年代以来，凯恩斯理论失灵，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难题一直困扰各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

因此，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朱镕基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极少有人对软着陆提出质疑，而国内经济学界一直被戏称为“十个人能提出十一种说法”。

1993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但是怎么才能既让这匹瘦马停下来又不心肌梗塞，国内的领导人并无成功经验，失败的教训却近在眼前——1988年底开始的“治理整顿”固然让通货膨胀率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

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4.7%，已经向1988年的最高记录逼近。老百姓则再次萌发出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

刹车在1993年下半年已经狠狠地踩了下去，但是1994年的情况看起来却更加糟糕，GDP增长率下跌了一个点，通货膨胀率则上窜了6个多点，达到24.1%，一举刷新了1988年的记录。

行政命令的老办法固然见效快，可是既伤筋动骨又只能收效一时，况且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刚刚宣布了要搞市场经济。

朱镕基决定当一回探路人，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的探路人。

袁钢明回顾说：“他总结了80年代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力图既控制住泡沫经济，又要让经济保持足够的增长，因此软着陆就成了他明确的方针。

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不要一下子降下来，调控要逐步进行。1994年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比1993年还厉害，因为这就是软着陆的方式，不会立竿见影，通货膨胀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加热的趋势已经得到缓解。

“紧缩把投机倒把、房地产泡沫的资金来源彻底断掉，但是朱镕基对基础性生产，尤其是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的正常生产还给予保证。宏观调控把集中到沿海的过热过多的资金返流到原来的地方去，这种做法既降低了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的必要增长。”

1994年底，朱镕基自己作了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去年6月中央下发六号文件，7月开始宏观调控。首先是整顿金融秩序，过去的既往不咎，7月7日开始，超出贷款规模乱拆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结果(乱拆借)一下子就刹住了。

“第四季度中央又把银根放松了一些，对企业的流动资金放松了一些，这个放松是大有好处的，否则企业就没法继续生产，就会大起大落。这说明，中央对宏观调控力度的掌握是恰到好处的。”

1996年12月，袁钢明的两个上司、社科院经济所名誉所长刘国光和现所长刘树成在人民日报联名撰文，总结3年半来的宏观调控。据说，看到这篇文章后，朱镕基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篇文章把软着陆的经验总结为4点：第一，及时削峰，而不是等到经济扩张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被迫调整。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从紧而不是全面紧缩，在结构上则做到有松有紧，对低水平无效益的企业紧，对泡沫经济紧；对高水平高效益企业松，对国家重点项目松。第三，适时微调，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微调和预调。第四，自始至终抓住软着陆的主线。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加快增长扩大就业为先，一度是争论的焦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则明确提出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并且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任务。

正如这篇文章写到的那样，在软着陆的问题上，经济学界并非自始至终都在用一个声音说话。事实上，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学界就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

袁钢明回忆说：“当时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于是经济学界的分歧开始明显，以吴敬琏、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从紧，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朱镕基当时的看法是还是要防止过热，他还公开批评过厉以宁，提出要继续适度从紧，防止过热、防止通胀回潮。”

“从执行效果来看，”袁钢明评论说，“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下半年非常成功，软着陆的成果有目共睹。当然局部问题也有遗憾，比如粮食问题没有处理好；财税制度的改革结果是发达地区受益更多，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有所恶化；金融过于集中，金融工具收得太死，民间金融彻底关死了，农村金融明显矫枉过正，还有就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很正确，但国企改革没跟上，所以不得不在贷款上对国企开口子，这就使银行改革打了折扣。”

1997年，中国的通胀率剧降到0.8%，经济增长是8.8%，这出乎国内大多数观察家的意料。这里有国内经济政策的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从当年7月份爆发了席卷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致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第四季度突然发生下滑，也使包括朱镕基在内的国内各界人士全面彻底地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增长环境和经济政策。

1998年3月，69岁的朱镕基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几个月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转向，一个新阶段开始了。(本报记者卢嵘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