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浦东拓殖:12年走过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

1990年5月，在首次浦东开发开放新闻发布会上，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突然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发难：我个人认为中国在退步，浦东的开发开放能行吗？

当时的浦东没有辉煌的事实可以反驳这个质疑。

12年后，在中共十六大前夕，当这位路透社的记者再次站在浦东时，他被浦东的现实震撼了。他在自己的通讯中发出惊叹：上海——让世界羡慕不已的城市！

仅仅12年多，浦东就走过了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30多年的历程。

浦东这块10多年前的油菜水稻田如今高楼林立，一批批“国际社区”结邻而居，数以千计的外籍家庭把这块曾经被忽视的田地当成了自己美好的家园和创业基地。

开放信号

开发浦东是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人心所向。

19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窘境：上海“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可谓一石激浪，该报道在上海引起强烈反响，上到政府高层下到普通市民对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振兴上海的最好途径莫过于开发浦东。当时上海官方和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开发浦东至少有两方面意义，一可为上海城市建设探索新路，以老区带动新区开发，以新区带动老区改造；二可作为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重要窗口，加快上海与世界经济“接轨”。

小平同志也非常支持浦东开发。1991年年初他在上海过春节时，曾谈到浦东开发问题，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1988年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后，在前届政府的基础上，继续筹划开发开放浦东，并积极向党中央国务院争取。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终于正式启动。

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镕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

朱镕基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朱镕基在许多场合都在为开发浦东积极造势。

1990年3月1日，他在第八届上海对外经贸洽谈会开幕式上向外界透露开发浦东更为明确的态度：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上海在开发浦东的过程中采取更加大胆的开放政策。

可能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开发开放浦东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国际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在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后不久，1990年7月15日，《纽约时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新闻通讯——《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同年9月11日，《洛杉矶时报》也以《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为题，大幅报道浦东开发的现实和意义。

在那个时期，西方媒体鲜有以如此大的篇幅正面报道中国。

《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一文引用一些人评论说：“如果有人可以使这个计划(指浦东开发)运转，那就非朱镕基莫属。他任命的那些技术型政治家们毫不犹豫地支持着他。”

《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一文中则这样评价浦东开发和朱镕基的关系：世人关注浦东，也意味着对中共高级干部素质的考验。……现任的上海市市长，61岁的朱镕基，被一致认为是中国政坛正在升起的一颗明星。浦东的成功将对他的政治事业提供帮助。

改革典范

开发浦东，缺少资金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朱镕基在1990年5月1日专门为浦东开发筹资做宣传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开发浦东需要投入几百亿元的资金。

而当时，来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内仅给上海提供65亿元资金，而且主要是贷款，大部分资金要靠上海自筹。

因此，外国投资者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但当时上海吸引外资的形势非常严峻。在上海搞一个项目，要盖148个图章，办事程序也极不透明，外商反映尤为强烈。国外的企业家们后来在为上海共谋发展良策时也指出，影响上海吸引外资的障碍，正是一些领域存在的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不高以及腐败现象。

很快，朱镕基显示出他的高效、决断的施政风格。

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朱镕基提出的设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的建议，作为市政府决定获得通过。

经本报调查，上海这个为吸引外资而专门设立的直属省市一级政府领导的行政机构，当时在国内还不曾有过，它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简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后来，上海的这个“创造”在全国很多地方被广为应用。

1988年6月10日，上海市外资工作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即开始正式对外办公。

“但要打开局面相当不容易，朱市长希望的‘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显然会触动当时既有的利益格局。”叶伯初说。这个76岁的老人1988年是上海市建委副主任，当时他已到了退休年龄，突然被朱镕基调到外资委任委员，分管基础设施的配套以及投资环境的硬件配套。

当时包括叶伯初在内的许多官员，思想上都有一个顾虑：你这个机构有这么大的权威性吗？“一个图章”能在所有的单位通行无阻吗？你这个机构人员的素质怎么样？会不会乱审批？能不能代表各方面的利益？

“朱镕基自有他的办法，他不仅在思想上做工作，更重要的是在组建过程中巧妙运用了很多科学、周密的方法，从中体现了他的领导智慧。”叶伯初说。

首先，外资委是在原有的体制架构下组建，而不是推倒原有架构。即原来各单位的职权都不动，新机构建立之后，与各部门密切联系，帮外商将各方面手续工作协调完成后，盖一个图章。

其次，团队组建也非常合理，将各单位原有负责人之一(副主任)叫来做委员，而不是另起炉灶。这些委员身兼两职：外资委委员、原部门副主任。这样工作协调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另外，为了保证外资委工作人员的素质，约30位具体工作人员也是从相关单位抽调的精兵强将，保证了工作的质量。

《今日上海》杂志1998年11月的文章评论说，朱镕基想借此树立上海良好的国际形象意志之坚决，从他为这个委员会配备的强大阵容可见一斑。担任市长的他亲自兼任主任，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黄菊兼任第一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叶龙蜚任常务副主任，再由市计委、市外经贸委、市经委和市建委四大机构分管引资工作的副主任分别任委员。

一种权威由此产生，“所有外商投资项目一经这个委员会拍扳同意，全市所有部门都必须通力合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推进。该机构的功能除了审批、管理以外，还兼具协调、服务的性质”。

叶伯初说，外资委建立之后的效果是明显的。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14个小组主动上门听外商提意见。这是前所未有的。此举让所有外商颇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投资信心。

叶伯初认为，外资委设立后的政治效应也是很突出的。“六四”风波后，美国、欧盟等限制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几乎所有的外商大都持观望态度，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已经在上海投资的外商几乎没有撤走的。就这一点来说，外资委功不可没。

另据当时国内评选“最佳合资经营企业”的结果表明，10个当选者中，上海就占了6个。

强将手下无弱兵

浦东开发办的骨干基本上是朱镕基亲点，而且大部分是技术性或学者型官员。

浦东开发办原负责人沙麟说，镕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可以说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而且他也很愿意让下属展示自己的才华。

沙麟回忆，1991年4月朱镕基带领上海代表团访问法国时，他只开了个头，接下来就让我们演讲了。我们都是用英语演讲的。这给外国朋友的印象很好：他的手下个个能力很强。他不像有的领导，不喜欢让下属出风头，表现自己的才能。我们看得出来，当时他是那样的放松，敢于用人。

他说，那次出访曾经难住了中国几家媒体驻法国巴黎的记者，因为朱市长常常撇开翻译，用英语直接与法方人员交谈。而且在后来法中协会举办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报告会上，不仅镕基市长用英语演讲，而且上海市外国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叶龙蜚和我都用英语作报告。这把许多只懂法语不懂英语的驻法记者急坏了。请一个翻译要每小时150法郎，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三四名记者围着时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的徐匡迪，请他做同声翻译。

后来有媒体的记者留心了一下，发现朱镕基带出来的人个个都能讲流利的外语，这与过去很多中国代表团所有的人都围着翻译转形成鲜明的对比。

沙麟感叹，在朱镕基手下工作的心情是兴奋而舒畅的，又十分紧张，大家工作的节奏很快，兢兢业业。但他对问题的了解十分深刻，无形中对下属汇报工作形成了一种心理压力，大家要准备充分了才敢汇报，不然三问两问就把你问倒了，官僚主义在他这儿是行不通的。

“他非常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很多人说他厉害，不敢在他面前汇报工作，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掌握的东西比你还多。”沙麟说，“但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不’，只要你说得出理由。”

他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在上海《文汇报》作了一次有关浦东开发的座谈。第二天他知道了，就在会上说：“你们才做了多少研究啊，就都发表大块文章啊？”后来我把有关这次座谈资料寄给他，他看看我们准备很充分就不说了。

一位在朱镕基身边工作过的上海官员这样评价他：朱市长是“刀子嘴巴菩萨心肠”。

沙麟断言，他批评了很多人，但从来没有无缘无故“伤害”过人，他总是为公不为私。

当时，正是朱镕基的严厉要求，浦东开发办工作人员的精干高效作风名扬海内外，甚至《纽约时报》也撰文赞扬：开发办的工作人员全然没有通常的中国官员那种官僚作风和暮气沉沉的味道。

国际友好人士评价，朱镕基在上海主政时开始表现出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实际行动，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方面，给浦东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自己开明的政治形象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