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从西方到中国

公民教育，从西方到中国时间:2010-11-17 09:43 作者:周雁翎
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型中的儒学，加上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意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在内外因的共同冲击下艰难重塑。如果说经济秩序的重建是一本难念的经，那么文化精神的重建更加路漫漫其修远。
2010年的互联网见证了《公平与正义》在中国的火爆。这门课由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勒开设。在成为网络公开课之后，12集教学片被搬上Youtube网，点击量居高不下。很多中国学生自发为这门课配上中文字幕，在各大网站上广泛流传。
这是此类课程第一次进入到中国学生的视野中，而在美国，桑德勒已经讲授了近三十年。自踏上哈佛讲台的那一刻起，他就坚定了“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课堂上，他用苏格拉底的诘问式方法开拓学生们对道德、政治和自身信念的认识。
在公民教育领域，美国一直都先走一步。1913年，上海群益书店翻译出版了《美国公民学》，这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公民读本，也是“公民教育”概念在中国的第一次萌芽。
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在“五四”以后的新教育实践中，公民教育课程曾有过短暂的兴盛。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公民教育”退出了课程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公民教育又被提上议程。一批关注公民教育的教师、学者、出版界人士都怀着理想，倾注心血，致力于培育适宜公民教育的土壤。
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中心主任周雁翎就是这群理想者中的一个。在他看来，公民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推进社会现代化，中国既无法拒绝也无法回避这种客观要求，”周雁翎解释说，“因为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普世要求。所以我认为，目前在中国推进公民意识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一财经日报：西方的公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是否与西方的宗教和社会传统有关？
周雁翎：公民意识伴随着公民的产生而产生。西方的公民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政治生活。在古代希腊的城邦社会中，公民是有特权的少数自由民，他们具有平等、公开地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如制订法律和规则、参与选举和公共决策等。古希腊城邦的公民的特权是与生俱来的。
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由于平民的斗争，公民权逐渐扩大，所有罗马人都成为了公民。全体罗马公民不但有参战、纳税等义务，而且也有选举、参政等权利。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斯多亚学派所提出的“世界城邦”和“世界公民”的思想——世上的一切人均为兄弟，都是世界公民的一员，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种全新的公民意识，为新型公民的出现创造了理论基础，也为基督教的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公民问题上，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培养了西方人对世俗政权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起源于中世纪末期的西欧城市自治运动，是市民群体向世俗政权提出对等的权利要求，这是近代公民意识的觉醒。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公民意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并走向成熟。
日报：一般而言，西方的公民意识包括哪几个方面？
周雁翎：公民意识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表现为权利；二是当民众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和积极参与——表现为责任。
因此，公民意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协调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即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最近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东亚国家，公民意识被认为还应该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与西方的公民意识不同。西方的公民意识更加强调公民是“政治人”。
日报：西方的公民意识教育是如何培养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
周雁翎：从公民产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公民意识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社会途径，一是学校途径。社会途径包括社会团体、教会和媒体等，而学校途径主要是各类学校提供的课程和活动。
无论是哪一个途径，西方的公民意识教育，都强调通过公民参与和公民实践来进行，强调通过公民生活或者模拟公民生活来进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良好的公民意识能够使民众有效参与公民生活，良好的公民生活可以反过来强化公民意识。
在西方国家，公民意识教育也渗透在家庭教育中，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鼓励他们参与家庭事务决策，尊重孩子的隐私权利，让孩子明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等等。因此，西方的公民意识教育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广泛的参与性。
日报：公民意识如何与中国的传统对接？
周雁翎：公民意识除了主要包含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两个方面之外，还包括公民道德的内容，如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这些都与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道德观是共通不悖的。但由于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过分强调个人责任而忽视个人权利，因此，在现阶段更要强调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唤起民众的权利意识，最终使权利和责任能达到和谐统一。
日报：在中国，公民意识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
周雁翎：培养公民意识，应该先从孩子着手。孩子的可塑性较强，让孩子从小就了解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可以影响其一生。当然，公民意识具有不同的层面，应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对孩子进行公民意识的培养，由小到大，由浅入深，逐步推进。将公民意识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孩子的亲身参与和体验。
这方面，西方国家有很成功的经验。如美国有一个称之为“美国孩子选举”的非营利性的组织，每到选季，它都与社区和学校相配合，组织未到选举年龄的孩子，到正式投票点观摩，并提供模拟投票经验，以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
日报：在没有系统的公民教育课程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否也正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
周雁翎：目前，在各级学校中，虽然没有开设系统的公民教育课程，但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公民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强烈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是因为，其一，中国正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目前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就是为未来有序的政治参与作准备。
其二，市场经济孕育了公民意识，这种意识就是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和权利意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需要造就大批能够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合格公民。
其三，中国正面临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要融入国际社会，需要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全球化不但要求我们为21世纪的中国培养合格公民，而且也要求为21世纪的世界培养合格公民。
其四，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然而，中国几千年臣民教育积淀下来的“臣民意识”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有赖于造就一大批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新人”。所以，我认为，目前在中国推进公民意识教育时机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