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视“人民群众”到重视“公民个人”

原题为《关于社会动力学的对话》，2007年5月13日

阳子：在下期连载“公民个人权利优先论”之前，我想应当先谈谈它的意义。

玉福：初步看了你的《一个“精神裂变症患者”的自述》，引发我许多思考。我想，你关注的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当代中国人、中国社会组织生产、生活和生态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就是涉及到中华民族拿什么立足于当今世界！

阳子：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社会政治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动力学问题。中国有句耳熟能详的的老话，叫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很形象地描述出传统社会中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即组织权利和价值是首要的、基础性的，亦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原动力是组织，而非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无论是强调“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内圣外王”的儒教，还是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都是重“铁打的营盘”而轻“流水的兵”。帝王将相英雄领袖并不是个人，而是组织的代表，更确切地说是组织行为的体现者；人民群众是组织的主体，而不是主权主体和价值主体。所以，前者把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看作是“草民与朝堂”的关系，后者则把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看成是“水滴与大海”的关系，两都是一种单纯的身份关系，而不可能是一种复合的契约关系。就是说，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所谓“唯心史观”或英雄史观，还是“唯物史观”或群众史观，都是把个人的价值和权利放在微不足道的位置上。尽管后者把“人民群众”放在了历史主体的位置上，从而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可依靠和组织的社会力量。以毛泽东的社会动力观的转变为例，辛亥革命后，到1918年，学生军领袖毛泽东发起并领导了震动全国的“驱张”运动失败后，使他认识到“一张敬尧走，百张敬尧来”，单靠请愿和呼声革命是根本不行的。他对向警予说，“我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俄国革命，使毛泽东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动力。所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号召民众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后来跟斯诺讲，是客观环境逼迫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认识社会问题的方法论，从此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后一篇文章是“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国人的社会动力学观念，从重视“帝王将相”，到重视“人民群众”，虽然都是重视组织的力量而非个人的价值，但在当时还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一观念的转变，是民族文化心理演变的缩影，代表了中华民族社会动力学观念的转折。事实证明，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有赖于历史主体革命主体的重新发现，当一个阶级或阶层认识其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当“人民群众”被重新发现成为革命主体时，社会制度的解体就开始了。

然而，革命战争（包括继续革命）结束，和平建设开始了。随着人类组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扩大，文化背景的交融创新节奏和需要也加快和提升了，许多传统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和组织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个人角色、个人功能和个人价值开始显现出来。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由于个人价值显现和相关权利的需要，也从过去单一的“身份关系”发展到多样的“契约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发展出现了“组织职能专一化个人角色多样化”的趋势。早在20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就在其三部曲《第三次浪潮》、《未来的冲击》和《权力的转移》中提到了信息的重要性。托夫勒成功地预言了一个信息时代的到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组织的崛起，管理咨询专家们和学校里的教授们开始谈论“知识经济”。随着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越来越依靠员工的集体智慧胜出。因此，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成为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在，我们中国又提出建构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型国家的命题，这样，问题又回到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写作“公民个人权利优先论”的出发点，即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在信息社会信息时代必然要发生变化。“公民个人权利优先论”或者干脆叫“公民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对于社会组织中扮演“公民角色”的首要性和基础性，亦即组织动力。很简单，一个充斥着弱小的、依附的、仅仅是物质性、技术性而缺乏精神和灵魂的个人构成的组织（家庭、企业、政府、行会），所谓“集体智慧”、“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是不可想象的。

玉福：那么你的“公民个人主义”，是在社会动力学意义上对历史主体或创造主体的重新发现。我看你文中结构列表中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标题，一个是《作为整体主义的共和国公民学》，一个是《作为个体主义的共和国组织学》。如果没有听到你上面这一番议论，还真的让人费解，其实你是强调个人价值和作为公民的个人角色的多样性，而在共和国的条件下，组织职能和功能应当是专一的。这倒与现在说的“小政府大社会”、“责任政府”的提法有一致性。

阳子：这两个题目是就社会生产、生活、生态创造活动的展开方式而言的。公民个人权利优先理论公开宣告：公民是共和国的根本，公民个人是公民的最高本质。那么，公民个人现实的“三生创造”活动是怎样展开的呢？公民个人，首先是以不同的公民角色——平等自由的个人角色来进行生产创造的。因此，公民个人，既是单数，又是复数，既是个体，又是整体。相对于全体公民，相对于某一社会组织或群体（在若干现有的或可能的物力、财力基础上，由某一类或几类相依公民角色构成），是单数，是个体（角色）；相对于公民个人依时空和自身条件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独立的或相依的），相对于自己在整个社会组织或群体中的个体角色，又是复数，是整体。这些我在正文中都有讲到，这里就不重复了。至于用“个体主义”来形容组织，作为组织的限定词，是针对我们中国人一直把政府等同于国家，把国家等同于社会这一模糊意识来特别强调的。我们现在必须明白政府也是一种组织。只要是组织，其社会功能和组织职能就是有限的，而从“组织职能专一化个人角色多样化”的趋势意义上看，组织内部结构可以是复合的，这是就组织性能水平而言，但在生产、生活、生态创造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职能而言，是不断趋于“个体化”的，是单数。

玉福：中国人在社会、国家、政府三者关系上的模糊意识与现在又回到帝王将相历史观是有联系的。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中国确有针对性。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就注意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套，到了新世纪新时期，人们更是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甚至“瘸了一条腿”来形容这种不配套，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比如“两极分化”、环境恶化、官僚腐化和组织（政府、企业、家庭）行为短期化等“四化”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是文化包括制度文化（事实上的部门所有、行业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集团），是人，是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现在看来，你在20多年前提出的公民个人权利优先论或公民个人主义，即中国社会的根本动力学问题，是越来越“绕”不过去了。

阳子：你这“两个不配套”问题和“四化”现象，概括得非常好。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从不单纯地讲经济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我宁可用过程性语言来表述，如“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政治发展”。这并不是我深知在中国组织力量的强大，为了回避“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敏感话题，而是希望把问题引向根本，引向建设性的解决之道。从80年代提出“公民个人权利优先论”，到前些时候在《新世界时报》上发表《中国制定<公民权法>势在必行》，沿的都是同一思想路线，即社会动力学的思维路线。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现实结论。尽管我真的一下回答不了我读大三的女儿关于“思想有什么用”的提问，但我还是坚信，在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契机尚未充分成熟的时候，思想基础比现实结论更为根本。中国经过近20年连续两位数GDP增长的“涨落冲击”，可以说，已经基本具备了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力量，旧的社会阶层在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形成和重组之中。老实说，我认为在法理基础上理顺这些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法律制定得再多，还是要具体的个人去执行，因此执法官不只是一种组织程序的启动者，他作为个人更应当是有信仰、有灵魂、有公共价值观，严格说应当是公共道德楷模。然而，在思想基础上，当下的中国却处于历史上最为混乱和混沌的时期。似是而非，先入为主，社会组织者（学人、官员和CEO们）鲜有公共意识，他们各自站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振振有词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发表《背景主义》一文后，下一期接着再发表《公民个人权利优先论》的原因。

玉福：你的背景主义提到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都秉承着一定的文化背景又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在出于”其背景，其本身即是所谓自主创新的动力，也是自主创新的产物。最近，我发现80年代与托夫勒齐名的《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又出版了一本名为《定见》的新书，作者告诫世人学会如何用创意观察大趋势。我们要在变化繁复的未来占得先机，必须掌握的11种定见，而这11种定见将帮助我们建立某种简单的架构，轻松地应对这个信息量日益爆炸的社会。我看他的“定见”与你在背景主义中说的“思维定势”有异曲同工之妙。奈斯比特在这里整理自己多年的趋势观察经验，告诉读者如何建立11个定见、如何将这11个定见运用在信息收集、分析判断与预测未来趋势。他在书中列举爱因斯坦、中国篮球明星姚明、星巴克咖啡、诺基亚手机、太阳马戏团、芬兰、丹麦……等等创意致胜的个人、企业与国家，让读者看到他们是如何以赤子之心专注在自己的热情，逐步将11个定见应用在预测未来的经济世界与个人生活努力方向。所以，作为一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学家，我想他的“定见”对完善你的背景主义哲学是有帮助的。

阳子：是的。约翰·奈斯比特是世界著名的趋势学家，从社会管理甚至微观到企业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以为奈斯比特的确从方法论的层面给出了非常有效和有价值的思维向度，与我的背景主义是一致的。同时，他出任过肯尼迪时期的教育部助理部长和约翰逊时期的特别助理，担任过IBM和柯达公司的执行总裁，对中国问题有深入研究，曾与江泽民进行会晤。他曾经更以《大趋势》一书独步全球趋势大师首席，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超过两年，发行量超过900万册（我在1986年我女儿出生时还买了100本分送给朋友），被埃森哲杂志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不久前，他又携自己的新书《定见》来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读者和北大师生探讨如何预测未来商业世界以及实现个人事业发展。因此，我相信奈斯比特的影响力对世界和中国是良性的有益的，这是我望尘莫及的。但是，有着5千年文明史而近代以来又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上被迫在传统与西方之间作两难选择徘徊至今的中国，目前离所谓“商业世界”“信息时代”还有相当的距离。我的背景主义哲学，当时是作为一种文化战略思想提出的，它首先是针对是两种各执一端的历史虚无主义，即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前者完全否定了中国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现实价值，后者则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精神文化-工艺文化-物质文化）的现实价值，持续了一百年的所谓的“体用之争”只是这两种文化虚无主义的一种持续表现变体形式。背景主义的出发点是在一个面临“价值失范”、“信仰缺失”又充满“选择诱惑”的时代给出“最后价值基础”和“心理定力”，其落脚点依然是社会动力学问题，即社会政治发展和文化创新的价值机制——只能存在于个人的“由秉承者蜕变为在出者”的努力之中。

玉福：好一个“心理定力”！中国人说万变不离其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奈斯比特也认为，未来的变化大部分是有章可循的，也就是说这世界上其实很多事物的变化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般巨大，与《世界是平的》等大肆宣扬变化，我们必须适应变化的畅销书相比，他的这条定见可以说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在中国，“公民个人权利优先”或公民个人主义，原本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定见”，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条现成的可循之“章”，一条暴发集体智慧、建构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型国家的长江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