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余文字]读书回忆系列5

身体是地球最伟大的代表
　　
　　
　　
　　也许是在手淫的间隙，我迷上了观察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我的自恋开始的年龄比较早。
　　
　　爱上身体实际不需要特别的理由，你的身体在那里，你就爱上了它。有一阵，我就以身体为题准备写一本书，后来，写着写着，发觉跑了题，好象是专为体育记者写的，意思是说，他们写的体育文字都让我不满意，他们都没有搞懂身体。
　　
　　身体是一部人类伟大的文明史。
　　
　　人体是一个活性的生物体，其中有着极其复杂的机能，它既可以把淀粉化为脂肪，也可以把脂肪化为蛋白质，只要大体使进食搭配一下，就可让其自动达到相对平衡，并且让机体平衡系统都适当地运动和协调过了。
　　
　　中国人的身体都不太好，我自己的上三辈人几乎都是快要饿死的，所以不可能指望他们给遗传个什么好身板。将就用到今天，我的身体经历就是一部奇特的当代社会变迁指征。
　　
　　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很容易就感冒，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怪病，似乎我就是个怪胎，不能让自己好活，需要不断地体虚畏寒，或是头重头晕、莫名呕吐、心烦气燥、紧张失眠，这才感到塌实。
　　
　　我的身体很沉默，越是沉默，身体的反抗就越加强烈，排便不畅，易疲劳、反应慢、全身酸疼，心脏、肝、脾、肾、胃、牙齿、喉头、鼻窦、耳膜、角膜，像一个个排队讨要安置抚恤金的伤兵，我从前是对它们有些怠慢，但仍没想到会发展到集体讨债的一天。“当你感到身体的哪一部分有明显的活动，你的那个部位就已有了问题。”这是古训，古代中国人的民间智慧。亚历山大·罗文在《身体的反叛》中这样描述：我们总认为我们的身体随时都应处于最佳状态，至少也应该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仿佛我们奉命必须永远健康无恙，身体必须永远反应灵活，一旦它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时，我们就觉得被身体背叛了。
　　
　　是的，我们大都被自己的身体背叛了，或者是我们先背叛了身体。战争、灾难、饥饿，甚或是十年动乱，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我们刚从清朝的内忧外患中走出来，未及喘息，外国人又来了，掠夺一回，内乱再起，兵连祸结，直到一九四九年后，仍未得及时休养，又遭遇“文革”，中华民族的身体摧残何其频繁和惨烈!1997年，当我穿得企鹅一般地走在广州冬天的大街，冷不丁一个外国老头却只穿一件短袖T恤从我身旁经过，我第一次感到了强烈的自悲。然后就是在电视里，当我看到国家包养的运动员在领奖台上哭得像个痴儿一般，或是从鞍马上掉下来时无事一般，甚或是走路夹手夹脚面如木偶一般，我的羞耻不断加强!
　　
　　我开始有意识地热爱自己的身体。
　　
　　每一个人都是进化的奇迹，伟大的宇宙，至少经历过四次伟大的进化，先是恒星上的核素进化，由质子、中子等基本粒子出发，最后产生了近百种元素的原子，从而进入化学进化，也即由原子出发，小分子大分子聚合成生命大分子，最终点燃生物进化，并在生物进化的终点产生了人类，从而进入智能文明进化。我们中的每一个个体，身体的每一部分，因此都有着确凿无疑的资格代表整个地球，我们有机体中的每一个原子都可以追溯到太阳系形成之前的那次超新星爆发。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价值——宇宙的奇迹，整个地球的代表!
　　
　　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怎样合一，只有最高明的中医才把这个问题讲得透彻。刘力红在《思考中医》里是这样说的：天人怎么合一呢？说白了就是天地在变化，人也要跟着变化，这个变化的节律要能够同步。要是不能同步呢？当然就要病了，病了怎么办呢？用方在调节一下。什么是开方呢？开方就是开时间，让人体的时间跟上天地变化的基本节律。
　　
　　这道理讲得很是透彻。
　　
　　还是说天人。佛教在隋唐以前的禅法中还有一个“界分别观”，《中阿含经》卷七对这种禅法中涉及的“六大”有着详细的说明：人身是由地水火风四界构成，地者，分外在自然界的“外地”和组成人的毛发、肌肉、筋骨、内脏等“内地”，水者，分自然界之“外水”和人体内的血液、脂肪、唾液、汗、尿等“内水”，火者，亦有“外火”和体温、烦闷、消化、饮食等“内火”之别，风亦有“外风”和身体的呼吸、腹风、脐风等“内风”，因为有筋骨、皮肤血肉和空隙，便构成了身体，但只有加进了自然界外在的地水火风，生命的机体才得以存活。佛家的这种理论不但与上述宇宙的四次进化相通，而且也可与道家所讲“天地大熔炉、人身小熔炉”互见发明。
　　
　　学中医的确需要最高明一等的人才，我不知道我现在下这么大的决心能进入中医多少，但我必须要往里边走一走。
　　
　　而学中医的第一步，我觉得就是有责任要把身体搞好。这很重要，重要到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宇宙，对得起天地，也对得起自己。
古希腊的裸体精神
　　
　　
　　我们不过是偶然的机遇占有了自己的身体。把这个理论诠释得最为透彻的是古希腊人。在古希腊的教义中，充满了对人类完美健康身体的热情赞颂。他们把完美健康的人体视作造物的最大骄傲——只有先创造出了神，然后又按神的旨意塑造出人，才会有未来世界的一切，在这里，身体本身也已被赋予了神性，成了创造现实世界的一切物质基础。
　　
　　古希腊人崇尚神灵，心中充满了神性的呼唤，同时他们又是如此地崇尚人体，以人体为至高无上的美，他们惊叹于人体的完美，以此作为检验美的一个尺度，并当成塑造各种神灵的现实依据。因此，一个民族对美的认识和情感就注入到了古老的人神同构的传统之中。
　　
　　因为是按照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灵，创世神话、部落战争中的英雄便都从遥不可及的天界回到了实实在在的地面。
　　
　　古希腊有着开展裸体运动的伟大历史，不仅是神像裸体，在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希腊运动员也悉数裸体出场，比这更早些时候，希腊的街头更是充满了裸体的男子，他们是运动员，是勇士的后代，是力与美的精灵，但更主要的，他们是自己身体的崇拜者。当一个城市的居民都以裸体相习尚，最为切近的欣赏，信心与力量的直观感染，各种迷人的欲望，完全可能把一个孱弱的懦夫也塑造成一个生气贯注、信心百倍的勇士!当一群英武健美的裸体男子迈着有力的步伐走过来，走入一种文明，同时也就带来了一片曙光!一个矫健的身体走了过去，他的背影就是一种刚刚打开的精神的扉页，沉思中的、期望中的英雄，以这种毫不掩饰的、干干净净的肉体出现，是很容易获取一种注目过它们以后的心灵对美的理解和升华。
　　
　　古希腊人崇尚裸体，赞美人体，并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这是后世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直接提供的。现在我们已很清楚，古希腊人正是由于把身体当作上帝最大的赐予来爱护，所以才会自然而然地想把它们展现出来，表达出对神的骄傲，也只有这种古老的教义，才会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以运动会的形式来表达对神灵的集体礼赞——这就是古希腊最初的体育精神!在这之前，希腊人也曾把他们的战俘集中在一起，以奚落对方身体的柔弱为乐趣。
　　
　　古希腊人的裸体运动为古希腊文明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导源，后世的社会文化学者大概也已注意到了，古希腊文明为人类提供或导引出了影响深远的基督世界、意义重大的人文主义，以及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不论其表现形式为宗教、雕塑、哲学或是体育，但它都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身体。
　　
　　至今还散发着光鲜四射的活力以及永久艺术魅力的古希腊人体——主要是雕塑——不仅凝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运动和美，而且也理应成为后世伟大的体育运动精神的万世师表。然而，至今还以奥林匹克命名的运动会却早已变成了一个跟政治、经济等等一大批恶意附加物相关的是非之所了。
　　
　　古希腊人崇尚裸体，并非是蒙昧时代的不衣不褐，事实上，由于对裸体的习见，古希腊人很快就完成了对肉体质感、身体的肩架、比例、坐姿、运动等特征的认识。古希腊人的裸体运动非但没有阻止文明的进程，相反，还对人类文明应有之义中的时装有过如此的推演之功，道理同样也很简单，只有先把身体塑造出来，并被当作美的极致来加以度量——人是万物的尺度——何愁文明会裹脚不前?我们倒是十分遗憾地发现，正是文明无节制的枝蔓，身穿的外衣越加繁复多变，我们却离真正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愈来愈远了。
　　
　　奥林匹克开创之初的裸体运动在一袭长袍裹身的中国人看来，至今也显得与民风有碍得很。中国从来也没出现过类似古希腊的裸体运动，甚至历代史书也极像一件件仙逝的历史的寿衣，我们的先祖据礼而制的长袍，把一个民族几千年一贯地套在一件宽袍大袖中拱手作揖、雍容作态，幸好绝大多数穷人短衣粗褐，终日劳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个民族的体魄和创造能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峨冠博带，劳力者衣不蔽体。衣不蔽体更需护住羞耻，长袍大袖者信奉的则只是言不露齿，行不露足。最高层和最下层都不愿正视裸体，只有夹在中间的读书人是个例外。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之处。
　　
　　三国时的祢衡正是这种尴尬处境中淘洗出来的狷狂之士，被捉到曹操帐下时，祢衡却开口大骂，骂他无君无父、无义无耻，每骂一件事，便脱去一件外衣，直至一丝不挂……曹操从未受过这般羞辱，赶紧找个办法借黄祖之手把他杀了。跟祢衡赤裸裸地骂曹不同的是，魏晋时代的刘伶只在自己的屋子里赤身裸体，我以天地为居室，房屋为裤子，你为什么跑到我的裤子中来了?但刘却只像是一种佯狂，是一种在顽恶的层层污浊中左冲右突得不到喘息时的一种变态发泄。祢衡还不一样，我可以多说几句，朋友刘雪枫正在介入新拍的《三国演义》，有一天聊起给我派个角色，我就挑了祢衡，雪枫笑说不行，只因祢衡是美男子，再者，这个文学愤青还是他那个时代有意识的健美爱好者，所以才有妓女爱到为他去死。
　　
　　隋唐时稍稍见着了些风化，裸体飞天之类，中唐后则有过一阵裸背的风潮。但要等到 “公共”裸体出场则至迟要到1949年前的杭州艺专，刘海粟为使用裸体模特儿专门向毛泽东请示，稍早点时间，鲁迅刚刚讨论过让每人戴一面具，以免男女所呼吸之空气乾坤倒转。
　　
　　这是个出口必须仁义道德的世界，背地里则各尽所能地男盗女倡，两个方向都是受到鼓励的。
　　
　　一种文明用道德的名义包裹得愈多，内核里就越少自信，就越多虚伪，就越会裹足不前，这时，就越需要从自己的裸体开始关注，关心它，热爱它，让它生长出力量、坚毅、果决、信心、豁达、微笑，那不是一己之心性心力的贯注，应是将自己所能努力理解的一切美德和高贵品质，通过上帝赐予的身体去完美地表达，对于被包养的运动员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身体就不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身上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压抑、诧怪、茫然、浮浅、凄惶、脆弱以及各种不知所措、矫柔造作。
　　 人类站立史
　　
　　
　　
　　考察一个民族是否足够坚强和伟大，一是看他们作了俘虏后的表现，就像面对古希腊人嘲弄的战俘，当他们只有认命，只有屈从，就谈不上还有何自尊；第二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送上奥运冠军的领奖台上，看他是否站得稳当。运动场抑或领奖台，总是能轻易地就将一个人沉省内敛的精神气质变形，放大或缩小，让其莫名的激动，无法自持，或是得意忘形，或是卑琐拘谨，羞愧难当。
　　
　　生而为人，自打揖别古猿，按理人都是站立着行走的，可时序演进了几百万年，检点我们自身，好些人仍旧没有真正站稳。东倒西歪、神色张皇、手足无措、花容失色、玉山倾颓，或则行动迟钝，神情麻木，全身僵硬，语言哆嗦，凡此种种，皆可视为没有站稳，没有把自身堂堂正正地立起来。
　　
　　要让一个人真正站稳并不简单，摒除粗俗与浅陋，让心底贯注足够的勇气与活力，以稳定而富余的心灵容器接纳天地万物，经一事，长一智，即使是失败，也要张开宽阔的胸怀虚心容纳，大地山川，风霜雨雪，都是向这只脆弱而矜持的心灵之杯中倾注甘霖的圣手……中国人常讲戒骄戒躁，之所以对大部分人是警语，其深层原因还是源于对自己的信心不足，胜利而骄，再正常不过，过分压抑，只会使自己更加心地狭窄，自我封闭。中国人这种自认为良好的品质还表现在保守而圆融的中庸之道上，遇事不必先尽力，逢人只讲三分话，后发制人，虽则，这种意识源自于兵家的奇诡之谋，但引为一个民族的处世之道时，如过分强调，则只能更加暴露了弱者的无能与心理脆弱，并且还因其具有隐秘的侵略性更加让人提防。
　　
　　人只有先把身体站直，站稳了，才谈得上往上附加气质，好比习字当先习楷书。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的大学问上皓首穷经，每每有足够后世景仰之楷模，但在学习如何优雅地走路站立方面除了孔子删定的《礼记》，恐怕就只留有一个邯郸学步的笑话了。
　　
　　古希腊人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把站立或行走当成一门学问，并积极加以实践。这仍是出于对身体的热爱，对人体所代表的最高的美的推崇与发扬。在古希腊人的教义中，神人同形同性，初始强调的是以对立方式保持身体的平衡，重心先落在一只脚上，这是一个认真的练习的第一步，先让一只脚从各个角落承载了身体的重量，也即是先站稳了，然后才谈得上自由变化。
　　
　　也许让一个人感到有如雕像般沉重的身躯，他的行走就不会那么随意胡为而不得章法，这与脚上绑了沙袋来训练轻功是一个道理。人们站立一经由雕塑确认和凝固下来，所有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赋予了雕塑以自己的想像，哪个角度不够准确，身体的哪块肌肉形状不对，表情与动作有何违逆……这是一种全民族的艺术训练，结合了自身的理解并倾注了感情的训练。跃跃欲试的虚拟，情动于中的模仿，都能准确而传神地靠近雕像寓示的无尽的旨趣。
　　
　　古希腊的雕塑一开始就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就如同3600年前的三星堆文明，谜一般地展示着一个自足而圆满的艺术世界。但古希腊雕塑很明显还是得益于他的裸体崇拜和神人同构理论的确立。雕塑家时时刻刻关注着生活中的人，不定好些青年男女或是他们的集合便是又一尊雕塑的模特儿。至菲底亚斯时代，有关人体站立和运动的理论又有了发展，菲底亚斯把人从头到脚分成四面：头、胸、臀、膝连小腿，这样就形成肩与臂的双重平衡，整个人体就表现出一种幸福、安宁、优美、平衡和理性。一代雕塑大师米开朗其罗在此基础上又作出调整，即把四面简化为两面，即两腿和躯体。于是，在他的雕塑中，不论是弯拱或侧曲的背，或是踞居而伸的大腿，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力量，当然，米开朗其罗的雕塑理论更多地适合于表现人物的挣扎与痛苦。
　　
　　当一个城市为这些数目众多的雕像所点缀的时候，当这城市的公民把这些雕像又当作他们身边活生生的朋友来交流的时候，不用说，是雕塑帮助这个民族稳稳地站立起来，站成一城风景，站成一种艺术。
　　
　　古希腊人的雕塑仍只是一个源头，由此派生的欧洲文明也极像是散布于古希腊城市的雕塑一样，点亮了整个西方文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雕塑记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典型雕塑。“一组感情、需要、才能，倘若全部表现在一个人身上，而且表现得很有光彩的话，就构成了一个中心人物，成为同时代的人钦佩或同情的典型，这个人物在希腊是血统优良、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青年，在中世纪是出神入定的僧侣和多情的骑士，在十七世纪是修养完美的侍臣，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知厌足和忧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维特。”(丹纳《艺术哲学》)
　　
　　这个人物画廊没有穷尽，到今天，如果来一个画蛇添足的补缀，我想接下来应该是说光彩照人的影星和英俊放荡的足球运动员了。
　　
　　我并不想对包养运动员求全责备，他们的内心可以不富足，知识也不必定求丰富，甚至浅薄低俗也无不可，他们的典型特征应是健康。然而，要做到这健康却也并不易，最大的难处是如何达到心灵的健康并使之与外在的健康完美地契合。他们已找不到“我”，他们的身体一直都不属于自己。
　　
　　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我还是勉强为身体的站立及其运动的艺术找到了一个可资比较的门类，那就是篆书。我希望气质不好或很想改善自己气质的人都把李阳冰《论篆》的一段话抄下来，以便日日用心，时时揣摩，达于神会。
　　
　　“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玄远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抵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性状者矣。”
　　
　　这是论篆书，又不仅是论篆，但大抵是只为了论篆，自其开始，书家及其鉴赏者必于有意无意之间随时对身处的周遭世界之对象、形体、姿态毕力模拟，揣摩会意，比如其运笔的轻重、疾涩、虚实、强弱、转折顿挫、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魂灵。
　　
　　书法乃中国人独创，苏曼殊说这东西“小可部属工匠之艺，大可参天地万物化育之功”，变化万端，玄妙莫测，仿佛是书法作核，民族之智慧、道德、修行，艺术均可固结其中。所以，谈书法者每每又在谈线条、韵律、建筑、体育、音乐，甚至战争……关键是要得其门而入，一生修练，一通百通。
　　
　　身体也正好比是这样一个载体，关键是看你能否将其站直，然后大胆行进，不停地采纳，找到自身与自然万物灵魂相接的界面。昔日板桥练字，每有会意，比画不止。一夜又在乱画，不料画到了老婆肚皮上，老婆十分生气，说：人有人一体，你体还你体，干什么来着?板桥猛然惊觉，由此悟出了“板桥体”。板桥就这样牢牢站稳了，而且站得如乱石铺街，左右逢源。
找“人”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当阶级斗争正席卷到农村的时候，我亲目睹了一场场惨烈的武斗，一名地主在被拖到会场入口处时，有人立即从背后抡过一扫堂棍，地主便像被拦腰截去一段似地跪了下来。他不能再站起来，只能跪着走向刑场。
　　
　　地主的膝盖跪肿了，跪开了花，会议结束，没有亲人敢来送他回去，一些半大穷小子像赶猪一样将他赶出一箭之地。他还是只能跪着走，小伙子们很喜欢这种川戏的矮子功，不厌其烦地让他重复。
　　
　　一种恶毒的情绪开始在我心里翻滚，可恶的并不是这地主，而是那亡命地从地主身上榨取快乐的人。
　　
　　这以后我多次地尾随过这地主。我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了玩弄自己的膝盖，我发现只要双腿放松时，膝盖头可以左右活动，这对一个孩子是了不起的发现。我舍不得给任何人说。地主又一次被驱赶到刑场，我觉得他就快要被打死了。我说不清为什么想到要看他死在路上的样子，大概是担心，越担心就越想看到他是怎么死的，他死时是什么样子。
　　
　　我看到了地主膝行后地上结成死痂的血迹。跟踪这些可怜的死去的血液，我找到了已昏死在回家途中的地主。他的脸让我害怕极了，这样的脸不会再活多久，我记起了他的膝盖，我不敢捞开他的裤管去欣赏那皮开肉绽的花朵。我于是就小心地伸出手去摸着了他的膝盖头，我只想左右轻轻掀动一次，我喜欢人身上这个活络而轻松的部位，可是，我连搬了好几次，地主的膝盖头却一动也不动。
　　
　　我不满周岁的弟弟死了，懂医道的父亲为没有及时发现病情而懊恼不已。母亲自是哭成泪人，亲戚邻里相继来人相劝，别哭了，你家这么多张嘴，丢一个就当救了其他孩子，想开点吧!父母于是慢慢也就想开了。兄弟姐妹还有四人，生活的压力依然巨大，已快懂事的我便经常满含泪水地看着父母那疲惫的身子，在田间地头，在重压之下，在先祖坟前，在孔子灵位前，一次次地跪了下去……
　　
　　一代人跪下去，又一代人便被举起来。无数代人这样跪着，满含屈辱，忍饥挨饿，此外，无尽的战乱，灾荒，各种不幸……他们的身体便开始紧缩，痉挛，直到血液耗尽，油尽灯熄。盛怒的脸孔，麻木的表情，呆板、惊悚、羞怯、错乱的神经、扭曲变形的身体，这一切构成了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身体特征。
　　
　　对农民的歧视是城市文明的胜利。这种文明很少关心饥饿这等形而下的小事。中外皆然。比如培根就说：“人尤其应克服嫉妒、暴躁以至埋在心里的怒火，积郁不解的思考，无节制的狂欢，内心的隐痛，还应保持一种怀有希望、愉快、明朗、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这段话说得真好，真像一个大法官的口吻，让苦难见鬼去吧，你再痛苦，也该对我笑一笑。也许，作了大法官的培根不该多次接受巨额贿赂，那么，他就有资格这样要求，要知道，灾难和贫穷，常常就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高官贪得无厌，不知怎样关心民瘼疾苦，动辄还质问灾民：何不食肉糜?肉糜没有，只有人肉，自己人的肉吃完了，就要吃别人的肉。这是为培根们常常意想不到的。只有穷人才懂穷人的事，所以，偷东西的卢梭才说：与其让眼泪毒杀自己，莫如去犯罪。
　　
　　一个人来到世上，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其经历、修养、学识，他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每一件无分巨细的事，都会像空气、阳光和水作用于植物之上一样作用于个体的人，养份的差异以及吸收能力的大小决定了植物的不同，而当我们注目于一棵参天大树时，我们也许可以像用数学中的因式分解一样把它们受的阳光雨露剥离出来，但只是一个大概，人的情况正好相仿，他的性格成因以及组成他今日之现状的每一种因素都可以找到源头，甚至每一种习惯的手势、眼神也是有据可查的，这是算命先生赖以维持生计的一般性原理。只不过，这种超常的拆零与观察甚至察言观色的能力并非一般人所能掌握。丹纳有一段话讲的正是类似的意思：“当你以你的眼睛凝视有形的人时，你在寻找什么呢?人是无形的，他们的语言、姿势、头部的动作、穿的衣服，各种各样的看得见的动作和行为都只是表现形式，在它们背后有某种东西显露了出来，这就是一个灵魂，一个内在的人隐藏在那外在的人后面，外在的人不过是在显露内在的人，所有这些外部情况都只是通向一个中心的各条支路，你踏上这些支路只是为了达到这个中心，而这中心就是真正的人。”
　　
　　要找到这个“真正的人”确非易事，好比人就是一个染色体，每时每刻都在与万事万物相染，有些是按内心意愿有意的吸纳，有些是故意巧设的伪装，有的只是不小心被污染的，人已面目全非，何以能通达其中心的灵魂?微积分和化学分解已毫无作用，便只剩艺术一途，雕塑、美术、戏剧、电影、小说、音乐，如此等等，都在不约而同地作这种尝试。有些演员会比原型本身更传神，有些表现手法只有通过夸张变形反而更真实，这就是一个离“污染源”远近的问题。
　　
　　所有艺术形式都有其自身的缺陷，艺术本身就充满了遗憾。达芬奇就很不喜欢音乐，他说这东西太重复了，他也不写诗，离了这两点，有人就把他排除在了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人物之外。也许有点道理，不去管他。黑格尔讲过这么一段话：“动物美如果表现出一种灵魂，和人的特性有一种契合，勇敢、强壮、敏捷、和蔼之类，从一方面看这种表现形式固然是对象固有的，见出动物生活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表现却也联系到人的观念和人所特有的心情。”可以说，对对象的理解是基础，对自己的把握是工具，别的如观念、心情、临场都是条件，这么多主客观的条件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障碍，最终的表现焉能不留遗憾?但好就好在这种遗憾的差异与多样性，这也正是构成我们这个多元世界的必要条件之一。
　　
　　养尊处优的培根说出过许多名言。他还说：优雅的行为之美胜于形体之美，最高的美是画家无法表现的，因为它是难以直观的。当然，当我们“直观”地看到了《米洛的维纳斯》和《蒙娜丽莎》以后，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两件艺术品的美倒是文字无法表现的，而且，什么是最高的美?制定规范的好象更不该是文字，而就应是这样“直观”的美本身才对。
　　
　　培根的原意也许不过是想讲行动中的优雅之美远胜于静止不动的形体。再回到蒙娜丽莎的微笑，那是一种自然的微笑，却又是永恒的微笑，微笑的原因至今神秘莫测，在微笑的前一瞬间，她得知自己怀孕了吗?她的嘴角刚刚微微地动了一动，却又忍不住藏住了心底的秘密吗?她刚看到一件可笑的事吗?她回忆到一件甜蜜无比的往事吗?所有的猜想，所有试图将其还原到微笑前一瞬间状态的努力都是白费。这个微笑其实跟我们很隔膜，欧洲人要参观博物馆的传统，而在这之前，他们还有画像的传统，特别是女人，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摆出最漂亮的姿态，女人就这样一直光鲜亮丽地活着。她们一生看到了很多的微笑。她们一定要看懂这个微笑。这个微笑是由整个西方文化系统浸润而出的。
　　
　　就跟人类能简单地站稳并不简单一样，一个民族经常把微笑写在脸上也不容易。微笑是身体的自然放松，是一个民族自信过后的宽容与大度，是一个民族幸福和平的象征，弥勒佛的形象实际与中国人的外形相去甚远，但它是未来佛，未来崇奉他的人也许都能从心底里笑出声来。
　　
　　一个民族自信了，强大了，不怕外敌入侵了，也不动念去侵略别人了，就不必再端起架子，自我紧张，绷起脸孔。最好的窗口是广场守护国旗的卫士，他们什么时候不再需要那么直挺挺地站着，走一走，笑一笑，脸上涂点彩，身上插点游人递上的野花甚至戴上一顶小丑的帽子，跟游人勾肩搭背地照张相，那么，他们也就微笑了，整个民族也就微笑了。
　　
　　荀子的《解蔽篇》云：故人心譬如盘水，过错则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是以见须眉而察物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乎上，则不可以得本形之正也，心亦也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
　　
　　这说的是心。
　　
　　最有魅力的笑只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
身体是最好的老师
　　
　　
　　
　　阴阳学说是传统医学最重要的概念，五行也附属于它。阴阳自成为一种方法，便成了解释人体各个部位、生理功能、病理心理药性治法及其他一切问题的法宝。从人体阴阳分析来看，男为阳，女为阴，从身体来看，上身为阳，下身为阴，再往下细分，则有皮为阳，肉为阴，血为阴，气为阳，骨为阴，肉为阳。五脏为阴，六腑为阳……
　　
　　孤阴与独阳不生，阴阳相须。辨证法规律在此，不妨引入具体问题。有人饱食终日却并不见长胖，有人老是一脸青春疙瘩，从未见消散，如此种种，大体也可视为阴阳失调，再者，有人确实肾虚，无奈再怎么补救，药石无功。照理，有虚耗亏空则补，有阴阳失调则调，但中医的阴阳学说的隐秘之处还在于它能不停地切分下去，如补肾又分补肾阳和补肾阴，疗法又可分为提阳或抑阴，具体到患者还可针对其生理上的强弱、心理上的兴奋与低沉，动作上的速疾与舒缓……这几对概念显然又是一级阴阳对称……当然，因为中医的玄妙复杂，所以也易于骗人。我曾试图多了解些中医知识，很快就发现那其实是一条哲学的路数。因为哲学，就不是准备让一般人搞懂的，所以，我认定99%的中医都是骗人的庸医。
　　
　　通常，一个农民的后代总就像个农民，目光呆滞，神色张惶、手足无措，可以认为他们身负的重压太深重太久远，所以，即使一朝洗脚上田，也好半天回不过神。看他们的脸，有着为艰难困苦习惯承受的麻木，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本能的内心反应，并与外表契合无二，令我十分震惊的是，某一次我突然发现这样一副农民的脸孔：眉头很淡地向下弯曲，仿佛是经常为逃避别人的盛怒的目光而不由自主地习惯于盯着脚尖，脸颊不敢有明显的笑纹，正是在笑起来时，我发现了他满口的牙齿——一齐用力向着门牙组成一副扇形，那不是夸张，但早失了堂堂正正站立的姿态，大概正因为吃了苦头太多，长时间咬紧牙关，所以牙齿都向中心地带弯折……看着这一幅奇特的牙齿，我的喉头当即有些哽咽，不用怀疑，即使再有天大的磨折，打掉牙齿和血吞，这就是他的命运。我翻来复去想了好多日，想给那幅牙齿命名，总找不到比自卑更合适的词。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有关血统论的学说最盛莫过于纳粹的宣扬，由阶级血统论上升到种族血统论，这就已是战争以及疯狂的种族大屠杀的前奏了。不过，我这里想说的种族血统仅限于身体上的。《围城》中有这样几句话：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的丑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
　　
　　这段话很好玩，说的是五官差别。我想要探究一些更具体的关节差别。
　　
　　人体活动的关节有目的地运动构成了人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中国古代礼仪之中，见面拱手问安，拜则叩首跪地，或不论是祭奠先祖亡灵，还是拜师谢恩，或是求神保佑，或是揖问苍天指誓，都俗成以手脚动作表达，这就形成一个民族特定的举手投足。动作中有传统，有文化，又经无数代人浸入骨髓的血脉相连，因而，动作中就可见出一个民族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我曾玩笑似地教一些农民学习正步，无论怎么用心，他们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摔向一边，简单如走路，稍一正规，便被逼出如此的紧张和尴尬，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或许，他们真的暂时还不是他们那双粗糙大手的主人，非但主宰不了那双手，连身体的很多方面也并非完全能为自己所有。这大概正是那一代人的命运。从观察父亲特定的手上语言，我更加确信了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双手是因为那双手根本不能为自己带来可靠的食物。父亲疲惫而睡，或是倚树酣坐，那双粗砺的大手总是不自觉地摊开来，像是摊给命运的主宰，或是无意中想把它交与祈求或期待。
　　
　　我害怕那种不自觉摊开的双手，因为这个动作，我觉得我与父亲隔得很远。我们确凿是两代人。
　　
　　有两双手是我终身难忘的，因为那两双著名的手本身就是雕塑，一双是柯年柯夫所作的《帕格尼尼》，活动的手，飞扬的手指，有的在飞，有的在按着琴弦，那是经过夸张的手，轻盈、灵动、跳脱、纤巧，那样的手指本身就是带有音符的。古人作诗说：如言指上有琴声，何不请君指上闻?对，帕格尼尼的指头上就是能听到音乐的。另一双手是《米洛的维纳斯》，那是一只断臂，是人类所有的智慧都不能恢复的一只手。那是残缺的美，又是完美的残缺，是美的极致，也是美的黑洞，美一旦消失，怎么还可能恢复呢?
　　
　　不独断臂的维纳斯，生活中也常会碰到些独臂人，他们那丢失的一只手臂也构成一种残缺。这时就出现一个简单的测试，只有当你在生动的想像中把那只断臂完整地回复到它原来的地方，且能做到天衣无缝，生动逼真，那样才可说你对这个人是真正的熟悉、了解，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项类似于一次高精确度外科手术的工作非但总是来不及开始，就总是先自厌恶地调开头去。
　　
　　不能从一个人的手去理解他整个的人，当然也就不能从他的脚、头部甚至面部表情去把他读懂。如果这些细部的工作无从做起，又遑论对一个人综合评价?萨特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像星星之间那么遥远。谈不上什么理解，佛徒苏曼殊曾说：理解是毒死大多数人之良药。
　　
　　然而，一个人要是不准备遁入空门，那么他就还是一个社会人，因此，他不可能回避与人的交往，了解仍是那么必要。所以还得阅读各种各样的人。
　　
　　我常常把运动场上的人当成最好的阅读材料。举中国国家篮球队来说，它们与一支强队交手从来就没有打疯过，打得差劲，把对手的心气儿反倒可能泄了，但大部分时候还是甘当懦夫。他们都很胆怯，从不相信自己的实力，越是这样，便越容易在弱旅面前拿架子，架子拿大，虚伪的心气儿更高，遇强所以有加倍的紧张。最考功夫的是碰上稍弱的队伍，开始倘若不顺，定是因为想一口把对方吃了，吃又吃不下，队员一时发懵，好在总是涉险过了不应期，但心理又极度不稳定，总想超几分。但超几分心里还不踏实，只想多超些，多超并不是战术上的安排，而是源于从观众到教练到队员的胆怯，精气神、体力提前透支，像透支荣誉一样，分数果然超了，一超又泄气，不是气馁的泄气，而是自己再集中不了精神，手脚变形，心理茫然，脑子一片空白，实力原本不是这样，自己把自己的步骤打乱了，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让别人笑到最后，这已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国家足球队在同等情况下，只要是开始领先，后边也绝对危险。
　　
　　单个的运动员情况还没这么糟，糟糕的是在集体运动项目。全队的兴奋和默契调整不到一处，那就只能是天鹅向天飞，螃蟹打横爬，只有狗朝前拉车，这是一个小学课本上的童话，也就是我们队员常犯的错误之一。只要一个人犯错，传染病就上来了，比如，假使中国男篮暂时还领先对手几分，打后卫的队员先松了下来，心想把对手拖死，这本来是违反体育精神，但它符合中国人取胜之道。可外国人常不管这些，还是拼命地追，一追情况又急，刚松弛的后卫立刻变得紧张，对手也还未全场紧逼，隔着老远挥着手，我们的后卫队员就先把身体斜了，做出一副不想让人争夺的可怜相，而且这种原本属于变形的保守行为还多为教练和观众赞赏!教练当然也只有这个水平，他看不到更远的东西。殊不知由于过分地自我紧张或把超出精神正常负荷的精力花在了本不该浪费的地方，不仅让自己的体力多耗，还使自己陷于一种无奈的不适，并且给队友乃至解说造成提前紧张，随时准备紧张，互相以无信心相鼓励。解说员通常是个什么角儿?本来实力在那儿摆着，硬扛也打得过来，但他偏不停地说再坚持多久多久，一副小人得意的侥幸劲儿。
　　
　　我至今认为绝大部分人都不可能看得懂篮球场上这多细节，就像我认为全国最多只有一两千人真正能看懂足球一样。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鲁迅先生在《范爱农》中有一句名言：我一眼把你望到底。真的，一个足球运动员，不是在场上踢球，就平常似地走着，或是捏住话筒半天凑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都可以相信一眼把他望到什么程度。李宁从鞍马上摔下来一脸麻木，桑兰要从平衡木上失足，我认为都是一种必然，因为他们是靠残酷地驯服身体来取得成绩的，他们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他们做不了自己身体的朋友，他们只是在利用身体，而不是表现，所以，当伏明霞功成名就，试着像外国人那样悠雅地耸耸肩膀做广告时，让人怎么看怎么别扭，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不贴身的，没法与心灵达成默契的一种“气质”，难度系数太大了。
　　
　　要从事一项运动，或是管理一支球队，都必须要研究人体，人体具有两种神经控制系统：由大脑控制的躯体运动性神经系统与不受大脑控制的植物性神经系统，植物性神经系统如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由于不受大脑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能听之任之。但在人体之中，它们却从来都很守规矩，与运动性神经系统一道，互为经纬，从不相互扯皮，而且天生具有天衣无缝的默契，如，大脑从不会命令血液停止循环，或是指令左眼比右眼长得大些，它清楚自己的权力，它自觉地不去干预对方。植物性神经系统具有完备的相对独立性，因而才维护了整个肌体的稳定，不会因为大脑这一最高司令部决策失误或偶然心血来潮造成全身的瘫痪和全局性的紊乱。
　　
　　人体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有序、协调和谐、默契配合的整体。所有的治理或管理方式都有铁的规则，不容更改，也不会更改，更不需更改。没有一个组织或是国家能治理到这般水平。
　　
　　再有比身体更好的老师。
政府是如何产生的
　　
　　
　　
　　托马斯·潘恩曾说：“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政府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
　　
　　这是美国式的民主思想的根基，其思想就启蒙源于英国的流浪汉潘恩。有趣的是，天性骄傲的山姆大叔们却是在经历了对这位异域流亡者深刻的怀疑以至于不怀好意的驱逐之后，才最终认同这位世界公民的伟大思想。
　　
　　美国立国的历史不长，寥寥无几的土著人生活在幅员辽阔的北美大地，也许永远都不会觉着政府的必要，尽管不排除人类在这种状态下有可能成立起世间最好的政府。只有当一大批前仆后继的殖民者、蜂涌而至的淘金者赶来，当他们为了各自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当土著人被残酷的赶杀殆尽，所有争斗的势力才此消彼长地融合成两大阵营，随后，北方政府军(至少胜利者的历史上是这样记载的)随后打败了南方的叛军(战败一方的通用名称)，于是美利坚合众国顺理成章地成立了，成立合众国最典型的标志是稍早时分颁布的《独立宣言》，南方的种植园主也许想不到正是这个从未想到征求自己意见的独立宣言及其随后的政府诞生，也给南方叛军总司令李将军打造了纪念馆。
　　
　　《独立宣言》中有关政府的条款解释是这样的：人们都将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天赋人权，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独立宣言》在前，政府在后，人类有几千年历史的政府在前，美国政府在后，这使得他们有条件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之上，充裕自如地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各种游戏规则。
　　
　　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无疑有着拨冗见明的便利，它也许是幼稚的，但它是开放的，透明的，是在宪法规正的前提下可不断修正补充的，这就是它的强大之处。
　　
　　法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开创之初或危难当头最为重要的政治资产，美国当年号召向西部进军，正是法律先行，比如每亩地多少钱，或马跑一程多少钱，付过钱就会取得相应大小的一块私有地产。所有有眼光的人都涌向西部，交钱占地，甚至只要作出多少年在某片滩涂或沙地上种多少树木，也可占拥一块地皮。口说无凭，更加之丈量田亩、边界划定、财产认证，需要有人出面来记录在案，确准并公证，取信于人，政府就这样产生了，它不是由联邦政府派驻或分封，它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它只是出政策，多少地面多少人就有成立哪一级政府的权利，于是，政府就因为一种迫在眉睫的需要自发地从一群人中议定产生了，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但它本身没有任何财产，它只是负责对私有财产“认账” ，当然，正因为是私有财产，你那一片地搞什么开发你可以说了算，但你开矿是否损害了当地水资源，是否有放射性污染，一旦有人提出质疑，政府立即就有义务组织人检测，这根本不是什么权利，只是为保证私人之间的利益而必需尽的义务。产业发展起来，政府立即就会有更多的事务，比如修通公路、完善通讯、卫生设施，如此等等，干这些事肯定需要钱，钱从何来?就从税收中来，税收肯定不是用来上交国库的，草创之初，国家不但不能搜刮，相反只能投入，因为纳税人的钱只能首先用在纳税人身上，所以，他们有权知道政府收上去的钱每一笔都是怎样花费的，他们像在乎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也很在乎那些从前也是自己私有财产如今却叫税收的开支。
　　
　　这就是美国式高起点、高效率、低成本的政府，政府的一言一行都被纳入于纳税人的监视与怨言之中。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的每一位官员都很清楚，谁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纳税人养他们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官员这种职业——总之，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职业，一种从为别人服务中得到快乐或养家糊口本钱的工作，当然，你也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不那么光彩也不太正经的工作。
官民不两立
　　
　　
　　
　　社会是由欲望产生，而政府是由邪恶产生。社会与政府因此存在着某种无法避让的对立，简单地说，每一种欲望都暗含着邪恶的力量，所以必须要由一种组织出面对这种邪恶加以控制和管理，以便整个社会的欲望的力量不至偏离于正轨太远。我们把这种组织称作政府。政府的原动力既为邪恶，它对人的主体个性显然有着大而无当的“邪恶”杀伤力，从而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在人的社会属性层面完成大一统的束缚。因为此，即使是民众公意的政府，也极有可能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更何况是种种专制政权。
　　
　　在一种还明显带有专制铁幕色彩的统治之下，人的主体的自主性、多样性被不加选择的单一化了。人性的单一，必然造成价值层面的单向度。而当所有人有意无意被这种强化的单一价值所同化并决定的时候，政府的力量或者权威几乎就是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它们的各级官员当然是不由自主地对位于这种近乎真理的权威，而邪恶在此已身不由己地发生了转义，那就是当你试图对“真理的权威”提出质疑时，你本身就转成了邪恶的替身。
　　
　　中国正统思想中的孝子顺民观念根深蒂固，自孔子学说行世，历代儒学及统治者刻意改造，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顺利解决，愚民政策从理论到实践证明了它的确实可行。效忠朝廷、精忠报国成为仕途的康庄大道，至于百姓的利益，尽可不提。谁都知道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且，至迟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以后，欲望从来就没有被视为合符人性的存在，只有将这种人性中邪恶的本性剿除得越干净，整个社会才越加合符道德规范，从而也才算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卓有成效。
　　
　　一代一代的官员就这样朝我们走来，带着为国尽忠的国家干部特有的神圣以及合符正统思想的人性道德标准，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地一路走来。他们的正式名称叫朝廷命官，朝廷、皇上是他们的后台，他们职位的来历只跟皇上有关，与老百姓非但无涉，反而只可能是一种对立，这是一种默认的权利，权利的默认是官员尽可能挖空心思做他们想做的事，老百姓却难获得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因为官员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只有服从，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服从官员就是服从朝廷，在他们还未合法取得主人翁地位前，他们尽可能被视为皇上的子民，抑或是官员的利有财产。所以，他们压根儿就不该有自己的利益，只有官员的利益。
　　
　　除了开国皇帝有意的休养生息和短暂的太平盛世，老百姓大部分时候只可能处于“苛政猛于虎”的治下，苛政在此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朝廷，二指借朝廷之名层层加利变相盘剥的地方官员，他们也是朝廷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目的和生存方式都一样，就是通过敲骨吸髓掠取来的民脂民膏养活自己，并且争相恐后地争取先富起来。
　　
　　所以，那远远走过来的不仅仅是官员，他们都有着先天般神圣而威严的光环笼罩着，老百姓从来没有获得过正眼瞧他们的机会，他们只有远远地垂手恭立，或是揖地长跪，等官员的车轿鞍马过去才敢起身，他们只能诚惶诚恐地生活在夹缝之中，不敢站直身子。琴瑟琵琶八大王，虽然一般头脑，魑魅魍魉四小鬼，尽管各自有肚肠，然而非但远远见着令人毛骨悚然，即使静夜偶思，也令人胆战心寒。
　　
　　专制治下，国家自动站为官员和民众两列。如何和官员相处，官员之间相处，便成为中国一门独特的艺术。最精妙者莫过于嵇康教子《家诫》：长官处不可长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出来时，不要跟在后边，恐怕将来官长惩处坏人时，你有暗中告人之嫌，宴饮时有人争论，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两者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不像样，一批评总要甲是乙非，不免一方见怪，有人要饮酒，即使不愿，也不要坚决推辞，必和和气气地拿着杯子……
　　
　　一代贤才，佯狂使气，任侠而行，却对官场如此熟稔，非得以家诫的形式传之子孙，嵇康心中的苦楚大概只有自己深知，世无知音，也只有借《广陵散》绝唱以终。稽康本来是很受司马炎器重的，可是为了不沾官场之气，不受官员之辱，他宁愿引颈就戮，保全了自己的人格。这当然很有象征意义，要人格，只有死，要想活，就抛开人格不谈。
　　
　　这就是中国民众几千年来的宿命。
诗歌治国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找到愚民政策的源头并不难，至老子的学说被裁弯取直，顺利地统一到儒家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以后，统治者们或雄心万丈，官员跃跃欲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界想渐成主流，但是在政治的操作层面上，大部分人都是文科生——也就是容易感情用事并时时产生虚幻空想抱负、碰壁后又极其易逃逸的多情郎。诗人们几千年来辛辛苦苦地吟诗作画，从县令作起，一至州牧，或为宰相——随时也还要做诗。黄仁宇先生有言，中国历史大问题之一就是始终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政治抱负自况，加上政绩申报都是用诗作成。百姓疾苦、丰歉收成，水旱洪涝，准定也是从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普天之下都活在诗歌的艺术化手法之中。
　　
　　百姓也许从没觉得这是一种愚弄，偶尔，他们也许会传语一些官员的诗句，私下里议论说有某几句水平就可中几等几甲的科考。灾病的折磨，生命的轻慢，肯定是罪有应得，怨不得朝廷和他们派生的官员。
　　
　　诗歌也许确是个好东西，毕竟那是雅人韵士的奢侈，每个人都可以领受，理解只在各人的根器，官员们一生都有诗为证，老百姓不懂没关系，越不懂越好，诗歌便好像古代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中国历史上有着浓重诗歌情节的地方官员们，西门豹大概是较早思考“农民”命运的一位，他说过这样一段话：老百姓可让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却无法在艰苦创业的开始阶段去与他们商量对策。也就是说，今天的民间一窝蜂地栽桑养蚕，或是种果养药，都是渊源有自的。
　　
　　打着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旗号，目的不过卖给他们些不好不坏的种子。老百姓连实验品都算不上，他们就是草民，被种在了土里，只有在那里半死不活地生存着。即使在今天，他们被地方官逼出人命，毁掉多少人吃饭的良田，那也是他们活该。
　　
　　专制之下，皇权都是上天赋予的，没有人追究这种权力的来源，更谈不上监督或纠偏机制。阿克顿勋爵的老话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以众多血缘姓氏为基础的老百姓集合体中，他们的种种权力被渡让和遮蔽了，他们只需要一点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除了自给自足，别的出路都被堵死了。
　　
　　1949年以后的社会总体，或是总体性社会，在一个虚假和欺骗为特征的主义面前，每一个被消除了人格主体的人都被教育要做圣人，他们不需要自己的大脑，因为有一体化意识形态统治给他们分配了足够美妙的未来，市场经济当然也是不要的，最关键的是，人还是用最崇高的平等和主人观念来分等级的，如，城乡二元制，干部和群众档案分开，全民与集体差异，等等。这种统治方式我们其实很熟悉。当毛泽东随口说出“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儒怎么这么好坑呢？就因为那些陷在官场里的儒也不是真儒，不但不真，还拿着儒做一张遮羞布。至若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那是一定的。因为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个人总是微不足道的，不但微不足道，反而更是一种阻力。历史上几大著名的改革家，王莽儒，王安石儒，张居正儒，看看他们今天仍背的恶名吧！甚至今天的改革中也不乏类似这样的革新家，可是，在体制的染缸面前，他们也都被描画成了什么样的花色？
　　
　　天下是皇帝老儿的，一切都是他的私产，是他用天的名义分配下来的。官员、职位，在法律上讲就是一个一个的附属物，是一个工具。所以，个人的抱负和品行都是不重要的，都是顶顶危险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一个人还像海瑞一样的清廉，那你就是一个祸害，就是一个潜规则的破坏者，大家都视你为眼中钉。这是专制传统很清楚的逻辑，把你放到一个位置上，就是让你跟别人一样，别人在捞，你也必须跟着捞，一个人捞够了，换一个再来。所以，善良或有良心发现的贪官要十分痛心地说：把我继续留在这个位子上就最好了，因为我已经吃得差不多了，现在又要换一个人从头吃起?这样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啊？
　　
　　这是一个生病既久的躯壳。每一个环节都病如膏肓，比如血管功能紊乱，破裂外泄，或是白血球急剧减少，或是凶猛的病菌入侵，或是发生了肿瘤或是结石，血液运行受阻，从心脏里输送回流的血液再难回到急需输血的地方。
野蛮人的非正义的权利
　　
　　
　　
　　黑格尔曾说过大意如下的一句话：个人从出身地位、宗教条文、国家法律、社会习惯等处得到某种特权，他们的这种权利只是野蛮人的一种非正义的权利。
　　
　　在一个民主进程还未展开的国家，充斥着无数的这种非正义的权利，并被肆无忌惮的野蛮地使用着。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都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它的存在已经很容易见出邪恶的力量处处压制欲望的种种表现，更何况以种种非正义的权利叠加其上，只把政府做成了一个为这种非正义权利张目利用的工具？小民何辜？小民头上何止三座大山？谁为小民代言？小民何民？当马克思说出“中国庞大的过剩人口”时，他想到过怎么去“处理”这过剩的人口？
　　
　　过剩就是多余，怎么去处理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必须处理。中国人自己的办法，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拆衷地采用二元结构的社会分类及归位，我们熟知的主要内容有：户籍制度，即农业户口除了考取国家正规大专院校外，原则上是不能转户口，从而无权入城定居、上班。这种专制的歧视性政策在今天也仍没有得到法律的纠正。就是几年前，农民原则上可以进城，但仍需交纳户口农转非、城市增容等费用，还不用说子女入学、进厂保证金等变相歧视性收费。当然，还得加上遣返和城市收容制。即使一个暂住费，也曾经逼死过多少人。
　　
　　身份上不得随意流动的奴隶烙印之外，城市市民的房租只微少到有象征意义，实质就是免费供应，但国家从来也没为农民住宅投资，尽管农民收入一直严重落后于市民平均水平。就是今日，城市高额的住房补贴，违反公平原则的廉价房、单位自建房，等等，也继续在人的户口和身份上划着清晰的界限。
　　
　　第三为当时最让农民称羡的粮食供给制度，市民享有低价定量供应粮，不受丰歉年份影响，政府指令农民向市民提供低价粮，仅此一项，农民每年为市民提供的“无偿劳动”就价值几百亿。这当然还不包括农民需要交纳的各种税费——最残酷的是变着名目的“所得税”——除了一身病痛早早饿死累死病死了事，他们到底还有什么所得？
　　
　　别的还有劳什子征兵制度。来自农民的战士退伍只能回农村，城市人伍兵退役后就安排工作，等等，总之都是“野蛮人”的种种“非正义的权利”。前提如此，它当然会挖空心思地尽量用足。
　　
　　农民今天的状况并没有好转，为地方政府继续挖空心思想出的各种名目的收费还在继续，农民跟这个世界脱节近于坍塌的精神世界没人关心。他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动物类群，随便把他们看作是什么动物，他们长期以来为城市所作的默默无闻的奉献再没人提及，因为他们并没有跟野蛮人打招呼就跑进了城市，胆战心惊地进来，活不下去了，于是他们到处“过夜”，“偷东西”，“破坏治安”，这还不包括他们“影响市容市貌”，“随地吐痰”，把垃圾桶“翻得乱七八糟”，“在护城河里洗脸洗衣服”，“随地大小便”。还不说城市里“过街天桥上、地上、墙上的牛皮癣”，等等。
　　
　　城里人是城市的主人。他们怎么都是对的。非正义的力量转化为了正义。
　　
　　除了这个顽恶的制度，一切非正义的权力都集中在了官员的产生。在这个以权力为润滑剂和开关的特殊通道内，权力本身就意味着永不靥足的欲望，那欲望是那般迷人，不可抗拒，就像一个人从不食言他小时发下的誓言——权力最终能到达哪种光辉的顶点，他一定就得去争取，他会那样地喜欢权力，迷信权力，变着法子也要看看从无约束的权力在一个人的创造中能达到的辉煌和巅峰!
　　
　　权力就这样极其容易地蜕变为城市文明的奢侈品，首先是私有化，既而，很快就补足了商品化、特殊化、家长化。
　　
　　一个官员只要能顺利地实现了权力的“四化”，就如同进入了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轨道。比如，买官卖官，以言代法，司法腐败，黑钱合法化、性贿赂、灰色收入，黑社会经济，如果这些好比是权力的“第二产业”，那么，“第一产业”也不会清闲，四好领导班子，各种先进、行业带头人、政府特殊荣誉……一切的权力，仿佛只为满足填充权力拥有者的私欲，以求最大规模地追求“少数人先富起来”。
　　
　　权力的过分扩张和无限制发展，相应的监督和审判机制又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掌权的人便常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这种无限制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合法取得的。在这种权力中心欲望之下，越是不能办的事情，就越会激发起嗜血的本能。所以，他会很欢迎有人来反对一下，至少，这对他是又一次证明权力的机会——不仅证明权力，更主要是为证明自己——权力和个人就这样一体化了。
　　
　　老百姓从来是对这种极端化权力退避三舍的。既吃皇粮，怎么干就是官员的事。“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苏轼《贬黄州作》)倒是权力中心拥有者的臣属幕僚看得清楚，起作用的正是权力本身，所以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要拥有这种权力。
　　
　　如果仅仅只是以一个社会的名义来规范人类的和平相处，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感到过分雍肿的官僚制度存在的必要，在庄子的学说中，甚至在孔子的志向和历代诗人们的愿望中，最美好的社会中，最幸福的生活，就是穿上新衣、牵着小黄狗、出门四处旅游。可是这种社会终只有存在于乌托邦与大同世界，是人类本性的邪恶破坏了这一切。卡夫卡在《审判》中是这样沉痛诘问的：有一个庞大的机构活动着，这个机构不仅雇佣受贿的看守，愚蠢的监察官和其最大优点便是明白自己不中用的预审法官，而且还拥有一批高级甚至更高级的法官，这些人还有大量不可缺少的听差，办事员、警察和其他助手，或许还有刽子手……为什么要有这个庞大的机构呢?不外是诬告清白无辜的人，对他们进行荒诞的审讯……
　　
　　荒诞的世界，荒诞就是最大的本质。莎士比亚告诫当时的执政者说：我们不能把法律当作吓鸟的稻草人，让它安然不动地矗立在那边，鸟儿们见惯以后，会在它头顶上栖息而不再害怕。实际上，胆子更大的还敢在上边拉屎。
　　
　　张恨水有一首打油诗也不错：官样文章走一途，藏猫似的捉贪污，儿童要问藏猫伴，先问猫儿藏好无?
　什么才是最好的政府
　　
　　
　　
　　一个政府，那种管理井然有序、人民真正安居乐业的政府，是绝不会惧怕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怨言与不满的声音的。它足够强大，所以，越是有这么些反对的声音，它就越会欢迎。民意总是难道的信息资源，政府与其派自己的官员下去走马观花，极不负责地胡乱搜集一通情报，从成本角度考虑也不如广开言路来得直接而真实有效。
　　
　　一个现代民主政府是应该有这样的胸襟与人文关怀精神的，毕竟，政府维持自己体制运转的资金是来源于纳税的公民，公民纳税，关心一下钱的去处，讨论一下它最该急需的用法，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也是对政府的一种帮助，帮助政府决策，帮助政府达到最大运转的效益，帮助政府时时维护自己的形象，更关键的是民主正是从这样宽松和开放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不是民选的政府，当然就不会相信民众，一切决策都是长官意志或官僚主义做派，领纳税人的钱，再把纳税人的钱大把大把地花在不适当的地方，只为造就长官工程、政府形象工程，以给当权者升迁垫脚，而且还不准纳税人发表意见，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看，他们这样做是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
　　
　　集中中国古代官德的优秀品质，我以为至今也可造出世上最好的官员，像殉道者那些追求真理，像圣人那样完善私德，像佛陀那样关怀众生。在这些宏大叙事面前，为官的过程，就仿佛是不停地吸纳天下的罪恶贫苦，只要还有一个人受难，自己就不能比他过得更好。当官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怜悯生命解救生命的过程。在这个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中，个人也不断地处于人格完善的过程中，直到所有的人格都靠近理想人格时，当官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公益事业，官员确乎只是为大众服务的仆人，而政府也就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可是，这的确说的是神话。这是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私德之上，指望一个圣人来拯救世界的天真。西方民选政府是不信这一套的，他们认为人性都是有局限的，都是需要得到约束的，宗教的约束还不够，还要世俗的制度的约束，也就是就下，从人性最可能走低的地方开始设置屏障，把人纳于这个公认的就下的标准之类，然后是在这个低标准上，一步步地走高。而专制的特征是相反的，用一套虚假标高的，每人都能成圣的说辞，在一个宏大而虚幻的、没有任何杂质的未来世界的大同理想里把每个人都麻痹掉，然后毫无办法地看着人性一步步堕落，不断地走向反面，而且嘴上是从来都不说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堕落，也鼓励你背地里男盗女倡，但你的嘴里必须要仁义道德。这也就是西方社会每天都有那么多批判声音，而我们每天都在解释自己制度优越性的原因。
　　
　　这就是个两极分化。我们的目标看似长远，其实是个幌子，是一种彻底的诱骗。比如，所有古老民俗的村落都被劝说要开发，矿石要努力开采，拆卸废旧电脑可迅速致富，百姓于是都很支持。他们怎么能不支持呢？他们已被教育成了那样，他们一心跟政府走。可是，开始对文化生态的破坏呢？对水资源的污染呢？他们是不会履行告知义务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追求短期效益的目标，而且，他们很可能是没有思考能力的。
　　
　　不要看着现在有几个官员好象能说几句真话了，能有些文化眼光了，这仍然是一种天真，因为从他们投身其中的制度来说，只有短期效应和长官意志是他们最关心的。我在自己长年的流浪途中，先是看到了滇池污染，然后是太湖，然后是北京护城河，而在古代，要做这些地方的长官，一定会先去找来《梦梁录》之类的书读一读，知道前人是怎么治理的。搜刮归搜刮，但总还得干点人事儿。这也许是古代诗文长官们留给今天的一笔稀薄而珍贵的人文传统。
　　
　　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这句同样是出自托马斯·潘恩的论断，在西方很多人心目中就是一个常识。政府的定义不过就是一个服务机构，它本身是不该拥有任何权利，它只有对公民服务的义务。在乌托邦的世界，政治家怎么也不可能找得到正经的工作了。也许海明威的一段话表述得最直接：国家一直意味着不合理的税收，我认为政府管理要减小到最低 限度。我同政府没有关系，只有才能不大的人才具有阶级意识，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一切阶级都是他的领域。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一个管得最好的政府？到那时，我们就可心情愉快，每天过着像孔子曾向往中的那种生活，而当我们正在晒太阳，走来一个极不熟悉的官员俯身问我：你需要什么帮助吗?那时，我们就也可以像古希腊的大智者戴奥真尼斯那样平静地说：有的，请你稍稍靠边站一站，不要挡住了我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