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文字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04/28 19:26:50

我的回忆文字《路村·刘宝瑞之死》刊出后，接到广播局老同事徐衡兄来电来信，以他的记忆相告。原来，1968年秋，他也是作为专政对象在路村参加秋收劳动，几十个人住一屋，分成两排睡地铺，他正跟刘宝瑞头对头。
徐衡提到，路村有六七百亩地，秋收时节天天白日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在场上“剥棒子（玉米）”。这我记得。当时广播局来人有四五百，围坐一大圈儿，那圈有小足球场大。
他说起刘宝瑞猝死之前那个晚上，在“剥棒子”现场发生的事情。我却全无所知——我搜索记忆，如果目击过这样伤心惨目的场景是不会遗忘的——也许因为人多，嘈杂，心无旁骛地干活，从不“乱说乱动”，进而一切不闻不问，这才什么动静都没往心里去。
徐衡是这样记述的：
这天，那个管我们黑帮队的郭XX忽然发现，就属刘宝瑞剥的棒子少。于是大声斥责之后，他就喊刘宝瑞站起来，又找来个大粪箕子，装满玉米，直到起了尖，让刘宝瑞背上，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那个专政的执行者，紧跟在后边，像赶驴一样，不断吆喝：“快跑，快点！再快点！还得快！”
每当刘宝瑞从我身后过一回，就总先听见他“哼哧！哼哧”大喘气，随后，就是那个专政执行者的吆喝声，盖过了刘宝瑞的哼哧声……那时候，见专政的人也跟着来了，人们都赶紧干活。我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也顾不得体会刘宝瑞是啥心情了。
徐衡说，平常，天天晚上干完活回屋，刘宝瑞总是先拿上小搪瓷缸，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院里开水桶接水，再蹭回来打开几个小药瓶，倒出几粒来，就水吃下去。然后吃力地拉开褥子，慢慢躺下，用夹被盖上，赶紧闭目养神。徐衡见他苍白的脸上，鼻翼不住颤动，费力地喘气。刘宝瑞说过，他血压高，有心脏病，吃的主要是治心脏病的药，还有肠胃也不大好，近来气喘又厉害了。
这天晚上收了工，回到住处，徐衡见刘宝瑞已经瘫在铺位上，拿起那个小搪瓷缸，伸着颤抖的手，有气无力地哀求：“徐衡啊！你给我倒碗水吧！”
这天夜时城，听刘宝瑞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夜深人静，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都不做声。徐衡也终于在这呻吟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吹响了，大家都麻利地穿好衣服洗漱，见刘宝瑞一动不动，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我那篇回忆文字还只叙述了刘宝瑞黄昏收工回来的劳累病痛，如果没有徐衡所述的当晚这场折磨他是不是还能多活几天？——谁知道？
刘宝瑞有病不得疗救，又加上超过他体力负荷的劳动，还有如上的身心双重摧残，不死才是奇迹。而在他死后，有关方面即使找人进行尸检，也只是为了推卸（至少是）管理的责任罢了。
现在人们回过头来，称刘宝瑞为“单口相声大王（或大师）”了，而在1968年，还不是一介专政对象，可以随便用手指捻死的蚂蚁？谁管他怎么死的，死了从专政队花名册上把名字勾掉就是了。
老友徐衡还告诉我，到路村去是琉璃河站下车，途经的大厂是水泥厂（我因之想起，我前文谈的在窦店下车，是去电台“13号工地”的路）；还告诉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8341部队要了房山县两个农场，一在南召村的给了新华社，一在路村的给了广播局，说是为了“劳动锻练”，后来就成为主要是收容专政对象和审查对象的地方；据说农场搁不下，又放到村里，他说当时的“黑帮”也分了几类，不像我前文说的那么简单划一。可见个人记忆之不尽可靠，又可见集体记忆也需要抢救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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