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余文字]读书回忆系列4

不要智慧的时代
　　
　　
　　
　　我们缺少的是一种死亡的智慧。
　　
　　人类的智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人类的痛苦，由死亡带来的智慧乃是最后的智慧，它在这个终极意义上是弥足珍贵的。对于一个平常人而言，假如他对世界了解得太少，他是不大会悲观的，因此，像马克·吐温这种可能有某种天才的人才会对那些死去的人羡慕得要死。马克·吐温为不能替少数有批判力的读者写作而深感耻辱，因此，他还不需要多少天才的智慧，他只有羡慕死人。而不论是左拉，还是塞尚，年轻时起就既无读者也无观众，只是因为他们经历的苦痛还燃烧得不足以化成灵魂的火焰。也就是说，离卡夫卡或凡高式的智慧相距还很遥远，所以，他们的苦痛只是比庸人的苦痛大一些持久一些而已。
　　
　　由灵魂的痛苦而进入智慧的境界显然也是对人性的一种无情的摧折，人类的这种代价只能让少数人去承担，如尼采、萨特，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他们能感到孤独，想要发疯，这真是太好了，否则，他们的智慧就脱离这个世界而去了。
　　
　　黑格尔正是借助灵魂来阐释智慧的：灵魂凭借自身进行研究时，就进入了纯粹的、永恒的、不朽的，以及不变的事物的领域，灵魂一旦独立于和脱离开一切障碍物以自身为伴，不再误入歧途而是直接接触有相同本质的各类存在，逗留于绝对时，永恒及不变事物的领域，它也就具有了和这类事物相同的本质，灵魂的这种状态我们叫做智慧。
　　
　　按照黑格尔这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人正是在死亡将近时候，在半疯半傻的边缘，他也许才更容易达到某种绝对的本质，如果他考虑的是死亡，那么他就有可能触摸到死亡的真相，然而，死亡仍旧是独立于我们的灵魂存在的，所以，死亡的本质或说死亡的智慧就总是与人类还有着一段距离。死亡如此，万物大抵如此，没有谁可以宣称他达到了任何认识的绝对本质，这正是人类至今还津津有味地生存的最大奥秘。
　　
　　中国读书人大抵是离智慧的距离较远一些，由于可以出世，可以逃禅，可以修身养性，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变疯或干脆自杀了去。另一方面，思想大抵也只有借助于行动实现，而当思想本身已变成了一种习惯，变成了一种自我消释的定势时，我们又可以认为，思想在此已完成了它的观念的封建专制统驭，思想不再成为思想，它已与体内的粪便一样毫无二致。在这方面，在这种诗文传统里边，你不能期望读书人真正会有什么思想。传统的读书人在心灵幻化出了理想的内容之后，心灵的力量既不屑与外物相逆，终只有耽于思想，沉积出一堆反复印证于心的体验，改变着古书的颜色，这种颜色与智慧一直是格格不入的。
　　
　　读书人中大多是聪明人，尽管困顿窝囊一生，但他们都能找到多种方法以求自慰。只要不到智慧的临界点，再怎么苦恼的人生也是幸福。简文帝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虫鱼，自来亲人。自然只要不是敌人，总就可相伴一生，可师可友，清风明月不用一钱，闲来写就青山还可变钱，天下之幸莫如读书人之福!而且看山看水，端的是一门大学问。所谓坐到水消便是禅。
　　
　　从这山水里到底可以看到什么呢?中国知识分子的软骨无用，逃跑?还是他们的生命本钱?还是像那个哲学家的裤子上的破洞一样，也可看见愚蠢?
　　
　　但总有一样东西不会遗漏，那就是中国书画，饱含了中国仕子骨血、旨趣以及一切文化追求的书画，这确是世间的好东西。因为，这本身是一门辉煌的艺术，但你又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学问，需知，妄心以求学问，所得妄，这就是个智慧问题。中国读书人并没有因为学问完全遮蔽了慧根，然而，这到底又是一种什么智慧?林语堂倒有语颇近之：中人智慧，以轻松平常心偶然得到，此心一备，乃可常得，明风清风不累，亦不以己悲，艺术无求，以迹近艺术态度消闲生活，大乐而不言乐，真是上天之德有大美而无言!
　　
　　书是不能尽信的，理性本也是世界上最成问题最含混不清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里边都没有多少智慧值得信赖。
　　
　　智慧这东西有时就这么奇怪，当这世上到处都充满了无聊和无用的思想，智慧就不屑出来，而当这世上越来越没有智慧，智慧不仅就成了反动的东西，甚至过去的智慧也就再不愿意“自来亲人”了。而我们现在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摒弃智慧的时代，而且，都觉得幸福无比。
　　
　　在我二十三岁以后，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厌倦书本的时间，我不知道那些发黄的书页还能给我血液以何种补充，我不知道这个无聊的时代什么时候才开始好转，总之，我只身一人带着渴血般的欲望逃离了书斋去流浪，只是世事难料，一想到今日我却又杀了回马枪，不但也混进这制造垃圾的行列，而且还津津乐道于用不再智慧的思想去打捞过去的智慧。所可幸者，我这个陈旧思想的小偷还比别人多一些“梁上行迹”，而且，也正是在这种为稻梁谋的奔波中，我才真正学会了向小孩谋求智慧。
　　
　　小孩，只有小孩，才会说出“家里来了两个客人，一共四只脚”，才会写出“有太阳的冬天的早晨是最寒冷的”，才会“让大猪走大门，小猪走小门”，才会以为“山羊是会说话的”，才会相信世上是有“一劳永逸的食品”……
　　
　　一个人的成年过程，就是学识同智慧不断搏斗的残酷过程，经历过这场人间万难幸免的万劫不复的罪恶对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我们长大了，有了学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们永远失去的可能是所有智慧……
　　
　　只有极少数人能认识到思想的智慧的价值，也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机会向这种目标进发。这就是雨果所谓“一个及时的主意胜过全世界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巴尔扎克所说：“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歌德在《谈话录》中强调的：每个最高级的创造，每种最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之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
　　
　　在艺术上讲，别期望勤奋的思考会产生智慧，更别企图让学识去当智慧的敲门砖，拉伯雷是这样说的：那些用学者的词句描述，用科学的术语衡量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形而上学的学者们总是把一种想法压在一床用词汇织成的毛毯下面，让它窒息而死，这些假学者对于愈来愈少的东西懂得愈来愈多，直到一天，他们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样样都懂——他们是盲人的教师，在一间黑屋里瞎摸，找一只并不存在的黑猫。
　　
　　再记住列夫·托尔斯泰的告诫吧：天下从来就没有理智的艺术。理智毫不重要，而且极有可能正是智慧的天敌。有理智之人可以是一个学富五车彬彬有礼的人，但这种人的最恰当工作可能是搬运死尸，从一个死人到另一个死人，把它们编号、分类，然后加以连接。作这种事显然是不大需要智慧的，死尸就是最大的学识。
　　
　　如果一个死尸搬运工不幸又有一点智慧，那也可以有他的用武之地，把什么人葬在什么地方，葬在哪一层，哪些死尸适合全尸掩藏永不见天日，哪些死尸还可抽取一块骨头，供后人辨识或纪念一番，要知道，人类的死亡文化一天没得到彻底的清醒，就会时时刻刻以各种方式贻害于这个活人的世界。
　　
　　因为可以没有理智，所以我们这样诅咒和嘲弄了一部分读书人。我们并不想在他们活着时就把他们埋葬，天知道这些人中有没有哪怕一点智慧呢?我相信有一点，就是已经被污染的死亡，不大可能带来死亡的智慧。所以，千万别相信这个世上还有万能的天才，每个人有一点才能，有一点偏执或是一种偶然，就像劳伦斯赏识的性知识，弗罗依德之于性本能，马克思之于辨证唯物主义，格柏森之于生命冲动……每种知识都是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偏执和偏颇才达到了各自的高度，从而让后来的人们在总体把握上已预先看清了各个岔路所能通向的最远的地方，从而可自如地确立自己的出发地点。
　　
　　我们不用再读天才，也无需奢言智慧，我们也不是尸体搬运工，就当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洁工或探路者吧!
　　
　　但愿每个人死了，都能自愿做个路标。 知识倡优
　　
　　
　　
　　我在前边某处已经引述了一个关于学习的观点，意在说明人非生而好学，学习或读书不过是出于习惯或被逼无奈。
　　
　　再抄一个论据：
　　
　　冯友兰在《三松堂文集》中论及老子“知足常乐”一则时说：老子的此义就是反对知识：①知识本身是一欲之对象；②知识能使吾人多知欲之对象，因而使吾人不知足；③知识能帮助人努力以得欲之对象，更使吾人不知止。对于统治者来说，民之难治更以其智多，当然更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其常无知无欲。
　　
　　治民若此，治吏治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爱才若曹操，当然是喜欢杨修之才的，不喜欢的是杨修之才每欲外露，处处抢占了本是他的才智闪光的地方，所以留之无益；慈禧要杀戊戌六君子囚光绪，不是因为她认为这些人祸国殃民，实在是她也看到了变法的必行，但不能让这些人抢了彩头，所以，人照杀不误，但变法实在也照抄了戊戌诸君子的许多建议；更有甚者，斯大林身边总是会出现一个大声讲错话的官员，每讲过后，此人又必在斯大林身边耳语片刻，只见斯大林脸色一变，转而怒斥这位官员刚才的错误观点，然后再讲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也即正是那军官适才与他耳语之言!
　　
　　统治者喜好比自己弱智之人，也是一种投机取巧。毕竟，这样龙颜时时大悦，天下太平。从前读清史，中有这么一段话，乾隆爷叱纪昀道：“夫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畜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时年年幼，不知这“畜”字作何解，初以为畜乃蓄之通假，后来方知通假也不过就是弄假成真之意，其实只要把准原意——畜就是畜生之意——就行了。
　　
　　皇帝把他喜欢的才子看作讨人喜欢的畜牲，有何不妥?需知畜生再敢造次，也不可能再像未受驯化之前那般野蛮，好歹只是砧上的肉，什么时候宰你小命，那管你已庞大如牛，还是肥胖如猪，其奈屠夫何?
　　
　　一个人也许只要爬上了王位，总就自然地生出留心知识分子的防范之心，不是怕他造反，而是怕他唆使或帮助了另外的纠纠武夫起来作乱，当此时也，知识分子真恨不能让人食肉寝皮，老毛子讲知识分子问题是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其实往哪里附都能给你扯下来，而且是连皮带肉。只不过知识分子一般都很天真，以为给了他某张皮，狗皮也就是虎皮了。
　　
　　毛泽东喜欢把读书人往乡下撵，因为他从前来自乡下，在北大很受了些窝囊，一生居心恨恨。当然，这个胆敢点评二十四史的人是深知这样一则典籍的：从前，壬登一天之内使两人见到了赵囊子，并当上了官，于是，他所在的中牟县就放弃了田间耕耘，卖掉菜园而去学习研究文献典籍之人，占了城邑一半。到这种时候，也就是知识分子在城内呆得太多太久的时候，你只有适当地增加一部分读书人的不幸，也就没那么多人敢读书了，这才太平。而且，只要读书人过得不太好，种地的人自然就会多起来。
　　
　　统治者大都没什么思想，治国就愚民那一套，万古不变。但他们不因为自己没有思想，就不懂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影响无孔不入，思想看起来总是在制造混乱，在不停地抛弃观点和思想，难免被首先抛弃的就是制度化了的立场和观点，这两种东西的通俗称呼常常叫作据说万古不变的“主义”。有此被称为真理的主义，统治究竟要变得简单易行一些，只怕同时变简单的还有一个民族的思想能力，创造能力，文化的多样性乃至价值的多元化生态，这就溢出了思想范畴，变得来不是统治者能耐烦去闹懂了。
　　
　　思想者的痛苦与艺术的痛苦相比远不可同日而语，沉溺于诗文太久的民众更多的是需要思想的拨冗见明。尼采说：艺术是永恒痛苦的人生的一种超脱或慰藉。如果人生来就是美好的，或者一切现实的谬误只不过是由于缺乏真知灼见，都可以凭借理性和科学加以救治，又何需艺术超脱的救济呢?这段话至少提示我们，艺术的目的也是有限的，只不过是一种超脱或慰藉，如果我们永不满足，我们就永远都在欲望的旋涡中，而为超脱而超脱也就变成了一种欲望。
　　
　　只有那种为某种主义而存在的作品，那种所谓主旋律作品才负有指引人间正道的高尚道义，这是统治者说的，他们每年都要开会把这个说上一遍，理解的最好的就可以当个文联主席什么的。
　　
　　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是那种无法用某种单一立场来评估的跨时代的伟大作品，这些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平常与公义，它不会装腔作势，不会大着嗓子要教育人，它可能还毫无意义——这种无意义正因为他讲了真话。卡夫卡临终前就清醒地认识到他的作品非但只能帮助人们认识恶，一点也不能帮助人们消除恶，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他的失望来恶化病人的处境。
　　
　　但是，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类艺术，还有一类艺术就是我们每时每刻身处其中的这个社会的一切，我觉得，我们看电视，我们开会，我们听谁谁谁讲话，我们学习某种口号或是文件，全都是伟大的艺术，从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到装置艺术——即使是最最现实主义的东西——也完全可以当作最最后现代作品来看。
为什么妓女是最符合道德的群体
　　
　　
　　
　　
　　从世界历史的民主进程看来，任何一种思想，如果是被鼓噪并上升到一种正统，并被加以大力提倡，或是实实在在地倚仗了权势加以制度化，它立即就有了专制的嫌疑，而任何专制都是与思想控制连在一起的。
　　
　　我想说的是道德。
　　
　　还是从引用开始。富兰克林有一个论断：“当你道德非常好时，你可能犯了严重的错误。”同为道德，当我们极力追求个人修养以期达到道德的尽善尽美，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以及为他人树立楷模之时，西方人为什么反而对之加以深刻的怀疑，并以为那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这个“严重的错误”与一般性错误或是无过错中间，还有什么样的自由选择或是文明的价值取向更保险吗?其间还有什么“缓冲地带”能令不是道德的终极选择也能得着一点透气的缝隙吗?
　　
　　有人会说，道德的理性选择不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算帐家，乃是一个普遍的行动者，这也许正是基于对西方价值多元化传统的自由选择的一种认知，但它更需要的是深入到西方伦理道德体系的根部探幽抉微，换句话说，只有对关涉西方道德的一些基本概念必需心中有数，然后才能站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上，以期认识得更清楚。
　　
　　合理的道德标准是以人的生活质量为善恶的终极标准。这也是西方的一句警言，它的最终落脚在于关心每一个活生生人的生活质量，关心别人，施惠于别人，同时也包括善待自己，它与把道德最终功利化地指向个人的修身养性的东方背景显然不是同道。生活质量，其主旨在天赋人权的最基础部分，它不想志存高远，或是避实就虚，生命权、免于饥饿权、居住权、就业权，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它们都是道德产生的土壤。从关心别人以至自己的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入手，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是彼此独立的，当然也是彼此关心的，因为，落在别人身上的不幸由于担心落在自己身上，所以，它也是自己的不幸，是社会的不幸，所以，社会应当有相当的救助与保障能力，保障别人，当然也就是保障自己权利的神圣而不可侵犯。这就不能光靠道德来勉力行事，因为道德此时只存在于心底，它不是法则，没有可操作性，它可以依靠，但不值得信赖。能依靠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因此受到了良心上的极度谴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扪心自问：别人都痛苦着，我怎么可能幸福呢?
　　
　　在中国以外的文明背景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备受良知折磨与煎熬的人不在少数，这种“自发”的道德不仅让列夫·托尔斯泰晚年一头栽倒在出走的火车站，也使每个时代的无数“良心不安”者抛弃了家财，进入了修道院，或是各种义务救助穷人的慈善机构，任劳任怨一生，略无烦言。
　　
　　我是人类中的一员，我包孕于人类的痛苦之中。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痛苦之中，我的心里就是自然“有罪”的，就应当以自己的苦行来救度别人，同时也救赎自己，这是不需要提倡的，也是无需鼓励的，但是这种不需鼓励与提倡的道德才是最干净最有力量的，因为道德一旦需要了某种政府作派的干预，它立即就不是道德的，是反道德的了，就好比只要我们一想到是在为自由而奋斗时，我们立即就不是自由的了。
　　
　　西方文明背景下的道德显然是原义的，未经删削的，因而是干净而彻底的，不含杂质或防腐剂的，当然，这种标准也是很高的，但并不是说一个穷人就应该没有道德，事实上，那正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他的内心反而更可能充盈着最高的道德。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道德的，首先是看他这个行为是不是自由选择的，自由的主体行为成了最高尺度。当然，这只是从行为上判断，从动机上说，他的道德行为是否构成了对个体的戕害或扭曲，他是否别有用心，或是被恶意地煽动或劝说，都可以作为他是否是按道德的尺度来行动的标准，比如，一个乞丐连自己也养活不了，却拚命地乞讨只为着去救助更多贫穷的大学生，那么，首先应该判断的是这个乞丐是否大脑正常?他的救助行为是否是一种自由选择?他有无这个救助能力从而拥有救助人的资格?如果没有，他的行为显然是不道德的，因为他可能让更多人的善良受到侮辱，而他对自己的苛求显然也是对人的伤害，因为他与我一样，都“包孕于人类”之中。而如果他的这种举动公然受到社会的赞许，那只能说明这整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出现了反向趋动，道德不再是道德，整个世界也已开始反道德了。
　　
　　中国人历来讲究德行，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和主流意识确曾公开赞扬过辛苦乞讨以救助大学生的老乞丐，如果一定要避开道德问题，我更倾向于认为老乞丐是在向社会乞求公正、善良，以及最起码的善行良知。然而，道德问题还是没法绕开，我找到了另一条黑格尔的论断来引入判断：“一个德行好的正派人并不一定就是一个道德的人，因为他奉行的那些道德并不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他屈服于一种社会的普遍性要求，而缺乏个人的自然欲望。只有把良心与道德原则统一起来的人，才算是道德的人。”
　　
　　在黑格尔的理念中，越是处在下层的人，便越没有对道德的自觉，又是越容易被引入到道德的“教化”之下，而那些身在高位的人，也极有可能因为“身不由己”，从一开始就与道德的本义相去甚远，至于一般德行好的正派人，当然也不能算是“有道德”，那么，还有谁是真正有道德的人呢?
　　
　　从中国的现实来试读一番。
　　
　　用行政命令上街搞卫生显然是地道的不道德，动员参加追悼会也是没有道德，组织包办或过问婚姻更是没有起码人道的道德。
　　
　　如果仅仅只是几条不道德的命令倒也罢了，问题的关键是国家这个专制机器不仅负责发布命令，它还时时要关心别人的思想，几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就是这种产物，它管得是如此之宽，不仅管每一个人的行为处世，还要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它规定父亲死了，儿子的哭法是声音“往而不返”，孙子则必须“有往有返”，李敖因此觉得中国线装文化中根本没有可以跟我们现代接得拢并真正有益的东西!“一本书指示的行动，我们并不能遵守，而每个人又都吵着要遵守，这是什么意思?譬如三年之丧，规定三年之内不能做官，不能与妻同居，但谁都不这样遵定……可见得愈遵守中国文化就愈须虚伪。”
　　
　　传统道德为什么要求人人都根据经典来作伪?它为什么竟可以细到规定别人的做爱?这样规定和提倡的人的老婆难道是靠别人私下来帮助做爱?
　　
　　“爱”简直是一个好题材，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爱太少，而且还不准许大胆地爱，爱也是被规定的，爱主子，爱皇上，爱显然也失去了它应有的干净之义。试想，做爱都可以规定，除了虚伪，除了不把女人当人，除了春宫妓院的合法化，谁付出了真情，谁就是道德的最大敌人。
　　
　　从爱到做爱，既然被封建礼教的合法道德一棍子打死，爱当然只能寻求拐弯抹角的不健康出路，生理上的被迫禁欲，心理上的欲望便一天天阴阳怪气。鲁迅先生曾戏谑地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即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被遮盖和扭曲的爱，导向的是传统人格内心的“向淫”，三妻四妾，春宫艳诗，以性养身，如此等等，渐渐衍生为一种日常的自然的心理定势与习惯认知，再配上传统文化客观上所暗示的“必须虚伪”，每一个人便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性的厌憎，内心却不可避免地存有对性的向往，久而久之，人们虚伪的习惯便在性事这一层上再次加固，随后，这种虚伪心理渐渐蔓延到道德心理和政治心理，以及一切文化的心理。
　　
　　自从古罗马人公开在大街上大行淫事，从而很快使帝国阳萎以至瘫痪以后，西方文明世界也在相当长的黑暗与蒙昧的中世纪中对性事加以压抑，从而使西方的文明都被打上禁锢的烙印，但自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的个体开始苏醒，而最先醒来的地方显然就有那个最敏感的部位。这可不仅仅是私小说的功劳。
　　
　　真实的生活可以被说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发端，生殖器肯定是个推波助澜者，如果一种文化在性这个最为敏感的领域已然层层包裹，以至于身体的直接欲望仍旧唤不醒心理上的阳萎，那同样说明的只是这种文化的脸皮太厚了，厚得让上半身已意识不到下半身的存在。尽管意识不到自己的下半身，但对别人的下半身的苏醒却又怀有深刻的敌意，而这种敌意的来源显然是源于对道德的包皮的“文化憎恶”。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当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充当传统价值的阳萎患者，然后是眼花缭乱后的心花怒放，然后是偷偷摸摸的手淫，然后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最后是真正的阳萎。然后是再也不会停止的意淫。
　　
　　雅·哈谢克在《好兵帅克》的跋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凡是对很有分量的词句感到大惊小怪的人都是怯懦者，因为他们对真实的生活感到惊讶，这种软弱的人正是文化和道德的最大危害者，他们巴不得把民族培养成多愁善感的庸人团体，圣徒阿罗依斯型的虚伪文化的手淫者，修士奥伊斯塔赫在他的书中写道：阿罗依斯听到一个男人在嘈杂的喧哗声中放了一个屁时，竟然大哭起来，唯有祷告使他平静下来，这种人在大庭广众表现得义愤填膺，却怀着无比的乐趣到各公共厕所去欣赏涂在墙上的的淫词秽语。”
　　
　　从阿罗依斯闻屁而哭，到《羊脂球》中几位阔太太掩住双耳生怕羊脂球的气味侮辱了自己耳朵的贞操，再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妓女”，便再次回到前边预设的那个问题——还有谁是真正有道德的人?
　　
　　有人倒是说过，只有妓女才是唯一有道德的群体。
宝贵的私欲
　　
　　
　　
　　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道德被规整成了统治思想的一部分，因而被强制化了。它甚至就是假大空的虚伪做派，或竟至于是反道德的。
　　
　　在封建伦理的正统与道德所要求的个人选择的中间，找不到一个令人稍稍放心的缓冲地带，当然也不可能还有一块公共地带，甚至所谓的个人私德的圆满也是国家意志的目的。不仅看不到道德，甚至也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以尊重单个个体的人的前提下，道德在很多时候是排他性的，是需要被当作尊重个体本身一样来尊重的，当一个人的行为是被强制的，或是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基础上，或是丧失了个性的，都不能用道德去判断，道德判断应该是小心翼翼的，应是从符合自由选择，符合人性的主体自觉的，它显然不能是未经个体的确认就被削足适履地引入到符合公意的规范中去的，虽然做为公共道德要求的一部分，符合公意也是一个起码的需要，但如果前提与程序都错了，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边还有一个私欲的概念。传统和当下的主义一直是羞于承认或“规定”不承认私欲的。这东西越往下，越压抑，其反作用就越大。比如，有人就又说了，近代工业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中国的现代商业社会何以进展缓慢?也许，仅仅是对私欲的压抑，对科技和商业的贬低就足可完成这一并不艰难的剿灭，但如果仅仅只以牺牲现代化为代价，我以为这并不是损失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显然只有人，单个的人，个体的人，有主体意识的活生生的人。如果连人却找不到，谈别的什么都不得要领。
　　
　　商品经济的法则，科技进步的火焰不仅快速地臌胀起了人的自信与自觉，也重新调快了时代道德的指针，在物质时代，个性中的私欲合符规则地发展，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内心都在互相对视与调整中达到最大效应，这是矛盾的源起，也是进步的标志，在西方工具和科技时代，正因为物质丰富，以及带来的相关生活方式的多元，人的自主选择在合符私欲的前提下得到了最好的尊重与满足。
　　
　　由于支撑道德的物质基础越加夯实，所以道德实际上也随着时代自由地进步，这是道德的自然选择，也是人性的自主选择，而人性与道德有时竟然是完全重合的，人类就是这样缓慢进步的。契诃夫在《带阁楼的房子》写过这样几句很有意思的话：“每逢大家打扮得漂漂亮亮，在花园里吃茶，兴致挺好，每逢人知道这些健康的、吃饱的、美丽的人在那漫长的一整天中什么事也不做，人就不由得希望所有的人生活都像这样。”瞧!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人们已显得多么有道德!
　　
　　一个时代有没有不依赖于物质条件而进步或升华的道德?或是由商品或科技的某种属性出发不但不利于道德的升华反而还有碍于对既有传统道德的伤害?两方面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先说第一种，在居里夫人把镭的提炼技术无偿地提供给世界以后，有关居里夫人崇高的品格就赢得了世人的尊重，然而，只有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得最好：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是不容怀疑的，因为第一流人物心目中装着全人类，而且她也有能力帮助全人类，事实上她也自主选择地帮助了全人类，所以，这种道德可视为超人类的，当然也是超文化的，只是，它还不是超物质的。
　　
　　第二种情况，由于商品经济与科技的推动，社会的各种价值关系因而处在不停地置换当中，难免就会对既有的一切秩序造成冲击，庄子所谓“有机械必有机心”，这是一种超东方的思维，但要等到西方世界有同样系统而准确的见地，则要到卢梭时代，自卢梭把科技进步视为“对纯朴民风的侵蚀”以来，一大批哲学家都继承了卢梭的传统，黑格尔提出了文明世界的“恶动力”，康德认定“自由历史从恶开始”，罗素则认为“文明是由社会不公推进的” ，凯恩斯则说：恶实用。美不实用，这一系列论断都有一个可怕的字眼：恶。而且居然是代替了从前我们曾大加赞扬的传统道德力量，换句话说，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道德的敌人，也可以视为时代想要赋于道德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内容。道德怎么会容得下恶呢?它们虽然都是从人的内心出发，但从前是根本排斥的，但现在，它们很快就要走到一起了，因为它们都是人性中的孕生兄弟。尼采是这样解释的：你以善待人，却不会有人同样以善待你，你企图使人相信，为了本身的自我而损害和牺牲其他自我，并非不道德。尼采同时还嘲笑那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理想，认为幸福只应给予高贵的超人。至于那些下等人，只要得到有限的幸运和好处也就足够了。
　　
　　由恶出发的新道德到尼采口中怎么就这么不露痕迹地转变成了专制的力量，成了对别的个体可以生杀予夺的特权呢?我再次想起富兰克林的衷告：当你道德非常好时，你可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卢梭看到了科技进步带来了恶的原动力，因此，他又强调：只有私人意志与公共意志完全一致，每一个人才是道德的。这样，个人是否道德的检验权就交给了公众。道德便成了一种义务，甚至是摆设，道德也就没有了道德的基础。所以，尼采才代表超人发言，而纳粹世界的戈培尔就很爱动物，并下令保护动物，可是对人却不一样。人对人怎么反而不讲道德了呢?是人都生活在这种恶动力中无法开解吗?是人不如动物了吗?是为了以杀掉一部分人换取另一部分人更好的生活现状从而更利于道德“关注人的生活质量”的初衷吗?或是人已果真不能调停与这个世界或是自己内心的冲突，而只想大量地放出身内身外的恶?
　　
　　纳粹留给了这个世界一大堆道德难题，大都是些悖论。身处专制权柄之下，一个人到底要怎样才能维持内心真正的道德?也许英国人福斯特的回答可以参考：人们被奉劝抛弃温情，献身于这个或那个大义名分的运动，我讨厌大义名分，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祖国与背叛朋友中选择其一，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祖国!
　　
　　“背叛祖国”的人还有很多，可是考察起来，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背负叛变祖国罪名的人往往都是最爱国的人。他们之所以与当局为敌，与专政抗争，原不过是希望祖国免于祸乱，否则，他们只需乖乖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意愿，他们就是很有统治阶级思想道德的人，就是养尊处优名扬万古的人，然而，他们便可能不再具有知识分子的道德，因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从苏格拉底以来就是那样确立的，你必须要站在底层说话，必须要对权力保持批判。
　　
　　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传统每每让我十分汗颜，就说说俄罗斯吧，这个民族之所以了不起，我以为正是其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的高尚道德传统来保育的，十九世纪的恰达耶夫这样向自己宣誓：我并不想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来热爱祖国。自从他奠定了高贵的思想与道德以后，才有了俄罗斯一代代以身殉国去国的优秀儿女，照亮了这片北国最具信仰的原野。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坚决不合作传统十分让人感动。他们常常不是在集权面前苟且偷生，或是仅以救出几个好友，而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仅仅因为当权者要把他们的论敌或是平时不睦者投向监狱，他们都出离愤怒了。
　　
　　中国的传统是粉饰太平。只有粉饰而已。
　　
　　我们历代的读书人都多妖气、鬼气，总之是阴阳怪气，少了铁质的光芒，似乎一刀划拉下去，流出的也只是乌黑的死血，可是，这些新鲜活死人们都信誓旦旦地活下来了，活成了修身养性的大家，活成了楷模，活成了民族的脊梁，宋《宾退录》一则有云：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中国历代名士多有“岂不快哉”，真是岂不怪哉!然而，这“怪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也有为数极少的有真的骨血的知识分子，也符合“有道德、有理想”的标准。李贽算是一位，他提倡讲真心话，而且是针对人之本性的私心的真心话，这是很了不起的，比今天的巴金那个提倡要高明不少。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藏书·德业儒臣记》)；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道古录》)；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
　　
　　李贽是能找出的与西方先哲相提并论的承认私欲的少数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可惜的是，我们是花了近几百年，才知道这种发现有多伟大，这个为当时正统的政治阶级思想道德所不齿的人原来是最具有道德的人!历史的玩笑开得也太过分了。
　　
　　还有一个谭嗣同，这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为变法殉难的匹夫志士，他的血比夏瑜的血流得更鲜艳，更彻底，在一片密不透风的封建纲常伦理的荆棘丛莽之中，他竟然主张一律废除三纲五常，只以“朋友”一伦做为人与人相处的原则，这是个能动摇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秩序的提议，他与那个时代显然太不合拍了，甚至在他死后一百余年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明白他“死得其所”的全部意义。我们七嘴八舌地争论了几十年，似乎想通过王国维的死因探究到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堂奥，然而，我们终于明白，他不过就是殉封建时代的道德而已。他感到了这种非人性的道德的没落，可他已无力拯救，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自沉一同将其埋葬，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投湖蘸起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沉渣冤孽似乎比任何时代都使我们心里发紧。但谭嗣同不一样，谭之死是为着拯救，拯救一个民族，也拯救自身，他的死是一粒种子，就跟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死种进西方文明的原始土壤之中一样。
老大哥一贯伟光正
　　
　　
　　当一个社会处在急剧变革的关口，总会有许多知识分子不堪忍受他们心中认定的既有的道德秩序，或四处流亡，或殉难决绝而去，比起中国古代信奉忍而退隐的士子来说，自杀显然有着某种个体的觉醒，但在中国历史上，自杀者大都是为着维护旧有传统道德的秩序，所以，这种自杀还算不上是自觉，只是一种被逼的无奈选择。既不是自然选择，所以也谈不上有现代民主意识上的道德，当然也谈不上主动选择为争取这种新的道德舍身取义。
　　
　　历代士子都缺少从个性出发的自主选择，做为一种自由需要的道德，在他们很容易被统治阶级以封建伦理纲常同化为一种“国家道德”以后，单个的人不见了，既在体制内生存，他们当然只有把自己变成这个国家道德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服从正统秩序的道德，以达匡扶天下的个人宏德，另外，就是以诗文歌赋、酬唱互答达到个人私德的圆融富足，所以，他们大都是一些被国家道德硬性拽入一条只有太平盛世环境中的天真汉，他们永远都是幼稚低龄的读书人，他们心中当然也不会再有民众，他们已然生活得很好，当然也不用再关心民瘼疾苦，他们可能偶有道德良知上的痛苦，但只要做几句诗，苦吟苦吟，就像漱口样把心中的苦水全部吐了出去，然后，又神清气爽地活在自己的诗酒天国之中。
　　
　　在个人与国家之间，中国历来就没有一片安全的过渡地带，除了小民百姓，读书人最可能成为首先是属于自己的人，然而，他们大都毫不选择地首先属于了国家，他们想进入这个主流社会，一旦他们这样想了，他们就顺着这条道走到底，连一条岔路都没有。
　　
　　既没有个体的人，当然也谈不上社会的人，人的两种属性既然都被剥掉，所以，他们连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也不配称。没有人，就没有主体的自觉，就没有生命价值，就可以命若草芥，就可以服从专制并为之张目，就没有自发形成的健康的公共意志，就没有健全的文明传承的骨血，就只有扭曲的历史，就只有听命于一切罪恶的肆虑……
　　
　　由于始终看不到人的出现，所以民众也只能黑灯瞎火地听命于政府，政府说一是一，错了也是对了，民众不可能有反对的声音，即使有，不但形不成一种复数的力量，做为一种社会公意给当政者提个醒或要求到自己的正当权益，反而可能立刻做为政府的对立面被悉数剿除。在这种情况下，单个的民众，噤声无语，命如游魂，时时自危，也不再可能想到要维持一种社会公意的声音，与政府对话，甚至是抗衡，国家在这种专制的传统下当然越发信奉专制，他们认定专制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专制又是借用了国家的名义，所以无往而不及，他们不会想到在这种国家道德之下，民众也何等孱弱。民众弱小而国家还依然强大，他们一直都相信这种童话，只不过维持这种童话的当权者永远都牢牢地攥着专制的提线。
　　
　　专制的国家无视它的国民的心灵质量，当然也不会具体到他们的民主意识与自由选择，他们当然更不需要一个可以为它参考、出谋划策的社会公意团体，他们认为这是多余，是添乱，他们永远都迷信专政。专政只要成为习惯，也不管民众的个体是否都死了，但整个国家太平了，而且确也一天天在改善着他们的生活。那他们还需要什么呢？
　　
　　没有个体，没有社会公意可以活动与交换的平台，政府的权力迟迟不是由社会公意所交出来而只是继承的，自我授权的，专制的性质就一天也不会发生变化，而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显然也就最小，社会公意只要得到应有的平台，它就可以产生或置换出如公平、诚信、谦虚、民主等美德，从而使整个社会因为呈现出价值的多元选择，社会反而更趋稳定而富有活力，但现在这一切的条件都是不成立的，一种社会通则或民意并没有经过这一层大众的土壤供养，自主而有选择地进入到某种国家规则之中，所以它一旦出了问题，就已是大问题，来不及修复，大堤已经溃决，但国家还是充分信仰自己的神功伟力，即使已开始管不住自己的官员，即使大厦将倾，但他们还是不会自觉到把民众交给民众自己。
　　
　　国家由于忽视公民的个体自由选择，忽视公意，它当然只有大事小事一把抓，“食少事烦，汗流终日”。然而，它们管辖的好多事是社会公意就可解决的，它既收走了这种权力，不给社会以分担和分享之机，它当然就只有徒劳无功地消耗着，把大量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办砸办坏，承受着它不相信民众狂妄自大的恶果。
　　
　　人既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对应于道德来讲，自由选择满足于个体，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对应于社会责任，但首先人必须从个体上觉醒，拥有足够的自由，他才会在珍惜自由的前提下关注别人，关注别人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维持社会的公正从而惠及自身，因为发生在任一别人身上的罪恶，同样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人就有关心他人的自觉与需要。可是在一个还没明确个体意识的环境里，由于一切游戏规则都由国家大包大揽，自己既当规则制定者，不允许公意存在，又当裁判员与运动员，权力神圣而崇高，不容质疑。久之，民众也就习惯于不要自由，而且还会觉得这对自己没有什么不好，他们不但习惯于奴役，而且生怕做不稳奴隶，所以，他们会主动帮助至高无上的国家表达他们的敬意，比如，他们会很自然地赞扬一个人在洪水中为国家捞取了一根稻草，或是一个常饿得眼冒金星的女乞丐却在拚命为救助穷困大学生奔波，他们认为这太高尚了，值得万世师表与称颂，他们果然就这样做了，全然想不起这种无视生命或伤害到起码的社会公意的行为原本不值得提倡，反而应该借此机会检验我们的道德机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以国家高尚的名义干出的许多事情都该受到民主与自由的质疑，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你为国家捞回了一根木头或稻草，却为国家失去了一条生命!这本身就不值得赞扬，一个可以漠视自己生命如此的人，你赞颂他除了教导更多的人无视生命，还能得到什么收获?他们已然没有生命的尊严，他们命若草芥，还要他们怎么地孱弱下去？
　　
　　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立人”以来，个体的人与社会属性的人几乎同时苏醒，每一个个体便不再是孤立的，每一种生命之间便有了联系，每种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道德中的社会责任也一天天加增，莎士比亚说：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来贡献于人世，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他可能还看不出，这非但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责任缺位，你必须如此，因为你已是社会属性的人。同时，你时时处处这样想了，作了，还会有别的收获，那就是由马克·吐温敏感地发现的快乐：你就是那么一个人，不论是碰到什么小玩意儿使你很开心的时候，自己就极感兴趣，而且还很乐于和别人同享这种愉快。
　　
　　有什么样的统治，就有什么样的子民及其道德，这跟当家长一样，只要求家庭成员像萨特那样发问：一个人应永远扪心自问，如果人人都照你这个样子去做，那得是什么情形？而自己却从不需扪心自问，其结果必然是当发现落后的专政已严重地阻滞了这个国家，需要提出调整时，而它的子民已跟不上步伐了，因为人们已习惯了这种模式，他从没奢望你会是如此地好，他会觉得这很好了，他已经只习惯了听你一贯伟大光荣正确……
去死的前苏联
　　
　　
　　
　　
　　文学以美的形式向读者提出宗教或国家认可的道德所无法解答的问题，世俗法则终止之处即文学法则开始之时，文学之特殊功能在于，它能冲破统治道德的禁区，为人们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道德疑难提出舒缓和纡张。
　　
　　文学当然有义务关注困绕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疑难，可仅仅从文学作品中去“学习”道德就好比通过集邮来增长知识一样，我不否认有人确从邮票中掌握了一些珍稀的知识，而且对他来说也足够，但文明世界中的道德问题呢?有谁也会把它做成一张一张的小票来发行呢?道德潜藏在文学作品中，人们会那么轻易地将它找出来吗?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序言中说：“文明好比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一样，碰到一颗比较不易粉碎的心，略微耽搁了一下，马上把它压碎了，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进了……读完了高老头隐密的痛史以后，你依旧胃口很好地用晚餐……”我不用完全引完，我知道许多人读高老头都是带着十分欣赏和学习的态度的。
　　
　　依据常理，邮票属国家专控产品，这正好类比国家道德。国家做为一种政权主体当然有自己的道德，国际上流行一种称法叫流氓国家或非流氓国家，就用的是这种标准。国家选择了流氓或非流氓的品行，当然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历史的道德遗产，它暂时只能这样做，因为它要生存，要立足，这是可以理解的。小人就有小人行径，但有些国家是不需要用这种卑而下之的手段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思想中，统治者信奉的都是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在统治者眼中，人只是一群供他们驱使的奴隶，他们不配与统治者对话，统治者的道德当然不是奴隶道德的总和，就仿佛类同统治者的特权一样，他们的道德也是天生的，就仿佛他们统治的是别一星球上的居民。
　　
　　国家道德的第二枚邮票的谜面是：与其鼓励不可能的欲望，不如在摇篮中把幼儿冻死。历代统治者都深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不能让他们有思想，他们的统治理论甚至进化到民多奇淫技巧也难管理的认知水平，物质决定意识嘛，当然在科技，商业上必须有所限制，这都是为了利于统治的根基。所以，历代统治者喜欢杀人，亲自杀不够，还借刀杀人，以理杀人。而且诸多杀戮之中，杀幼儿最省力，也最安全。不要以为现在就没有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还言犹在耳哩！
　　
　　第三枚也许是重复发行，也许是重点强调，总之还是杀杀杀，杀人的花样之多，连造字都造不过来，因为一种特殊的杀人方法都要占用一个汉字，仓颉造字夜鬼哭，鬼都怕了!然而还是要杀，还要丰富中国文字，弘扬杀文化!二十世纪的杀法居然还有割舌头，奸尸!这不能不说还是一种文化上的继承。继承的不仅有杀人技法，还有杀人思想，杀人理论，然而这些都说得不明确，这又是杀人者的高明之处。高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服从一套杀人理论，都被一种适度的嗜血文化供养着，以备这些本能到时能被人借着道德的名义全部复活并超水平发挥出来，直到这些嗜欲最后能达到一种人类的集体罪愆。其实，要掌握这个规律并没有多难，卢梭是这样说的：一个道德受到玷污的民族有权报复它的仇敌，哪怕灭绝对方部落……当邪恶者被叛处死刑时，他已不是公民，而是一个敌人。瞧吧!这就是主张回归自然的平民之子卢梭的名言!我们怎敢相信这是一个有着民主自由倾向的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思？专政可怕，可比专制可怕的东西实在还多得很。
　　
　　近年来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反思都纷纷沉痛地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以及其他不可知的力量，而且这些邪恶的力量中竟然还有民主自由，这当然不新鲜，希特勒也是民选上台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已经通过奋斗争取到天赋人权了，却突然又不是人了，仿佛文明也不是文明了，一切都面目全非，究竟是谁有如此神功伟力?是不是人类的国家选择或民族分别才是那万劫不复的、制造黑暗的罪魁祸首!人到底是一群什么东西?人类究竟还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有别于国家形式的自我救赎方式?人到底还将被所谓的文明异化到何处程度?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在希伯来神话中是偷吃禁果者，在希腊神话中是盗用天火者，在中国神话中是窃取息壤者，怎么在这些神话中诞生的前提无一例外是强盗?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你能说今天就不是强盗的天下了么？一个强盗失去了天下，一定是因为另一个强盗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而他后边跟着的好些人不久也就会显出大小不等的强盗本相来!
　　
　　说说强盗终于去国的前苏联吧，就算是一套解体的绝版套票。
　　
　　我最初知道这套邮票价值是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他是第一个从苏联的极权统治中见出日后解体的征兆的，他为此写下了著名的《莫斯科日记》，但却又雪藏了几十年，直到苏联真的解体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从苏联本土上，又冒出了大批文学作品，但只有《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少数作品预告或纪念了苏联的灭亡，然后，这个曾经伟大的红色政权便开始祭起杀的大旗，有一位为拯救苏联命运的少女暗杀列宁未遂，接着，高尔基愤怒地向列宁以及他所领导的政权表达了刻骨的不满：我们在拯救自己的小命的同时正在割人民的头，在消灭他们的大脑……我坚决抗议这一杀戮本来精神就相当贫乏的人民的大脑的策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要站在他们一边而且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
　　
　　然而，没有谁可以阻止杀戮，政权既然都是鲜血换来的，再不停地杀些人以保证政权的色泽，这是天经地义的，据统计，从1934年-1953年期间，列宁、斯大林政权一共使2000余名作家遭受处决、关押、流放与失踪!杀人是天下所有专政的特色与特权，没有谁可以幸免，国家既已无道，鸡犬不宁，个人也便只有活命要紧，但活命又与道德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向体制寻求妥协与御用，自动放弃立场，或是告密，然后就只剩下流亡，或是自杀。
　　
　　高尔基至今死因不明，但值得我们尊重的是他与列宁的据理力争，更伟大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与斯大林争辩，当他听说曼德尔施塔姆被捕获罪，他立时出离愤怒，不是因为是好朋友，而是正因为他们私交很浅，所以他要亲自给斯大林打电话，愤怒地质问对方。然后是到了征集处死图哈切夫斯基等“军事要犯”的签名送到他名下的时候，他简直狂怒了!他宁愿为这个疯狂的政权去死，也不要签下剥杀一个无辜的人生命的名字，那一定是一个民族最丑恶的污点，可许多人都签了，为了活命，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坚决不答应，他与图哈切夫斯基也不是什么好朋友，反而是因为“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基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帕斯捷尔纳克知道：今天一个无辜的人被虐杀，明天后天无缘无故被虐杀的一批人中可能就有了自己，即使危险降临不到自己头上，可“我的生命包孕于人类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苟活者，这是绝不能再后退的道德底线，倒退就成了苟活者，生命从此就变得丑陋无比，生不如死。
　　
　　想一想俄罗斯那些勇于赴死的志士，想一想这个民族那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想一想自十九世纪恰达耶夫开创的知识分子的高尚道德，我们立刻就能感受到这个民族的伟大，可是如此伟大的巨人还是倒下了，分崩离析了，而且，这些倒下的英雄中好些人已然觉醒，可他们没法换救这个国家覆灭的命运，但即使灭亡了，他们还是伟大的，就为其有那么多数都数不过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苏联解体了，那些可歌可泣的死难之士都存了下来，成了纪念这个庞大的政权的珍贵的邮票。每个人都值得为他们发行一张。只有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值得纪念的，而国家、政权是不值得惋惜的，做为一种专政的灭亡是值得庆贺的。当然，它也有一些东西是值得借鉴的，筱敏在《苏联文学情结》中这样总结：在一个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社会里，理想绝不可以是单数形式的，全社会的、倚仗国家权力的、排他的、经由组织和舆论而成为强制性的，它只能以复数形式存在，成为个人自由的选择，一种理想无论怎么样科学、壮丽，当它一旦被确定为正统，为全民共同的理想，公共道德的底线和法律的界限就被抹去了，政治理想规范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它就会向全体人民要求忠诚，就会使社会失去理性，使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专横粗暴、甚至残忍。
　　
　　总之，国家本来应该有道德的，可它常常连道理也不会讲，它的利益高于一切，为确保这种利益，它已把它的道德全部转换成了专政。专政不会容许自由选择，它只喜欢强权，它非但不会觉得干涉到个人的自由或帮助人们完成理想都是有罪的，它甚至认为这是它的权力，是它的责任与义务，它喜欢把什么都混在一起最后交给强权，公理也是强权的一部分，个体、道德、公意，早已变得无足轻重，因为，仅只需依强权定理，所有人的生命都只属于国家的了，而生命权，显然是一个社会能存活的最后一点的氧气。
道德的血盆大口
　　
　　
　　
　　专制制度之下，所有的臣民都可以视作国家道德邮票的发行人，他们争先恐后地为国家效力，从古至今，优秀的发行员我以为是唐朝张巡，其时他为帝王守城，敌兵攻来，将帝王之城围作铁桶，张巡毅然杀妾，烹与将士，守城将士无不热泪涕零，和着泪血吞下了可怜的女人，随后，以此推广效法，相继又烹完数万妇女和儿童，从而守住了神圣的皇天后土，张巡因此被认为是皇朝的功臣，也成了历史上大公无私精忠报国的英雄楷模!这就是国家的道德以及帝王道德的威仪与感化!这种流布甚广的大一统道德，张开血盆大口，居然一气之下就可以吞食掉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并且还受到具永久免疫力的皇天道德的荫庇与颂扬！
　　
　　国家道德覆巢之下，无所谓什么行状，也无所谓人命关天，臣民的小命怎么关涉到代表天的皇上?既然连人的起码资格都没有取得，又何来人命?所以，小命是可以无限屠戮的，死去是为皇上尽忠，所有的屠杀行为都是正义的。
　　
　　野兽没有道德，所以它们不用想怎么利用道德达到控制同类的意欲，从而为其所用，但它们有起码的生存游戏规则，光靠兽类自己的活动，从来是不用担心会把哪种种群吃光以至于需要保护。人类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他们从来都以道德自居，凭道德拉开与其他动物的质的差别，凭道德建立所谓的文明，凭道德实施少部分人“义不容辞”的统治。
　　
　　历史上不会再能找得出一个民族有像中国人这样延续至今，当然，在以道德做为统治民心最重要的工具的努力上，也没有别的民族看得更长远或做得更好，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分析：每种文化都呈现一种生活的路向：一曰满足意欲，二限制意欲，三曰否定意欲，择一则有西洋文化，择二则有中国文化，择三则有印度文化。
　　
　　中国文化是限制意欲的，杀人就是彻底地禁绝。历史如此长久，人口是如此众多，似乎都是为了到一定时候用来杀戮，就像旅鼠每隔多少年就要大规模毁灭一次以调节一番。要限制意欲，要对这么多人实施最简单的统驭，必有大一统、有愚民政策，有中庸之道，有抑商轻业，有限制科技，有提倡四书五经，有提倡个人私德完满，有各种足够消磨一生的艺术门类，如此等等。限制得好，社会就会安稳，文明也就在某些旁枝斜逸的领域辉煌灿烂，只看外表，简直鲜活透亮，五彩斑斓!
　　
　　可是我们少不得迟早要向这只光鲜彤红的果实的核心处触摸过去，越到内核，我们就越加清醒地发现，这种文明已没有多少新鲜的活力，这种既有的道理秩序已经达到了对人的最大反动!
　　
　　一切问题都没有像步入商品经济时代的今天凸显得这么确切，从前的限制意欲就是希望通过消灭人的本性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达到天下太平，随着商品经济一同醒来的当然还有人的个性，天性与人性，或是诸如此类的从前不置一词的部分，意欲，被文化压抑了几千年一朝醒来，像洪水猛兽一样随即向既定的道德秩序或文化堡垒冲决而去。大地被席卷，人们的心灵被冲洗，商品经济教会人们的东西比几千年人们的个人修养的总和悟到的东西更多，而且这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才是直接靠近了人性的本源。人类的经济生活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人们不仅要求物质的享受，他们连带也还有政治、军事、道德、法治、艺术、民主、自由等等多方面的要求。
　　
　　人们的要求既多，从长远来看，肯定更有利于一个健康而完善的社会的诞生，但从短期来看，既有的文明传承的限制，来不及制定或修改不及的规则，肯定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动荡。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中国文化力主“限制”几千年，很多关口不仅铁门林立，还有毒蛇猛兽看管，那是从前安定而有效的管理体制，突然要宣布它们“非法”，或推倒重来，肯定会有一番周折，因为它们是成熟的、已然稳定而定形的，它已有了自己的聚合力或张力，在用一种本身还没有成熟的机制去取代它之前，肯定会遇到它训练有素的顽强有效的抵抗。
　　
　　意欲醒来。醒来的意欲当然不能带着从旧体制下习染的病菌，相对于新的秩序，它们已全然有病。《本行经》说：病者，威德已尽，困笃无力，死时将至，无处归依。最可怕的莫过于拖着威德已久的病体又搁浅在了现代化的航道之中，因其无处归依，所以慌不择路，四处寻求归依，归依一处就可能是新埋下的一处祸害。
　　
　　人们失掉了灵魂的平静，早先那种井然有序的人际关系再也没有了，最可怕的是失掉了有力度的道德防线，这可能完全是由意欲限制解除后引发的一种本能的冲动。
　　
　　由经济领域引发的思想与意识层面上的震荡尽管混乱不堪，但它只是暂时的，是可以趋利避害的。但是，全球化的商品经济大潮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的一系列价值断层却可能会产生灾变性的后果，人类到底怎样保证自己前进的方向，人类的未来还有没有安全?动荡的危险还每没有过去，新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断层又已出现。然而这也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说得远了，道德的本义是认定以人的生存质量为最主要目的，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越是在关系人类整个前途的是非面前，就越不能让道德缺位，然而，由道德出发的前提之一是自由选择，谁也没有权力打着道德的旗号私设道德法庭，让道德退回到专制时代的没有人性的思想毁灭武器。
　　
　　道德肯定不是一个静态的标尺，它像人性本善或本恶的问题一样深藏于人的内心，它的表现状态之一就是自发的自由选择，它当然也是与意欲一同发展着的，比如，从关注别人也就是关注自己，到从关心别人中得到快乐就是一种进步，再比如，他从关心别人又到很公正地关心自己，从关注身边人一直到关注整个人类的前途，都可以视为一次次飞跃，也都是人性的一时一地的进化与升华。
　　
　　可能，一个真的大时代就要来了。
　　
不谈道德，谈洗澡吧！
　　
　　
　　
　　我相信海涅的话：哪里烧书，哪里接着就会把人也扔进火堆。
　　
　　不知为什么想起这句话。我心里真正想的是另外两位老人：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康有为。
　　
　　列夫·托尔斯泰出生于名门贵族，虽然父亲去世很早，但这似乎也并不影响他能养尊处优地过上一辈子，他少年时代因此很像个纨绔子弟一样懒惰、暴戾、嗜赌、说谎、好色、奢好打猎，但自从开始笃信宗教，又随兄参军去了一趟高加索，很快就体验到了生活在底层的士兵以及多萨克的悲惨处境，于是，他心中的道德一点点地复活了……他在晚年的日记中沉痛地写道：在我生活的四周是一片不应当有的穷苦和贫乏，但在这片贫苦穷乏当中却存在着毫无理性的奢侈，这是不合乎正义的，雅斯纳雅·波良纳这儿的生活完全是有毒的，不论我走到哪儿，我看见的都是羞耻和苦难，这个老爷的国家的景观是这样使我痛苦，所以我常想逃跑，躲藏起来……
　　
　　由于听从了自己内心基于关心穷苦人“生活质量”的道德的召唤，列夫·托尔斯泰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有毒”的私有财产，把它分给穷人，然后，在八十二岁高龄开始向外出走，一头病倒在一个默默无闻的车站。
　　
　　一个老人，一个“纯净得不能再纯净”的老人，就这样为着人的求索与完善，在历经“清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浴三次，碱水里煮三次”以后，割舍了一切天伦与享受，走向了永恒，以一个普普通通的、新的、有良知和责任的、实实在在的老人“复活”了。
　　
　　在我们这个以道德自居的泱泱大国中，到底能找得出哪一个老人有如负载着俄罗斯最为厚重而纯净气质的老人?这显然是一个残酷的比较，我想通过康有为来说明一些问题。康有为从少年激进、主张共和、参与维新变法，越到后来，他果真老了，在他还没怎么老时，他为百日维新辛辛苦苦地草拟出了一百多道变法谕令，然而，他确乎老了，再没有了“公车上书”的余勇，他让一个日本人伊藤博文转见太后时也不忘要“特别指出”：我们这些提倡改革之人，都是忠心为国谋幸福的人，没有别的意思。他随后还极力拉住了本不太同意“伪诏”的谭嗣同，到谭嗣同像个真的湖湘义士那样为变法向天流血以后，康有为却在事败当晚临阵逃离了。它本应比其他人有更深的愧疚，然而，他很快就以道德家的形象支撑住了自己。
　　
　　人都有生存本能，在封建礼教与专制王权之下，要使中国的读书人真正达到胸怀黎民、心忧天下的道德至境是不切实际的，虽然好些诗文有过这样的道德诉求，可是只要知道写这些诗句的人自己都生活得不好，时常感时伤怀，就知道这种情绪多只是一种自慰，也可以归属于伪道德与泛道德的范畴，至少，情绪上是不健康，也不真实的。我们必须小心我们这个诗文大国中的留白艺术，梁实秋说：看一幅中国画题字，那是使一张本来纯粹的画变成一幅赞道德价值的概念的插图，它使我们的注意力由画中斜枝细芯立即就转到那个清高的画士。
　　
　　来阅读另一部文学作品《局外人》，加缪在这篇小说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角莫尔蒙在三年前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母子俩已没什么亲情，母亲死了，莫尔蒙毫无知觉地回去奔丧，他无动于衷，不知母亲多大年龄，在灵堂上一个劲瞌睡，想喝咖啡、抽烟，熬到送葬时他只想回去睡觉。丧事终于完了，他又回来茫然无措的生活，遇上玛丽，说同居就同居，玛丽少不得问爱不爱她，莫尔蒙觉得问得毫无意思，大概不是很爱，又问想不想跟她结婚，他说要结就结，私毫想不起要关心玛丽的事，邻居男人与一姘女小闹，求他写封信去骂骂对方，莫尔蒙就写，又受托去作伪证，后来又被朋友叫去为自己的弟弟报仇，事后在海滨乘凉，被报复的人找到，他不假思索地开枪，随后入狱……
　　
　　莫尔蒙绝不是一个坏人，他似乎从没干过一件坏事，但似乎也从未干过一件好事，他根本不在乎灵魂，也不关心人性，更没有道德观念，他随便地活着，以平静的心情被动地等侯死亡来临。
　　
　　这部小说被视为文明世界道德堕落的教科书，人们还有道德观念吗?道德还能支撑这个世界多久，当我们呼唤道德回归时所指的道德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不可以肯定它说的就是古典道德?可时代明明发展了，如果还仅仅只靠古典道德来支撑是否又会回到专制、蒙昧或是野蛮的黑暗时代?我们还记得为呼唤自然的启蒙主义人物卢梭，你或许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没有皮肤的男人”，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脸上那深切的忧愁的痕迹，而那些痕迹正是来自自以为是古典道德的最大多数代表者：民众的误解与伤害，启蒙哲学阵营的攻击，如此等等。
　　
　　诸多的攻击或伤害都可归因于“道德战略”，不论是中国封建伦理，还是欧洲裁处异端的宗教裁判所的，都熟谙道德杀人的伎俩。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纳粹政权，许多战争，甚至包括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他们所使用的手法又何尝不是借了万能的道德呢?
　　
　　很多战争开始前，都是由语言的巫术置换出民族最高理想，“我们所进行的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事业”，“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
　　
　　然后是激动人心的焚书，为了达到“崇高理想，至上道德”而进行的扫除“垃圾”的活动，照例也有口号：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之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花还照亮了新时代!
　　
　　这“火花”显然是指的焚书的火焰，这是“伟大的道德净化”的重复步骤，纳粹的宣传部共开出一百余名作家的一万二千多种书，“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或者攻击了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德国人民动力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纵火队的首领是柏林大学的著名教授，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在焚书的行列之中，他始终都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把党费一直交到柏林被攻陷的那一天，忠实的党员，诗意地栖居着，还致力于说出存在的意义，使存在达到敞开、澄明、透亮，并闪耀出诗性的光芒!
　　
　　纳粹在不断“前进”，他们在短时间内消除了失业，使经济出现了奇迹，人人心怀感激，带着真正的热情支持纳粹，服从、忠实、无条件牺牲，除此之外，没别的口号，这是纳粹要求的“道德”，也是支持纳粹的德国人民“自发”涌起的道德。置身在这样崇高的理想与完美的道德之下，人们都会感到时代是真的伟大与崇高!
　　
　　可是纳粹之后呢？满世界都遗留着数不清的具体的道德疑难，单世联在《奥斯纳粹之后的写作》中冷静地分析到：如果我们说辛德勒感天地动的义举是基于一个邪念的背景，这绝不是对辛德勒的不公，……辛德勒的恶的一方面也与善俱生，尽管这不是不可原谅的，却绝不是善所能涵盖的，《辛德勒的名单》卓越地表现了当代道德的含混性与困境；第二个是“戈林问题”，他要为600万犹太人之死负责，却又颁布了法律保护动物……这样的人来保护动物，究竟是借此来掩饰非人道行径，还是再度确认文明只能以迫害和屠杀为基础?文明肯定是进步了，因为人类开始关心起身外之物了，但文明的进步又是可耻的，因为奥斯维辛的焚化炉和死人坑仍在向苍天倾诉：有一部分人类没有得到保护，他们还不如动物；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记忆，在被残酷的蹂躏之后，幸存者只有通过忘却才能重新唤起生之希望 ……即使最终出现了自由，那些痛苦地死去的人再不能复生了，正是对于这些人的回忆和人类对于牺牲者长期所怀的负罪感，使一种无压抑的文明的前景暗淡了下来……
　　
　　纳粹被“警惕”地原谅了，首先是因为他们战败了，部分地或象征性地接受了惩罚，然后是长年支付战争赔付，并定时向犹太人死难纪念墓地下跪——总之，居然是他们的“道德”感化了我们，这个世界真是太他妈的混乱而精彩了！
　　
　　还写什么呢？奥斯维辛之后，写什么不是可耻的呢？
　　
　　没有什么单纯的道德问题了，战争或是科技，都可以全面打乱道德与其他问题的界线，人类已被置入于一个不可知的未来；甚至每一件事都可能引发人类的道德的震颤与智慧的盲区。
　　
　　回忆点别的轻松一下吧！龚古尔兄弟说：自从十八世纪妇女被允许洗澡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以及妇女的娴静程度就直线下降。是的，人们要洗澡，就得付出代价。
　　
　　马克· 吐温不愿意说人，他主要说的是狗：人是动物，但不是野兽，因为他还没达到野兽的道德水平。野兽出于饥饿才行凶，人是出于仇恨而杀人，人和狗的主要区别在于——如果你捡到一条狗把它养肥，它是不会咬你的，你到达天堂时，把狗请放在外边，天堂是凭印象办事的，如果是论功行赏的话，你就得留在门外，而让狗儿进去了。
　　
　　米兰·昆德拉的疑点是：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消了，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