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丽：深刻睿智而又敏感正直——绿原先生印象

王丽丽：深刻睿智而又敏感正直——绿原先生印象时间:2010-07-23 17:16 作者:王丽丽点击:303次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绿原先生，尽管绿原先生的诗歌、翻译和他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都值得对应领域专家的专门研究。我是在研究胡风和胡风事件的过程中，主要通过阅读，认识了这位胡风事件的重要亲历者、特殊而深刻的反思者和研究者的。我只想记下绿原先生对我研究的助益，以及我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绿原先生的印象。
绿原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在胡风先生的女儿晓风所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一书中读到的《胡风和我》[1]这一长文。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在所有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当中，绿原先生大概是对胡风事件反思最深刻的一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从一个核心亲历者的视角，解消了当时存在于胡风事件关注者和研究者心中的一些普遍误解：“人们容易从表面认为，胡风骄傲，强项，不肯低头服输，以致造成悲剧。实际上，他解放以来一直在期待、在准备通过真诚负责的检讨，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使过去受过他影响的青年作者们得到顺利的发展；但他始终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577页）绿原先生的论断是以自己长期与胡风先生保持通信联系、近距离接触，甚至共同行动为基础的，更有自己面对事件演变中的每一关键环节所触发的心理真实为依据。因此，他对胡风有些复杂思想感情的理解达到了感同身受的地步。比如，在1949年绿原先生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与胡风、路翎和阿垅在京相聚一月有余的时间里，绿原先生就明确感觉到，胡风的心情既“和大家一样”，“是兴奋的，欢快的，明朗的，向前看的”，也有在“经历了香港批判”、又听了茅盾关于原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以后的“不平静”。但绿原先生还是对胡风当时的感情状态作了这样的理解：“说他当时就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人物，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会有1955年的下场，我也不相信——相反，毋宁说，他时刻期待按照一个无伤大雅的折中方案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他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当时未必懂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解决问题’的实际意义就是全部、彻底、干净地否定自己。”（572—573页）在《胡风和我》中，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作为所谓“胡风集团”的核心人物，绿原先生对胡风事件的思考是积数十年的切身的矛盾痛苦、惶惑求索而成，有些他用大半生苦难经历换来的结论被后来的研究证明，几乎具有确定不移的效力：针对多年来人们在反顾胡风事件时所作的种种假设，诸如“胡风要是不在文联大会上发言……或者，要是不写那‘三十万言’……或者，要是在1952年低头认错……情况是不是会好些呢？”绿原先生以一个当事人的切己体验和透悟，斩钉截铁地指出：“这一切仿佛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发生着，对于当事人没有任何侥幸或懊悔的余地。”（589页）绿原先生的这些消除误解的工作和结论，为研究者走出单纯从胡风个人的性格缺陷来探寻胡风事件的成因这一死胡同、校准研究的正确方向，提供了重要的路标。
（二）在作为历史见证人提供有关胡风事件真实的历史场景和鲜活的历史细节的同时，从一个“集团”内部的切近角度，对胡风事件中的关键文本作了独特的解读。1947年，稍早于《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和路翎的猛烈批判，绿原先生的诗歌创作路向就受到了当时在港文化人的批评，这在客观上更加促使了绿原先生对于胡风的著名答辩《论现实主义的路》的关注，绿原先生深为人们长期对它的轻忽态度感到遗憾和悲哀：“人们只看见作者对于某些党员作家的不够恭敬，因此责备他‘政治态度有问题’”，而“其中涉及现实主义本质的理论内容，却始终没有得到稍微认真的像样的对待”。（568页）
绿原先生也是直接参与“三十万言”写作的胡风几个亲近的朋友之一，因此，《胡风和我》对胡风及其朋友上书的抉择过程、上书动机、写作经过，甚至胡风写作之时的精神风貌都作了极为生动、鲜活的呈现，并简明精要地分析了报告全文的三个组成部分和所涉及的五个原则性命题。上书失败以后，又是绿原先生，连同路翎，帮助胡风字斟句酌地完成了《我的自我批判》。正是因为参与其事，深切了解写作当时作者情绪与心理的每一个细微的波纹，所以绿原先生对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这一文本的理解和解读可谓达到了无人能够替代的地步。他指出：虽然胡风的这篇检讨“不免有希图过关的动机”，但字里行间仍“充溢着严格自剖的诚意和学术上的认真精神”。“即使到了非检讨不可的地步，胡风仍然没有懂得当时文艺绝对屈从于政治的实际关系，总以为文艺是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领域，或许可能以自己在其中的诚笃执著求得谅解。因此，他能够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完全错了，但一些具体文艺观点他总觉得并没有错；或者说，他认为正是为了坚持这些正确的文艺观点，他才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或者说，他目前为了尽量挽救一些正确观点，宁愿在政治上接受一些过去不肯接受的‘大帽子’”。（591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自我批判》的作者们“苦心孤诣地选择自己觉得最准确的断语”，是在“陪着稚弱的艺术在粗暴的政治下面求饶！”（592页）
不难看出，在事隔三十余年之后再来回忆往事，绿原先生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身份和视角之间出入转换。一方面，他能够从一个亲历者的内在角度，鲜活翔实地呈现胡风及其朋友当年的矛盾、幻想、惶惑和坚持；另一方面，他又以一个最切近的观察者和反思者的超越眼光，融合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历练，对事件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探究。作为前者，他起到了重现历史氛围、引领研究者重历历史语境、重返历史现场的向导作用；而他以自己的心灵为镜对事件所作的独特反映和研究的成果，也必将而且已经成为胡风研究不断向前拓进的重要参考和坚实路基。
（三）极其到位地指明了学术界长期忽略的胡风事件研究中的几大关键问题。《胡风和我》也是绿原先生提交1989年在湖北武汉召开的“全国首次胡风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作为胡风事件特殊的反思者和探究者，绿原先生始终关注着胡风事件研究的状况并与已有研究成果保持对话。他指出，“至少有两个问题，还没有受到胡风研究家们充分的注意”，“得到比较确切的答案。”那就是：所谓“七月派”究竟是怎样结合起来的？所谓“胡风集团”又是怎样最后被“彻底粉碎”的？绿原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也足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宝贵的启示和继续生发的空间。作为“七月派”的重要成员，绿原先生发自肺腑地认同于胡风先生对自己与身边青年作者关系的概括：“对人民（对革命）的共同态度，对文艺工作的彼此思想和感情上的交流”。（616—617页）绿原先生还这样客观公正地评价胡风和“七月派”或曰“胡风集团”诸人的关系：“这一群普普通通的文化人是围绕着胡风一人结合起来的；他们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共同性……因此他们的结合只能证明胡风本人是一个精神上的多面体；以这个多面体为主焦点，这个流派的基本成员各自发出缤纷的色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罕见的，可一不可再的，真正体现集合概念的群体”；“离开了胡风及其主观战斗精神，这个群体又将不复存在……而其成员今后的个别成就都不足以产生流派的影响。”（620—621页）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后来学术界关注胡风的编辑和文艺组织活动、探讨胡风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出色的文艺组织家的研究前景。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对记忆中当年周扬对胡风的一次“警告”的激活。胡风等人当年精心准备、并以理论上必胜的信心进行的“上书”，最后却以惨败告终。这一似乎不可思议的对比落差，无可疑义地印证了周扬警告的政治预见性：“你说的话就是九十九处都说对了，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说错了一处，那就全部推翻，全部都错了。”绿原先生认为，尽管胡风及其朋友在当时和其后很长的时间里对此都毫无警觉，但残酷的事实已经证明这“致命”的“一处”实际上是存在的。（589页）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反思，绿原先生率先指出，“问题的要害”就在于胡风的文艺思想至少在五个原则问题上与《讲话》的明显不一致。除此之外，绿原先生同时还敏锐地意识到，“胡风当时反对的文艺领导体制”，也是“和《讲话》的权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618—619页）绿原先生在这个枢纽问题上所作的反思，不仅在写作《胡风和我》的1989年，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失为犀利、准确，而且勇敢。
《胡风和我》提议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舒芜问题：“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不仅应当研究他所揭发的‘材料’，更应当从那些材料研究他的人品，研究当时的领导层通过舒芜向知识分子所树立的‘样板’，并通过这个‘样板’研究某些人所掌握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实质。”（578页）对于这个问题，绿原先生不仅简捷精准地指出，舒芜的转变，是由那著名的三篇文章完成的，而且还客观详细地追述了自己在建国初期与舒芜的两次比较深入的接触，为研究者进一步考察舒芜在解放后的转变提供了第一手的佐证材料。对于研究者而言，从绿原先生的提议和叙述中，不仅可以见出其深远的学术眼光，更可以感受到他的为人品格和文化良知。如果说，舒芜在解放以后准备“进步”和“倒戈”之前，已经逐渐开始与昔日的朋友疏远，对于自己的“进步”打算，更是少与人交流或言及，但因为绿原在舒芜两次过武汉时曾对他的诚挚坦率的接待，舒芜在接连抛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倒戈”名文之后，却在给绿原的复信中明确要求：“特别通知你：希望你将要发表的检讨，也能注意这一点——通过检讨自己来批评胡风，证明根本上的共同点，这对自己、对胡风、对读者都是有好处的。同时，你给胡写信时，也希望针对这一点多谈一谈。”（重点为原文所有）（626页注[3]）换言之，绿原先生大概是胡风集团中舒芜对之进行过明确的示范式劝勉的一个人。但面对如此示范和劝勉，绿原先生用经过痛苦惶惑后的抉择作了回答：“我不能像舒芜那样公开‘检举’胡风，把一切污浊泼在他身上，借此洗刷自己。这一着，无论以什么名义来美化，我也实在做不到。”（576页）绿原先生不仅拒绝“拖人下水”，而且从1953年初开始，因为工作调京的原因，更加密切了与胡风先生的往来，直至直接参与了上文提及的“三十万言”和《我的自我批判》的讨论和写作。
1995年，绿原先生接受了复旦大学韩国留学生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访问，其后发表的访谈录再一次表现了绿原先生对胡风思想和胡风一生贡献的深入体认和独到理解。早在《胡风和我》中，绿原先生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胡风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艺组织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然而有关“他这方面的实践经验，由于客观认识还达不倒，研究工作几乎没有开始”。（621页）所以，当研究者开始关注胡风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实践的时候，绿原先生似乎显得已经期待良久。
尽管整篇访谈基本上是按照提问者的问题顺序逐一进行的，但绿原先生却能够化被访为主动，让自己对胡风编辑思想的理解思路充分地展开。他再三再四地叮嘱访问者，一定要向学界传达清楚一个中心问题：即胡风为什么要编刊物？他编辑刊物的目标是什么？他办刊物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在哪里？绿原先生认为，这个问题也是研究和谈论胡风编辑思想的前提，否则，就会将胡风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活动混同于一般的技术性工作。而胡风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编刊物的人，他是一个文艺理论家”[2]。
在某个方面来看，胡风的编辑思想也可以说是直接继承自鲁迅先生。当胡风早年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编辑《木屑文丛》、《海燕》等小刊物的时候，他们就“希望通过刊物在中国的文坛上培养一股新兴的文艺力量”，能够“代表他们的文艺见解”，抗衡当时鲁迅先生不以为然的文学流派及其文艺见解。
鲁迅先生的办刊思路一直为胡风所继承。胡风认为“有必要在中国继续办一个好的刊物，通过刊物团结一批青年作家，为中国的新文艺增加新的血液，从而能够把中国文艺向前推进”。况且，“胡风本人在文艺上从来有他的特殊见解”，“只有通过刊物，才能够让他的见解化为实际的文艺创作”，也从而“使鲁迅的传统化为真正的创作实践”。
绿原先生对胡风办刊目标的阐发，同时也是对自己在《胡风和我》中提出的“所谓‘七月派’究竟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这个关键问题的再一次深入解答：“只有刊物才能团结起一大批青年作家”。“可以说，在胡风刊物上写文章的那些作家们，都是多多少少、远远近近跟胡风的文艺思想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跟胡风的文艺思想不一致的人，一般不可能在胡风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样就形成后来的所谓‘胡风派’、‘七月派’，这些‘派’实际上是一个文艺思想的结合。”
“为了坚持实现自己的文艺思想”，通过刊物“寻找”、“团结”和“培养”一股力量，“把中国的文艺向前推进”。这就是胡风“以理论家的身份编刊物”、区别于其他编辑人的最根本不同。可以说，绿原先生对此的三致其意甚至起到了为所有研究胡风编辑思想的学者们提升研究境界的作用。
不得不承认，对胡风思想和贡献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绿原先生本人的深思睿智。感受到胡风编辑活动的重大影响的大有人在，受惠于胡风编辑活动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能够像绿原先生那样，对胡风的编辑思想和良苦用心体察到如此深入细致的程度，却罕见其人。在新文学史上，为什么惟独胡风的刊物能够造就大批的新人？绿原先生从自己给《希望》杂志写稿的经验中总结出了其中的奥秘，也是能够道人所未道：因为胡风是在按照他自己的意图在编刊物，所以他不依靠大家和名家，而是依靠“真正有希望，有能力在文学上产生效果的人”。绿原先生尤其对胡风推出作家的独特方式深有体会：“如果胡风认为你不错，他就要尽量地发表你的作品”，“把你形成一个力量，于是乎你就成立了”。多个这样的作者“加在一起”，很快就会“在文坛上形成一股力量”。这种“强力推出”作者的方式，也是胡风对鲁迅一个思想的具体实现。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文艺需要闯将”。而胡风办刊的目的，就是要推出这样的一批闯将。
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风的刊物能够“培养”作家。胡风是反对“培养”二字的，因为他认为，作家“靠培养是培养不出来的”，作家应该是自己“从生活中生长出来”。“如果作家是一颗种子，他就尽量让他晒太阳，给他浇水，给他提供发表园地”。胡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珍惜每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作者的每一点生机，帮助他们尽快生长起来。
有了《胡风和我》和访谈录给我的深刻睿智印象之后，当我在阅读胡风给绿原先生的26封信中，又发现了研究胡风事件的重大启示和线索之时，我在祝幸和欣喜之余，却丝毫也不觉得意外了。这些信件收录在已经出版的《胡风全集》第９卷中，其中有17封写于1950年初至1952年底，这正是解放后胡风在京沪两地穿梭奔走、等待解决自己的理论和职业问题的诡谲岁月，绿原显然也在时刻关注胡风的不平凡遭际，并时常与胡风交换信息和彼此对形势发展的看法。在胡风1952年7月31日给绿原的信中，有这样明显回应绿原先生的一段话：
“是的，骨子里的核心是这个态度问题。现在，有了头绪，我已开始来澄清这个问题了。当然是尽其在我，能做一步做一步。野所提三点，不是他的猜测，似可作为定论看。在一般习惯，这看法是合理的，我也将根据这个理来检查。”
全集同时收录了绿原先生事后对此所作的一条注释：
“野”君姓张，由京去川过汉，谈及胡风问题，谓一在理论，二在态度，三在宗派主义，“如不检讨解决，实在可惜”云。我当年如实告诉了胡风。——绿原原注。[3]
作为一个研究者，当我后来通过研读种种文献资料，复原和模拟了胡风事件发展的脉络肌理，并对胡风事件重新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之后，我发现当年张野所作的三点概括，几乎已经将胡风事件的主要奥妙悉数囊括其中：不仅批判者当年事实上是按照这三点概括为胡风定罪的，尽管他们罗织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套罪名；甚至在胡风本人其后的所有检讨和交代文章中，这三个问题也成了他数十年始终萦绕不去、然而又实在参详不透，甚至不得要领的梦魇。换言之，早在1952年，绿原先生就以他的观察、探究和深思，曾经让自己和胡风先生直面问题的核心症结。当然，尽管我们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即便对于最睿智的头脑而言，也无一例外地为他们设置了注定无法超越的视界局限。这一局限只能留待我们这些后来学者，在拥有了足够的历史距离之后去克服。
也是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胡风先生多次表达了在那段“闲散”的日子里，想真诚地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致力而无法下手的不安和烦恼：“好像要考取一个医生的名义，当瘟疫正在蔓延开来，看着药品而没有资格动用。”“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责任感，要不然，不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例行公事做太平犬么？”“如果献出生命可以打破僵局，我也愿意干的，何况其他？”“我心情的‘沉重’，就是由于这个责任感而感到不安。”（1952年２月８日自上海，374—375页）胡风还表达了绝不随俗俯仰、坚持自己所认信的真理的决心：“‘改行’不是别的，正是为了坚持，宁受最大的污辱，甚至人神共弃，但不能亲自歪曲什么。”“所谓‘改行’，那是宁愿制造巴掌大一块阳光，也不能帮助散一天霉气的。”（1952年7月24日自北京，379页）“问题只有一个，对真理负责，为党的利益着想。”（1952年10月17日自北京，383页）绿原先生称胡风为“精神上的多面体”，因为他以其精神的不同方面，分别凝聚起了原本并没有天然共同性的一群文化人，使之结成一个著名的流派。那么，以此思路类推，胡风对其与之交往的对象表现出来的精神的不同方面，是否也可以反映出这一对象本身的气质、禀赋、志趣和品格呢？
2002年10月，我赴上海参加“纪念胡风诞辰一百周年暨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其时我的博士论文《胡风研究》（后改名《在文艺和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于2003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刚刚在当年夏天通过答辩。因为深感绿原先生对我论文写作的启发和助益，第一天会议的晚饭后，我与同屋学者一起去拜访绿原先生。但没有想到的是，没有说上几句话，绿原先生就因为在座的一位在提问时未加斟酌地误用一个那个特殊时代的批判词汇而激动起来，我们随即告退。但我还是把我整理的两篇即将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论文，以及另外为本次会议以及随后即将在长沙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准备的两篇论文留给了绿原先生。这就是我与绿原先生仅有的一面之缘。尽管并不愉快，但我却由此认识到了绿原先生作为诗人非常感性的一面，认识到一个经历了７年囹圄监禁、二十多年沦落坎坷的文化老人精神上所受到的刺激和戕害。因为以前我在文章中读到的多是绿原先生对胡风事件所作的文化和学术的理性反思，作者没有将笔墨过多地伸向个人的遭遇，因此尽管我能想到，但对被绿原先生压在纸背的“一个肉身的人”及其家庭所承受的苦难却缺乏应有的心理预料。后来，在彭柏山先生的女儿彭小莲和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魏时煜合拍的一个纪录片中，我又一次见识了绿原先生敏感和容易激动的诗人气质。2005年，我收到了绿原先生转托责任编辑寄赠的《寻芳草集——绿原散文随笔选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2月）。
其实，我最早看到的绿原先生的书应该是他翻译的《现代美学析疑》。那时，我是将它作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热点——马尔库塞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之一来阅读的，对译者几乎没有什么关注。研究胡风事件以后，译者“绿原”这个名字才对我显出了特别的意义，我也才开始体悟到该书作者和译者之间的某种关联。马尔库塞有一个重要的美学主张：“艺术的政治潜能仅在于它的美学方面”。他这样论证道：“文学并不因为它为工人阶级或为‘革命’而写，便是革命的。文学只有从它本身来说，作为已经变成形式的内容，才能在深远的意义上被称为革命的。”[4]联想到胡风及其朋友当年为了反对文学对政治的直接反映而导致的概念化和公式化、主张文学表现政治时的审美艺术效果而受难的历史，那么，绿原先生对马尔库塞文论的介绍，一方面固然表现了他对西方美学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的关注和敏感，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他是在为自己内心深处一个纠缠了几十年的理论心结寻找答案。这就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一个在特定的长时段里决定了“胡风集团”众多成员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
绿原先生从事翻译，有长期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的不得已。七年单独监禁、长期被剥夺了创作权利，任谁都是一个打击和创痛，但绿原先生却能够以足够的豁达和智慧，如一只珠蚌，生生地，用心血将这一深巨的创痛孕育成了璀璨的珍珠。正如他那首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能产生灵魂震动的诗《又一名哥伦布》所描写的那样，他这位“形销骨立”的二十世纪的哥伦布，以狭窄的独身监狱“四堵苍黄的粉墙”为他的“圣玛利娅”号，漂流在茫茫的时间和无边的寂寞之海洋上，心中坚信一定会到达他的“印度”，或者“发现一个新大陆”。事实上，绿原先生通过在监狱里默研和自学德语，果然发现了他人生中的另一块新大陆，这就是通过德语涉猎到的德国诗歌和文学理论。
我已经申明过，我对绿原先生的诗歌、翻译和文学思想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本文既然名为印象，那在结束本文前，也不妨将我的另一个还不太确切的印象写出来，以就教于对应领域的专家：因为绿原先生的诗名确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所以学术界对绿原先生早年诗歌成就和诗歌创作思想的研究可能多于对他八十年代之后的研究。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由于对以德语为主的现代西方诗歌潮流和现代西方文论的广泛涉猎，绿原先生的诗歌创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还能跟现代的诗歌潮流保持着同步、甚至领一时之风骚。因此，从他翻译的西方文论入手，探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和诗歌潮流对绿原先生诗歌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的滋养，还是一个有待相应专家展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1]绿原：《胡风和我》，见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本文所引均参考该书的增补本《我与胡风》，2003年12月第二版。以下该书引文，只在正文旁注明页码。
[2][韩]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绿原》，见《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录——访谈牛汉、绿原、耿庸、罗洛、舒芜》，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154页。以下本文所引该篇访谈，均见153—158页。
[3]见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第9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380页。胡风致绿原书信均见该卷361—395页。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仍然无法读到绿原致胡风的相应信件。
[4]［美］赫·马尔库塞等著：《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4月，第3页。这本书据英文译出。
来源:粤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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