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转型期的社会危机

转型期的社会危机 时间:2010-08-24  作者:曹锦清 　　简介：曹锦清，男，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
　　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如何研究中国》等。
　　社会危机事件的背景
　　本刊记者：近期一系列影响甚大的社会事件，如校园血案、富士康跳楼事件、以本田工人罢工为标志的各地罢工事件、永州枪杀法官案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
　　曹锦清(以下简称曹)：总的背景是改革开放。怎么去理解改革和开放呢?先讲改革吧!改革的核心一条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由此而引动的三十年的变化都可以从这个线索来加以理解和说明。过去认为这种变化和社会没有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经济资源配置手段的变动，据说是从由较低手段向较高手段的转型，过去一般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的过程中，它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就是由农村集体所有向承包制家庭转化，由社队企业向乡镇集体企业转变，这个转变问题不大，当时企业劳资关系问题不大。九十年代，向私人企业转轨，国有企业抓大放下以及私人资本出现并壮大起来，这就出现新的劳资关系。
　　外资也是私人资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引进资本、技术、管理经验而大力引进的，这些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五十年代的日本，到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国际劳动密集型资本向中国转移，中国廉价的土地、劳动力以及较低的环保要求，吸引着投资者，成为国际资本转移的“洼地”。最近发生的本田工人罢工，富士康跳楼事件，就是发生在外资、台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
　　同时，国有企业也经过向现代企业转变，逐步资本化，从国有企业变为国有资本，这样国内形成了三大资本，即外资，民营、国有，他们所有权结构不同，但都是资本。对应的是一个迅速形成的雇佣劳动者阶层。那么这样，劳资关系成为九十年代来最为突出的关系，它和城乡矛盾，区域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一过程，即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对这个过程我要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大量的资本向中国移动过程中，确实大量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滞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比较快的和资本相结合，第一代劳动者基本接受这样一种安排，底薪、无保障的条件，因为他们只要走出农村，和资本结合，就能产生远远高于农村的效率，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个就业问题。那么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主要是在一个较好的条件生活下，他们相当一部分是独生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他们也没有务农的经历，城市化要求也比他们的父辈紧迫的多。所以第二代农民工为主题的劳动者和资本的冲突不可避免，这是一种常态，没有发生反而不正常。而且他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是应该而且必须满足的，他们主要是要求加工资，加班必须给钱，他们还没有完全社会保障的要求，也没有提出城市化的要求。他们是不是能接受父辈的那种安排，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最后还要返回农村。这样的安排，这一代农民工会不会接受?多少人接受?这是有待于研究和观察的问题。
　　从企业的角度，从政府政策上来讲，也对他们的要求做出比较迅速的反应，如本田加工资，富士康也加工资，政府最低工资上调，逐步落实解决农民工综合保险随就业转移的问题，就是说农民工对目前劳动的条件、时间、报酬，提出的条件是合理的，是能够加以合理满足的。当然，经济全球化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全球化，劳动力并没有全球化。所以，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和劳动要求的空间是有限的，超出这个上限资本就会外移，就会导致失业。今后的问题是就业问题，其次此时就业的质量问题，包括就业的稳定性、报酬、条件、时间。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是和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大量解决就业问题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还要继续留住，政府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这样，农民工可以缩短离家的距离，这种距离的缩短对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意义，这种意义极其重大，不要低估这种意义。对中西部很多农民工来说可以往返于工作地点和农村的家之间，这样可以加强家庭成员的联系，这样就解决了留守儿童，因分居带来的婚姻纠纷，父母养老等问题。虽然他们的工资并没有增加，但是生活的质量大大提高。
　　社会转型下的危机
　　本刊记者：您刚才说的主要是劳资矛盾，这些主要是利益纠纷，但是还有如校园血案，永州枪杀法官案，这些是否和社会公平正义有关呢?它们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曹：目前最大的的问题是劳资关系的问题;其次是城乡问题，即小农和城市的关系问题;第三是区域问题。对于各种恶性案件，带有报复性的恶性案件，估计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面对如此巨大的转型，各个阶层都有观念、心理不适应的问题，已经形成的某种心理结构和价值判断和现实迅速变动的社会结构之间，如人际关系的变动，他们不适应。这种不适应积聚着大量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在个别人身上表现为自杀，觉得生活是灰色的，无意义，就自杀，或者他杀，期望引起聚焦效应。而媒体报道此类案件的时候，又产生一定的仿效效应，如富士康跳楼。
　　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新的社会关系在重组过程中，原有的不适应变动，这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后顾。人与人之间高度的竞争，以及相互攀比形成的压力，这个市场经济只提供挣货币和消费货币的机会，除此之外，它不提供任何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相互利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冷漠，相当一部分人无法适应这一冷酷的局面。这种人在各个阶层都有，并不只是底层才有。他们这个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安身立命的意义，这样一种情况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是个别人，而是大量存在。其中极端者会走上自杀或反社会的行为。如果某些人找到一种极端的意义，会成立极端组织或反社会组织。这种情况今后会出现，如极左翼的或者极右翼的组织，或者邪教组织，都有可能大量产生。这些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苦恼，十九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都讨论这个问题。大量的人口离开熟悉的村落、社区，涌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中国这一代农民工大体保持心理健康，这值得研究。他们还是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回家修房、成家、生小孩、供养父母，承担责任，通过这样而获得生命的意义。
　　中国人面对如此大的转轨，而大体保持稳定，这本身是个奇迹，虽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宗教有一定价值，解决这种心理意义的问题，宗教具有一定功效。因为现在意识形态只有几个口号：一是经济增长;二是大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三是民族崛起。这些宏大叙事对大部分人来讲并没有特别的诱惑力，也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更不能解决竞争带来的焦虑失落，这些意识形态无法解决。
　　本刊记者:民族主义不也给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带来意义吗?
　　曹：这个对小部分人提供意义，如白领，他们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民族主义能提供什么呢?可能竞争中的自以为的成功者，民族主义的情绪还是不少的。
　　“增长、复兴、公平”是现在宣传的三大主流的价值观。这对一部人来讲还来有一定吸引力。
　　本刊记者：政府提出“公平正义”的口号，而现实中往往很多问题是公平正义的缺乏而引起的。
　　曹：所以，讲第二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不公平公正的事件，像剥削、侵犯、抑制，对于这些，我们原来有一个民间调解系统和法律系统来解决。但是单靠律法系统来解决这种，剥削、侵害、抑制，还是不足的，因为很多问题没办法闹到法庭上去，即使去了，成本太高，即使进入程序，也不一定能合理快速的解决。有的诉诸法律，他们不解决，那就没办法。法律是以以证据的事实为依据。
　　法律功效，一是定纷止争;二是除暴安良。法律要对弱者的法律救助，在执法的过程中公平有效，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司法的公正，让老百姓遭遇不公正时能找到一个途径申诉。
　　尽管这样，在这么大的转型过程中，总体社会保持稳定，这本身是一个奇迹。这些年不断增长的群体性事件以及恶性案件，也充分的反应了转型社会的风险，以及存在着大量的不适应者。转型过程中的分配不公以及公权力的滥用，都加剧了这些矛盾。
　　本刊记者：这些群体性事件、反社会案件等社会矛盾，未来会不会加剧呢?
　　曹：这个很难回答，随着年轻一代的增加，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网络联系的增加、信息流动渠道更加宽阔，他们对不公正的感受会更敏感，忍受度会更低，因此触发他们的抗议会增长。我以为这是良性的。这要求企业、企业管理者、政府决策者，更加重视他们的诉求。
　　总而言之，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最主要的是判断矛盾，找到新的机制协调矛盾，使得社会相对有序。
　　发现不同利益、尊重不同利益、协调不同利益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
　　本刊记者：您提到了寻找新机制来协调社会矛盾，有学者提出，“维稳必先维权”，社会稳定不是刚性的稳定，而是使各个阶层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您认为呢?
　　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个阶层、各个家庭的利益，利益的协调和满足，肯定是当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现象，所以不同的利益不能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也不能用压服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动辄用警察、武警来处理群体性事件，用这种硬性的手段来达到稳定，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要求执政者第一知道有哪些不同的利益，第二协调不同的利益，比如拆迁，被侵害者起来反抗，您能强行拆迁吗?那要协调啊!补偿要合理。有的问题要动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靠行政官员的指令，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肯定不行，问题是现在的行政官员对自己的权力特别迷信，官大一级压死人，官管民的意识在有些官员头脑中还很严重。
　　所以，要发现不同利益、尊重不同利益、协调不同利益，这才叫执政能力啊!要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一组矛盾中如何协调，如果剥夺一方利益，一方压制另一方，这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官”
　　本刊记者：现在党和国家大力提倡“依法治国”，但是现实中很多的社会矛盾是行政权力的滥用导致的，如官员腐败、违法拆迁、暴力城管，那么如何落实依法治国呢?
　　曹：中国的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官”。在现有的政治架构里面，党政相对分离，以及监察部门的垂直领导，用法律来监督政府各个部门，是否有效，这个问题讨论很多年了。我们的监督部门很多，党内有纪检委，行政有监察机关。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政府，依法治官，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先决条件。如何对官员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讨论多少年啊!由于监督效率不高，这也是自由派要求多党制的动因，主要是针对党政腐败。权力的过度集中式腐败的主要原因。
　　如何来监督?自由派认为，反对党监督、舆论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这就涉及到选举民主和腐败导致有什么关系?如果选举民主有利于政治的清廉，那么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实行选举民主，但是他们大都没有实现政治清廉。
　　看来，腐败和转型过程有关系，和政体的关系不大。按照国际透明指数评价，印度的腐败指数高于中国。印度的民主在第三世界中算比较成功的，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政治相对稳定，但是并不妨碍他的腐败制度化。俄罗斯也实行多党选举制，但它的腐败也已经制度化。第三世界的军事政变大都打着反腐败的旗号上台的，但是他们上台后仍然腐败，很多东南亚的国家就是这样的，如菲律宾、印尼。
　　腐败和转型社会有关，至于和什么因素有关，还值得研究。可能与转型期法律的空白，或许货币的恢复了各种职能，货币成为人们一切动机的动机。占有财富和消费财富成为这个社会的动机，这种动机弥漫于社会的所有阶层，要求执政的公务员唯独没有这个动机是不可能的，要求学术界没这个动机也不可能，人人急于成名，转化为利，所以学术造假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