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因：国学的基本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下）

国学的基本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下）
郭　因
（三）推己及物以求天人和谐
《大学》认为“格物”是从“致知”经“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到“明明德于天下”、“平天下”的第一步，也即基础。所谓“格物”，即“穷至事物之理”，也就是懂透万事万物。朱熹引程子的话，指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有未穷，就一定是知有未尽，因此格物穷理应该“求至乎其极”，达到“一旦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样才可达到人之心与物之理相契合，人也就能以最合适的态度去对待物，实现人与物无忤而和谐。
据此，人也就可正确地去对待社会财富的创造与使用。《大学》认为，生财与用财的大道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也即创造财富的人应多于享受财富的人，创造财富的数量与速度应高于享用财富的数量与速度，也即人人都应为家为国为社会节约财富。节约财富当然也就节约了自然资源和保护了生态环境。《大学》还认为一个国家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如果治理国家只“务财用”则一定“灾害并至”。
《中庸》认为大自然是“致中和”的，所谓“致中和” 即推而极之，“天地位焉”（天地各安其所），“万物育焉”（万物各遂其生）。而大自然的中和又是与人的中和相联系、相结合、相和谐的，如朱熹所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反过来说，当然也就是天地心正气顺，人也就心正气顺。《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也说的天地与人、天道与人道相联系，相统一，人类处理人类社会的事物，就应如“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以求“宜民宜人”。就应如“地道敏树”那样去做到“人道敏政”，也即有如顺天时、顺地利去栽培树木那样去选择合适的人治理国家。因为“为政在人”而“取人以身”，这人又该是“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人，也即能爱人、亲亲、尊贤、知人又知天的仁民爱物的“达道” 的人，具有“知、仁、勇”的“达德”的人，能通天道、行人道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自己“不惑”、“不眩”，亲人“不怨”，士大夫“报礼重”，老百姓听劝告，百工出力而国家“财用足”，“四方归之”，“天下畏之”。这样，“能尽人之性”，又“能尽物之性”的人，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像天地对于万物那样自自然然地把人类社会搞得永有生机、持续发展；像天地那样去以“配地”的“博厚”“载物”，去以“配天”的“高明”“覆物”，从而“悠久无疆”。
天之所以“高明”是因为“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地之所以“博厚”，是因为始虽“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山与水之所以了不起，也因为山始虽“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水始虽“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因此，治理人类社会的“圣人之道”，也就该“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治理人类社会的人就应该“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案察”，以“至诚”“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溥博如天，渊泉如渊”，使“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悦）”，“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且如“上天之载，无声无息”，虽“怀明德”而不“大声以色”，即虽有“配天”的大功劳，却并不张扬，并不卖弄。这样，当然就可达到天地与人、天道与人道的契合无隙，彻底统一，完全和谐了。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语》谈得很少，但可看出，孔子对于大自然是很爱护的，是很注意生态平衡的。他一生“钓而不网（只钓鱼而不用大绳子做网的大网横断河流来捕大批的鱼），弋不谢宿（不射猎归巢的鸟）”（《述而篇》）。他特别赞赏唐尧的按照天道治理国家，而天道是四季循环，万物生生不已的。他自己也曾表示要学“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阳货篇》）。希望自己能像天那样以自己的行动来造福于人类社会。孔丘对大自然还很喜欢采取一种审美的态度。有一次，子路、冉求、曾晳、公西华各言其志，其中曾晳（名点）表示自己的志愿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表态说：“吾与点也”（《先进篇》）。即赞成曾晳这种陶冶于大自然，与大自然拥抱在一起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情趣。孔丘还曾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篇》）。在他看来，喜爱山水的就都是知者、仁者，而山水是不仅能陶冶人的性情，而且能使人快乐和长寿的。这种言论显然就极其有利于对大自然的保护。
孟子主张人要了解与顺应山性、水性，要惜生、要爱物。
他说，“濯濯”，“此岂山之性也哉？”如牛山，“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砍光了，也就不美了。经过“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但“牛羊又从而牧之”，结果“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所以说，“故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之能生者也”（《告子章句》上）。就因此，人对于山必须使其蕃衍树木，以合山性。
水有水性，水是必须让其流淌而不能围堵的，“禹之治水”，“以四海为壑”，这是符合“水之道”的。如果“壅而注之他国”，这是“以邻为壑”，是不对头的（《告子章句》下）。
人对于禽兽应该有一种“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恻隐之心”，人应该“恩足以及禽兽”（《梁惠王章句》上）。
人对待自然应该由“仁民”而发展为“爱物”（《尽心章句》上），应该按天道，也即按自然规律办事。“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尽心章句》上朱熹注释）。如捕鱼不能对大鱼小鱼一网打尽，而应“数罟（细密的鱼网）不入洿池”。砍伐树木必须在冬季草木零落时，才“斧斤以时入山林”，间伐一些树木。这样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才可使“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人也才能“养生丧死无憾”。这叫“顺天者存”，否则就会“逆天者亡”（《梁惠王章句》上）。
由于先秦时代，生态环境不存在严重破坏的问题，儒家“四书”对人与自然的和谐说得不多，但已可看出，即使在那时，儒家也已看到了通过“道中庸”而“致中和”，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对于达到“极高明”境界的重要性，看到了在天人一体的情况下，天道与人道的不可或缺，天道与人道的必须统一。
有人说，儒家这一套并无普适性。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日本的伊藤博文到中国来游历，在和辜鸿铭的一次交谈中就曾表示，孔子那一套是不能行之于20世纪的今天的。辜鸿铭回答得很精彩，他说，孔子那一套有如数学里的加、减、乘、除，两千多年前，三三得九、两千多年后，三三还是得九，而不能得八。
有人说，中庸之道这一套不仅并没使旧中国富强、进步，反而使旧中国长期落后、挨打。对此，我写于“文革”期间的《关于真、善、美的沉思刻痕》中有一段话，可以拿来作为回答：
“不偏之谓中。
这应该是有如飞机的跑道；
这应该是有如轮船的航道；
这应该是有如火车的轨道。
不易之谓庸，
这应该是指的历史要发展；
这应该是指的社会要进步；
这应该是指的人民要幸福。
天不变。
——客观存在不变
道亦不变
——那么，客观规律也不变
君子中庸
——人民要的是这样的中庸
小人反中庸
——反人民的人反的是这样的中庸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不是这样的中庸之道已行，故误尽了苍生。
而是因为这样的中庸之道未行，才糟蹋了历史。”
我们如果老是走极端，又总是“矯枉必须过正”，那是未必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我在《关于真、善、美的沉思刻痕》中曾经这样说道：
“嫌淡，放盐半吨，
嫌咸，加水千斤，
如此，哪里有可吃之菜。
嫌短，接布一丈，
嫌长，拦腰剪光，
如此，哪里有可穿之衣。
之所以有可口之菜，
是因为厨师没有信奉矯枉必须过正的哲学。
之所以有可穿之衣，
是因为裁缝没有信奉矯枉必须过正的哲学。”
四、国学的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
中国学术也即中国文化，其核心思想的发展轨迹是：先秦，百家争鸣，儒、道两家在九流十家中凸显。秦代，法家占统治地位，儒、道两家，“潜龙在渊”。汉代，从汉初的黄老之学到武帝开始的融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为一体的两汉“儒术”。魏晋，以道家思想注解儒家经典的玄学。南北朝、隋、唐，儒、道、释并存，日渐融道、释入儒。宋、明，儒道释合流而成理学与心学。清代，从经世致用的实学到以“西学为用”而以自己“为体”的“中学”。清末到现在，从孙中山的融入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重新解释的、被毛泽东看作与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基本相同的新三民主义，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到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理论，特别是其和平与发展乃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和谐社会构建论。这和谐社会构建论，应该认为就是国学的当代形态。在国学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这个漫长的进程中，我觉得还该注意到康有为、梁啟超等的托古改制的君主立宪的主张及其变法维新的实践，蔡元培创始、陈独秀、胡适之领军、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冯友兰倡“旧邦新命”的“贞元六书”，特别是其反映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思想观点；海外新儒家加入了民主与科学两大要素，主张以“新内圣”开“新外王”的新儒学，还有党内一些杰出的老同志对深化改革的不少议论和建议，大陆当下一些学者对和合、和谐的研究与宣传，包括我们安徽一些学者20年来倡导的以追求三大和谐，美化两个世界为基本观点的绿色文化、绿色美学，如此等等，对于国学的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都是不无意义、不无贡献的。
国学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的演进过程，显然是一个不断综合创新的过程，其间，国家历经曲折、坎坷，历经艰难险阻，历经沧桑巨变，而国学的基本精神始终绵延不绝，为历代仁人志士传承与发展。时至今日，连宋代张载所预言的“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也似在逐渐一一由愿景变成现实。
当然，和谐社会构建论，首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真谛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人克服一切异化，复归人的本质，全面发展，自由自觉劳动创造，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冲突根本解决。一切人的自由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前提与条件，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自然成为人的无机的肉体，人彻底自然主义、自然彻底人道主义。但我们还得认为，和谐社会构建论也正是国学的当代形态，它完全体现了国学的从格物致知直到治国平天下这一基本思想和“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这一基本精神。
谈到国学的当代形态，我们必须由衷感谢邓小平。正是他把和平与发展看作当代世界的主题和倡导改革与开放，才使我们从“井”里爬了出来，面对一个“井”外的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大世界，并使我们参与了这个大世界的创造，为这个大世界不断增添越来越多的辉煌。
继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宣布共产党要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还大力宣传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说“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规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2年10月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的讲话）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先是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平外交，接着，中共十六大提出“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要“把和谐社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希望全人类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各种文明兼收并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5年9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又具体指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并作了相当详细的阐述。特别强调和谐社会必须是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的社会。
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对中华文明概括出四大优长，一是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二是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三是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他还特别提到中国人早就以和为贵，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四是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谐相处。
2006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一致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这个决定和全会的公报，还有胡锦涛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形成了一个当代的经世致用的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共十七大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体系。这正是以“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为基本精神的中国国学的当代形态。
五、国学当代形态最为突出的优点
和谐社会构建论这一中国国学的当代形态，有一个很大很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它清醒地认识到并严肃地指出：我国社会尽管“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并强调“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地正视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一个时期以来，公共品短缺与低效，人民未能普通公平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未能普遍公平地享受到国民经济多年持续增长的甜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官民关系日渐疏离，贪官奸贾的前仆后继，更使富贵阶层与普通老百姓日益对立；加上自然资源的日渐衰竭，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人们，特别是一些暴发户的物质欲望又日益膨涨，我们面对的实在很难说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都很和谐的局面，我们须要解决的问题实在不少。这些问题在中共十七大的会议上也曾反映于大会的报告中和代表们的议论中。
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党领导一切，因此，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十分正确地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从严治党，加强党章和法纪的学习教育，加强党员干部党性锻炼和思想道德修养，健全防范腐败的体制机制，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营建和谐的党群关系”。
“关键在党”，这抓到了问题的要害。“从严治党”，这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长效良方。这些年也的确出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举措，过去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的确是在不断解决之中。取消农业税，大抓贪污犯等等，就都很得民心。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胡锦涛于今年（2007年）的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被《人民日报》评论员评为“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
胡锦涛在这一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
我认为，这四个坚定不移可以看作是对十六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根本观点、根本内容的重申与强调。而中共十七大的基本精神，也正是要求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坚持，通过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式民主的不断增量”，中国式民生的不断改善来推进中国特色的、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坚持解放思想，不能推进改革开放，不能落实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全面协调，综合平衡的科学发展，不能消除社会各阶层的对立与冲突，不能使全民达到全面小康，我们显然是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而四个坚定不移的真正做到，关键还是在党，还得“从严治党”。令人高兴的是，中共十七大对从严治党不仅表示了很大的决心，而且已提出不少的办法，并将有一系列有效的举措。
六、国学的传统形态对于国学的当代形态的借鉴意义
为了使党能成为一个真正符合党章的能使人民绝对信赖的能高效地领导人民尽快地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党，传统形态的国学能给当代形态的国学提供什么有意义的借鉴呢？我想，儒家“四书”这样一些告诫应该都可看作数学中的三三得九。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惟仁者宜在高位”。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决不能“庖有肥肉，野有饿莩”。
对待自然要永远使“百物兴焉”，要使自然“得其养  ”，要“恩足以及禽兽”。对自然要“取之以时，用之有节”，要由“仁民”发展到“爱物”。
要不断吸收营养，不断综合创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
想来想去，说来说去，还是要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三大和谐，而且是以自身的和谐为动力与归宿、以人与人的和谐为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础的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整体和谐。
想来想去，说来说去，要想治国平天下，还必须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去，循序前进。还必须“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
当代中国，就基本道路的选择而言，回到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模式，或采取原始资本主义加唐太宗的模式，都决非“不偏”的“正道”；而采取新民主主义加瑞典芬兰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再加上已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然后根据国情进行融合创新，这该是可以“致中和”以达“极高明”的“不偏”的“正道”；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我想，这也该就是我们正在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七、我们的希望不会落空
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很快就有各个国家的优长又还有自己特有的优长。
我们希望，我国人民在了解了世界之后，不再老是认为在民主法制，社会公平、人民福利、官员德才、政府效率、公共品供给等等方面，我们总都似乎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甚至觉得人家比我们还似乎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因素。
我相信，我们的希望不会落空，因为国家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命运与前途，不可能使我们的希望落空，党的成败得失的命运与前途，也不可能使我们的希望落空。
我们的总理温家宝，2006年9月12日访问英国伦敦前，于9月5日在中南海接见欧洲5家媒体记者时,一名记者问他常读些什么书，常思考些什么问题，自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引用了中外古今几位名人的名言来作为回答。一是左宗棠自撰的一副对联：“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书破万卷，神交古人”。二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三是郑板桥一首题画竹诗中的两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四是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五是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六是德国康德的几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愈是深入思考，它使我心底产生的敬畏就愈是神奇地强烈，那就是我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规范。”总理的一腔既慈和温厚又深沉强烈的爱国爱民的至情，使人不禁感动得潸然泪下。总理的这种情怀正也来自他广博的深厚的文化素养，其中骨子里就是中国国学的素养。他的这种情怀正也体现了中国国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精神。他显然就是一个如刘劭《人物志》所说的那种有“中和之质”的人。
我们国家有这样的领导人，而且不只是一个两个，他们应该都是能看清与顺应历史的大趋势与时代的大潮流而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圣之时者也”。这也正是我们国家民主法制得以确立、科学发展得以落实、全面小康得以实现、和谐社会得以建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也正是我们的希望决不会落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与保证。
愿国学的当代形态光芒万丈，愿我们的国学论坛因此而能万寿无疆。
2007年7月24日完稿，10月20日稍加补充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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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因：国学的基本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上）
出处：老顽童网站　作者：郭因　发布时间：2008年元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