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青年毛泽东人格的影响

2010-02-21 14:53:05　来源: 人民网(北京)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摘　要]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所推崇的道德人格目标和道德行为模式，它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哲学和理想人格。受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注重探讨“大本大源”，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五四运动后，随着毛泽东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内圣外王”的内涵和实现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与实践历程。尽管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内圣外王”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背后所隐含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是毛泽东的文化心态和实践历程同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本文拟就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青年毛泽东人格的影响略作探讨。

　　一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体系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其实质是高度推崇道德人格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呈现，强调主体的道德人格是一切社会价值创造的终极源泉。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念，君子只有潜心于道德人格的修养磨练，将道德实践的经验内化到主体的心理结构之中，使主体逐步凝聚、积淀起一种强有力的道德精神力量，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才谈得上人之为人的价值尊严，才谈得上通过社会实践，将自我内在的人格力量外化于世俗社会的价值创造之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创造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

　　置身于启蒙主义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又受到过儒家正统教育的青年毛泽东，五四前夕很自然地继承了一整套典型的“内圣外王”的思想模式。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圣贤人格的真诚企盼和执着追求上。

　　自走出“乡关”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自觉地把完善自我道德人格视为实现远大抱负的必由之路。他时常引圣贤之功业以景仰，录圣贤之警言以自励。翻开他早年写给师友的一些信函，一种对儒家圣贤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几乎随处可见：“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页。） ；“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1页。）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页。）

　　从企慕、追求圣贤气象的人生志趣出发，青年毛泽东立志以“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4页。） 作为人生追求。他深信：“内省不明”则无以立身，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尽吾之性，完吾之心”的道德实践，使自己达到“内圣”的人格境界，即“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4页。）， 才可以安身立命，并体验到圣人那种天人合一的崇高的道德人生境界。他早年“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的诗作，就明显地流露出对超越尘世的崇高伦理主体的向往，思想意识颇类于康德“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式的伦理喜悦。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8页。） 道德学问的功夫被摆到了绝对优先的地位，相形之下，一般人所热衷的“政事时务”倒是其次了。

　　青年毛泽东注重内圣功夫，既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更是一种现实的人生实践。他早年的书信，几乎都与对“内圣”之道的研讨有关。日常生活中，他与朋友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专心致力于道德人格的提升。为磨练自己的意志，他坚持冷水浴和冬泳。在道德修养方面，有湖南一师“孔夫子”之誉的杨昌济，给予了毛泽东深刻的道德示范作用。毛泽东在20年后在保安同斯诺谈话时，就曾提到给他印象最深的教员杨昌济：“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122页。）

　　青年毛泽东诚心实意地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但他越是真诚地进行道德反省，就越产生出深切的道德紧张感，即一种对于自身道德功夫难以企及圣贤气质的忧患意识，以致“夙夜危惧，愧对君子”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9页。）。1915年8月，毛泽东创作了一则富有哲理的寓言，借以对自己的道德修养功夫进行深刻的反省与“自讼”。在寓言中，他以质朴无华而硕果累累的匏瓜和艳丽多姿华而不实的牡丹来象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进而又设置“客与我”的对话，由对方以柏拉图式的提问来剖析和暴露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耸袂轩眉”、“姝姝自悦，曾不知耻”的“浮嚣之气”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9页。）。通过这种道德“自讼”，毛泽东深切地认识到自身的道德功夫同圣贤君子的巨大差距，进一步激发了强化“内圣”功夫的紧迫感。

　　直到1921年1月，在写给彭璜的信中，毛泽东还颇为自责地检讨了自己几年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内省功夫，几乎全废”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他冷峻地提出：“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页。）　可以说，青年毛泽东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内圣”功夫的追求已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儒家天人合一的“内圣”境界，一度构成了青年毛泽东的终极价值关怀。

　　青年毛泽东和杨昌济先生一样，把“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学问和事功的结合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在涉及“内圣”和“外王”的关系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前者的前导和决定作用，即“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9页。） 。那么，怎样才称得上“内圣”呢？青年毛泽东认为，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便标志着“内圣”的完成。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圣贤的基本人格和本质力量之所在，也是能否成就“外王”之业的前提和关键。这种功业观的树立，后来一直左右着毛泽东的人生追求。

　　从是否注重抓“大本大源”入手，毛泽东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进行了分析考察。在他看来，被人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之所以百无不知，影响遍及列国，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而“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页。）；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是因为曾氏好讲“大本大源”之道，深感“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5页。）

　　与孔子、曾国藩等人物相反，李鸿章之所以在晚清内政外交方面捉襟见肘，是因其不谙本源之道；康有为变法失败，归因于他在文化选择上杂驳混乱，借穿孔圣人的绣衣而偷运西学，结果形成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局面。故毛泽东说：“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毛泽东评判上述历史人物，显然是撇开了他们在事业上与人格上的是非曲直，而只是在一个较高的事实价值判断的层次上进行抽象的思辨，即从“内圣”与“外王”的基本关系出发，寻找其事功成败利钝的人格关键。以历史为借鉴，青年毛泽东决心“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页。）在这里，毛泽东把思想和道德革命对于人格的重要性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其因，也无不在于受儒家文化“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