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思考

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发展

　　西方经济学曾创造了20世纪市场经济的繁荣,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却越来越偏离了西方经济学设计的轨道。此次金融危机进一步证实了阿马蒂亚·森的论断:“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无度竞争造成的令人惊骇的败德行为,折射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出现了越来越多脱离现实的判断。

　　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是所有国家、民族和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发展理论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西方国家开始形成的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二是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去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是新古典学派,认为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资本累积的过程,这种过程是通过边际调节来实现的,是以市场自动均衡机制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到了20世纪中期达到一个发展高峰,主要强调资本积累、计划化、工业化的重要性。但现代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基本是一种理论移植,其发展的追求,一方面是要重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只注重把蛋糕做大,没有关注利益分享,不关注伴随财富增长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社会畸形发展——文化失重、结构失衡、资源流失和对外依赖。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假设下,从竞争理念出发,使用演绎法阐述了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及市场局部均衡等基本内容,是一种市场导向或价格导向型理论。可以说现代发展经济学一直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桎梏下艰难发展的。但无论是刘易斯、罗丹和舒尔茨等人为发展经济学注入了工业化道路选择、国际贸易和人力资本理论等内容,还是拉尼斯和D·亨特分析的“智力生产函数”的移动及其“政策变化经济学”,以及D·亨特提倡的走出经济这一“纯洁的堡垒”,重新重视非经济因素(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分析等,都没能走出成长的困境。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赫希曼,把这种统一理论逐渐失去作用的情况称做“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停滞”。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曾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作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缪尔达尔认为西方经济学许多基本概念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基本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的不同,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是有害的。

　　到了20世纪最后近30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开始显示出令人比较满意的解释力。以科斯、诺思、舒尔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念,在假设前提、核心概念、约束条件等各个方面都发起了革新运动,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论述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全方位论证了制度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构成了契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经济史等不同的研究。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的时候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也曾受到中国经济改革的青睐,但由于其与生俱来的悖论(在方法论上: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古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另一方面又受到新古典工具理性的局限,不能正视现实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在基本命题上:一方面认为制度确实能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认为制度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不能提供彻底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行为经济学是作为实用的经济学出现的,它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的基本假设的不足。行为经济学不仅对于解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活动中的趋利避害行为、企业投资决策及股票证券等各种金融产品交易过程的止损策略、个人问责制度等有着其他经济学理论不能代替的作用,同时也映证了经济伦理学对于伦理道德作用的分析。但因理论假设前提不足,行为经济学未能走出主流经济学的窠臼。

　　阿马蒂亚·森说明了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及其竞争性战略和政策主张,由于囿于传统的“无伦理”范式,已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出现了许多缺陷和偏差。在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已显示出主流经济学的自利行为、竞争理念及其“经济人”假设越来越不合时宜的今天,其研究成果得到了普遍承认,利他行为、合作理念及“社会人”、“道德人”假设的提倡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

　　当代人类的发展实践日益证明,按照主流经济学所进行的“发展”,尽管可以导向经济增长,改善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发展带来的好处并没有惠及大多数的贫苦大众,并没有真正解决贫困、平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人的全面需求问题,不符合使人类自由从总体上得以提升的价值要求。因此,这类“发展”片面夸大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普适性,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更应该是欠发达国家如何从自己的实际状况出发去加快经济增长、追上发达国家的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曾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史上起到过不同的重要作用,但现实告诉我们,这些还远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只是在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生成,是对西方一些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直接拿到发展中国家会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有一定的作用,但一味套用下去,往往会发生水土不服式的病变,或者如学术界所说的“范式移植性灾难”。发展中国家应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借鉴其成功经验,同时吸取其失败的教训,避免简单的重复和盲目跟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要立足于国情创生自己的发展经济学,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有着不同的理解。

　　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的最突出贡献,就是将经济学与伦理学有效结合起来,按照经济伦理原则的要求规范和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他的发展理论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而是引领人类生活的科学。这种生活包括制造商品和使用商品,但其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并不相同。对商品世界的兴趣是派生出来的,根本的考虑还是我们所过的或是不能过的生活。”

制度安排、行为选择与和谐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资源配置理论有着值得借鉴的内容,但从总体上说,其建立于“经济人”假设之上的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存在着很大的不适应性。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在很多方面为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学者们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解决途径。行为经济学即使在西方也算不上是“显学”,但其提倡的行为的激励作用,以及经济活动中的止损策略、个人问责制度等,与中国的国情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因此在经济学分析及管理实践中存在许多的相通相融之处。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是与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奉行以人为本理念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分不开的,而且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集体主义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过程更多体现了行为选择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因此与西方行为经济学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以及浓厚的伦理文化氛围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必然会表现出与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发展轨迹和路径选择,因此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新的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式的管理。中国的市场经济采取了“渐进”方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果,并且继续向世人显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发展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模式,并非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任何现代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单一视觉所能够奏效的;中国的发展是立足于国情和自身经验,兼收并蓄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有益成分而形成的有特色的发展。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发展是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分享发展成果的发展,制度安排作为内生变量对于发展有着关键作用,行为选择作为一种外生变量,是能够融通内外变量来实现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目标的设立作为一种导向性因素会对制度安排、行为选择发生确定性影响,因此,制度、行为与发展的有机组合应构成有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涵。适应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创新发展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既不能囿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形成的理论模式,也不能“打补丁”式地引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论点,而应从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时代大趋势、中国的国情和市场经济新阶段的特点出发,以“社会人”、“道德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总结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贯彻天、地、人和谐发展的原则。由此,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合作共赢为基本理念,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并存和协调发展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有效调控的双向宏观调节机制;多元化的公司治理及以人为本与激励和伦理关怀并重的微观管理机制;以我为主和兼收并蓄的学习发展机制;集体主义与英雄创造历史相结合的行为选择;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分享发展果实的分配政策;“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战略选择;环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追求。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