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2004～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2004年全国的经济社会资源更加朝着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配置，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2004年GDP增长9.5％左右，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在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农民收入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大幅度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对于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这个关键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是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 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万～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3000美元的水平，这是中国应当引以为戒的。 一 2004年的社会发展状况 1.经济进入新的高速成长期 继2003年中国GDP增长出现新的起飞,达到9.1％之后，2004年GDP增长继续爬高。尽管中央实行了新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投资过速增长，防止经济出现结构性过热，2004年的GDP增长仍然达到9.5％左右的高速度。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 2.人口总量达13亿，增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持续实行的低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10年低于替代水平，目前降到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7‰以下。中国总人口2004年突破13亿，年均净增长已经降到800多万人左右，人口总量峰值的到来，可能比原来多数专家预测的要早、要低。在此情况下，在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成为当务之急。如何利用好目前我国少儿抚养比率较低、劳动力供给充足的“人口机会窗口”，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推动力，已成为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3.就业走出了最困难的阶段 1990～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规模从6.5亿人扩大到7.5亿人左右，增加了约1亿人。到2004年9月底，全国共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74万人，全年将新增就业人员900万人左右，有385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全年将有约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到2004年9月底，全国共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821万，比上年末增加2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2 %，比上年末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从2004年第二季度开始，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出现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的状况，第三季度继续延续这种同比增长的趋势。到2004年9月底，全国城镇单位有从业人员10944.3万人，同比增加37.2万人。分经济类型看，公有制经济单位有从业人员8095.3万人，同比减少379.6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有从业人员2849万人，同比增加416.8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26%，比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在一些老工业基地，随着下岗和失业体制并轨的初步完成，积极自谋职业的动力显著增强，经济高速成长和农民收入提高使珠江三角洲等少数地区出现局部的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尽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没有根本缓解，但就业在总体上走出最困难的阶段。 4.城镇消费进入第三波热潮 2004年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4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分商品类别看，增长最快的是石油及制品类、通讯器材类、汽车类、金银珠宝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化妆品类，其零售额都分别增长25％～46％。 2004年1～9月份，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中，78%来自工薪收入的增长，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收入也几乎同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同比增长10.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5%。在人均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滋补保健品支出、车辆用燃料支出和交通支出，分别增长40％～52％。 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新的跳跃性变化，继20世纪80年代第一波衣食消费和90年代第二波家用电器消费热潮之后，以家庭住房、家用汽车、交通通讯为龙头的第三波消费热潮已经到来。2004年1～9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约30％，35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销售价格和土地交易价格上升约10％，轿车销售180多万辆，增长18.5%。 5.城市化速度显著加快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进入加速期。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我国内地城市数量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加到660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0个，50万人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4个，20万人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17个。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500万。 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决定停止执行原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各省市必须限期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职业工种限制，不再干预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取消专为外地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和使用农民工企业的不合理收费。 许多省市都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如湖北省结束使用了46年的“农业”和“非农”户口的历史，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实行户籍随就业地迁移办法，对于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进城务工3年以上、与用人单位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的农村劳动力，允许申请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在城市落户。山东省开始实施“户籍新政”，取消“人口控制办公室”等各类城镇人口迁移控制管理机构，不准再收取城市增容费，全面放开县域内户口迁移政策，加快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湖南省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和由此衍生的其他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广州市将进一步放宽户口限制，凡在广州10个城区内“安居乐业”满5年并已参加全市社保的本市农村居民，可申请转为居住地的城市居民户口，凡在中心镇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的本市农村居民，可转为该中心镇的居民户口。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继知青返城、下岗职工安置后，正面临第三次就业战略大转移，即从乡村到城市的就业大转移。 6.农民收入八年来首次有较大幅度提高 农民收入增长在七年徘徊之后，2004年出现可喜局面。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1～9月份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 中央实行的对农民多予少取政策取得明显效果。2004年1～9月份农民现金收入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升高，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增长24.9%；二是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较快增长，分别增长30.5％和24％，其中转移性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政策性收入增加，前三个季度农民得到的政策性收入人均19元，其中，粮食直补收入人均12.7元、良种补贴收入人均1.2元、退税收入人均0.6元、退耕还林补贴收入人均3.2元、扶贫款人均1元；三是农民打工收入继续快速增长，本地打工收入增长23.6%，外出打工收入增长18.8％；四是农民税费负担较大幅度下降，1～9月份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22.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元，下降33%，其中农业税比上年同期下降29.6％，农业特产税下降79.2％，两税附加费下降68.4％。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益增加更加明显。据2004年对全国9000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小麦收益情况的调查，小麦亩均总收入420.5元，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为199.1元，比上年增加111.3元，小麦价格上涨因素使亩均增收78.6元，政府补贴因素使亩均增收12.6元。 经验表明，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就必须要投资农业、转移农民、减少农民。 7.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到2004年9月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1606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556万人，其中参保职工人数为12037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为4025万人；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1941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039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0367万人，共有674万失业人员享受到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待遇，比上年同期增长5%；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409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万人；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5883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308万人，全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数为37万人。 社会保险基金保持了增收大于增支。2004年1～9月，全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566亿元，同比增收18.4％，支出2216亿元，同比增支10.5％；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98亿元，同比增长16.5%，支出143亿元，同比增长7.5%；医疗保险基金收入768亿元，支出595亿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21亿元，支出12亿元，27万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基金收入35亿元，基金支出20亿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2004年1～9月份，全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共有939.5万户家庭和2199.5万人，比上年同期户数增长5%，人数减少了1%。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居民中，在职人员占6.6%，下岗人员占21.4%，退休人员占3.6%，失业人员占19%，“三无”人员占4.4%，其他人员占45%。 农村特困户救助面有所扩大。2004年1～9月份，农村共定期救济生活困难人员813万人，471.8万户。在已开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区，有213.1万户、444.6万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同期增长11.1%。 二 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 1.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 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增加的上访者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公正补偿的农民。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社会群体。 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各种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土地征用的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发展，造成土地征用补偿安置费偏低。目前实行的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为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偿费按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算，每人补助的标准是，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样以来，在土地征用价格和市场交易价格之间，就存在暴利空间，导致开发商对圈地趋之若鹜。而一些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搞开发区、工业园区，争相以最低廉的条件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并把这种做法视为最后的跨越型发展机遇。另外，由于各级政府制定土地补偿标准时都把征地用途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造成同一个村，同一地块因公路建设、企业用地、商品房开发用地等用途不同，使农户得到的补偿费悬殊太大，高低相差好几倍，农民对此反映强烈。 据测算，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占20%～30%，开发商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失地农民占5%～10%。即使这样，很多开发商还空手套白狼，对补偿费能拖就拖，一些管理部门还雁过拔毛，造成补偿费常常不能全额发放到农民手中。 失地农民因失地而丧失虽然低微但相对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又因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善于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动用行政和司法强力进行强制性征地，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2.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根据2004年全国５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上年同期9.1∶1有所扩大。 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 国有经济单位中，2004年1～9月，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分别为18789元、15982元和15489元；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为4655元、8057元、8159元。从历史同期看，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2000年同期为2.62倍，2003年同期3.98倍，2004年同期则达到4.25倍。 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成为影响当前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据2003年统计资料测算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结果，全国100个最发达县的分布，浙江30个，江苏和山东各16个，广东10个，福建5个，北京4个，河北3个，内蒙古3个，上海3个，辽宁2个，新疆2个，天津1个，黑龙江1个，河南1个，山西1个。最发达的前10强是广东顺德、江苏昆山、江苏江阴、江苏张家港、江苏常熟、广东南海、浙江萧山、江苏武进、江苏吴江、浙江绍兴。2003年中国东部地区8477个建制镇，平均每镇财政收入2832万元，全国财政收入超过亿元的镇有538个，而西部地区5748个建制镇，平均每镇财政收入只有477万元。 3.就业局面依然面临长期困难 从劳动力供求总量上看，目前每年的城镇新生劳动力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9%计算，在现有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也就是9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另外，在农业与非农就业存在巨大收益差距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农村现有的约1.5亿富余劳动力仍将逐步转移出来，城镇本身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使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局面难以在短时期根本缓解。 而且，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就业问题，2004年全国280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到9月份平均就业率达73％，尽管大学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已普遍降低了求职的初职收入期望，但仍有约74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200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增加到338万人，大学生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目前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与大学生就业的市场体制很不适应，高学历而没有高就业能力的情况比较普遍，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市场结构性专业技术人才缺口很大。 4.减少贫困仍然是新世纪的重任 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到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降至3％。中国减贫的历史性成就，扭转了过去50多年来世界贫困人口一直上升的趋势，使得世界贫困人口首次呈下降趋势。但目前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625元以下，若按照农民人均年纯收入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就增加到9000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0％。而若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900元），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1亿多人。 国际经验表明，按国际标准10％的贫困率是减贫的瓶颈阶段，这是我国正处在的时期。 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说明减贫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除了自然条件，疾病蔓延和教育短缺正成为新的农村致贫和返贫原因。 5.反腐败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 2004年６月，国家审计长在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审计报告中，揭露了一些政府部门财务违纪违法行为，如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等四家中央单位因虚报、挪用预算资金的违规事实，一些地方政府虚报、挪用救灾款的事实，以及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2004年审计署还披露了人事部、铁道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四部委存在建设基金滞留、经费管理违反规定等问题，涉及资金十几亿元。媒体和民众称此为“审计风暴”。这是继2003年审计报告揭露财政部等单位违纪违法行为后，第二次涉及如此多重要单位和行业违纪违法事实的审计报告，令人触目惊心。 另外，2003年底至2004年，新查处的省部级高级官员的腐败案件又有多起，包括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巨额受贿案、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巨额受贿案、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和五个副省级干部巨额受贿案、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巨额受贿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原副主席阿曼·哈吉巨额受贿案等。 从我国纪检机构、监察机构、检察机构、审计机构投入反腐败的大量资金和人力看，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本应当是说很大的，但腐败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断出现。少数高官贪污腐败已经从开始的生活腐化性贪污腐败发展到贪婪攫取性贪污腐败，成千万元的贪，这就不能仅仅从涉案高级官员的个人品质变化来解释，必须从完善制度上来考虑。所以应当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干部任免的公开、公正程序，逐步建立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离职资产审查制度及法律形式的以俸养廉制度等。 6.可持续增长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严厉约束 中国的快速发展受到资源状况、能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的严厉约束。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水资源是1／4，石油是12%，天然气仅为4%，煤炭是55%。而与此同时，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比较严重，比如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另外，中国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一些流域和城市水和大气污染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我国荒漠化土地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还在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三江源已成为青海省草地退化最严重的地区。沙尘暴源头的阿拉善地区荒漠化面积占80%，沙漠每年以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达1.35亿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1/3,并仍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它的快速发展需要难以想像的庞大资源和能源供给，中国要保持持续的增长，就必须特别注意人和自然和谐的问题，建立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 7.注意快速增长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 社会心态反映的是民心人气，在快速变化的时期，由于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比较复杂，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心态变化与平均化的客观指标情况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人们所处的地域和社会阶层不同，心态也会产生差异，这是我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近两年，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基本食品的价格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也有了较大幅度上涨，这种上涨并没有影响到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因为他们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0％左右，而低收入群体食品支出还占其总消费支出的50%～60％，在他们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食品支出的增加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更影响了他们的社会态度和信心。 所以，在快速变化和转型时期，要特别注意对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的监测和研究。 三 中国在关键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新的全球化影响等一些特殊因素，中国在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关键时期之后，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特殊国情。 首先，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众多，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这对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因此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 其次，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的调控。 第三，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具有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虽然老人和少儿的社会总抚养比在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因失业造成的抚养比在上升。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 第四，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所以，要关注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完善重节约、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 第五，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因此，应实施新世纪的减贫工程，并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农村投入的资源，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六，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高度关注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各种管理的社会技术水平，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最后，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以往的发展经验说明，大国的兴起和更替往往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势力范围争夺的国际冲突。中国在目前快速提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时候，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环境。 四 2005年的若干社会发展趋势 1.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 中国继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两次经济增长高峰之后，目前进入第三个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我们原本以为，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粗放扩张阶段的结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买方市场的形成，改革开放以后持续了20年的GDP近10％的年均增长时期已经过去，此后将进入GDP年均增长7％的常规期。但在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中国逐步壮大的消费市场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GDP较高增长的周期。 2.“入世”保护过渡到限期，垄断行业改革到关键点 到2004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过三年过渡期，国内大部分产业的保护过渡措施到期，垄断行业的改革面临新的挑战，盈利空间较大的银行业和汽车业首当其冲。 按照入世协议，在“入世”四年内，放开人民币的零售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到2004年8月底，外国银行已在我国设立了近200家营业机构，13家外资银行获准在华开办网上银行业务；我国目前已有13个城市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中国的银行今后面对的是国外的强大竞争对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一场输不起的“背水一战”，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仍高达20％多，接近2万亿元人民币，而且资本充实率比较低，实现盈利状况也不够好。四大商业银行共有员工近150万，比照国际同行，同等的资产规模仅需员工30万人。一向靠政府信誉托底的国有银行，能否在“背水一战”中顺利过关，即是经济也是政治社会问题。 按照我国的入世承诺，汽车关税将从2004的34.2％最终降至2006年25％的底线，降税分三个阶段进行。降税的前景造成汽车减价压力，国产轿车价格将继续呈下降趋势，2004年有较大幅度降价的车型不下50款，主流轿车企业如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等全面参与价格竞争，预计2005～2006年大部分轿车车型价格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在消费者买涨不买跌心理驱使下，汽车库存会有所增加。2005年全年汽车总产量估计在500多万辆，增产幅度18％左右，轿车产量估计在240万辆左右，增长幅度大约是18％～20％。中国现已有100多家汽车生产企业，要通过规模效益来降低成本，防止中国汽车行业重走当年电视行业过度竞争的覆辙。 3.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到2006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2000年的25亿人增加到32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42％上升到50％。许多经济起飞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达到30％～40％以后，城市化进程会有一个加速期。 中国的城市化加速目前已形成巨大的利益驱动力量。一是农业用地和非农用地存在巨大的价差，土地价格具有很好的升值前景；二是城市聚积经济效益明显，一个市民的消费等于三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三是按农村一亩地年均纯收入500元，而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6000元来计算，那么，每转移一个农村劳动力的收入相当于增加了12亩耕地，可增加该农民年纯收入3500元以上。贵州省2004年上半年农民外省打工收入增长了37％，全国许多地方农民工外出打工汇回家乡的收入都超过了当地的财政收入。 但在目前城市化的加速过程中，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出现了大量无地无业农民，尽管目前中国市镇总人口达到了5.2亿多，但是非农人口还是只2.5亿多。大量的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在城市里享受的公共权利、公共服务，与拥有户籍的市民相比还有极大的差别。所以加快城市化，最关键的还不是扩展城市漂亮的高楼和绿地，而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妥善处理好土地征用争议、农民工利益保护等问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保持这一根本的推动力。 4.老龄化问题逐步显化 我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3亿，约占总人口的10.2％，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35年前，中国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再过35年，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收入平均为4000美元，很多已经达到10000美元，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乌拉圭、阿根廷也为2000美元左右，而中国目前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人口老化而又没有进入富裕社会，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提出诸多挑战。 目前中国养老金制度还主要是覆盖城市正规劳动部门，农村只有约10%的人口参加了小规模的和自愿性质的农村养老系统，总体而言目前全国仅25％的劳动力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险。而家庭规模的普遍缩小又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构成威胁，目前老年人通常平均有4到5个孩子分担赡养，但家庭孩子的减少会很快改变这一切，若干年后就会出现平均3到2个孩子分担赡养老人的情况，独生子女家庭会出现一对夫妇照料四个老人的情况。 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的增多，老年人的养老费问题、医疗问题、照料问题、孤独问题、社会参与问题、精神健康问题等等，都会逐步显化。老年人的消费，也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市场。 5.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虚假短缺 近两年来，随着劳动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企业劳动争议和劳动纠纷事件以及群体性劳动冲突突发事件逐年增加：一是国有企业转制中的矛盾突出，引发的罢工、静坐、阻断交通、集体上访的事件增多；二是中小型私有企业、港台企业和外资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并在争议案件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三是侵犯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经常发生雇主随意拖欠工资、克扣工资、扣押身份证、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任意辞退和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情况；四是征地农民工就业安置后企业违反协议辞退的问题比较突出。 由于非技术劳工缺乏集体谈判能力和不能落实规范的劳动保护法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已经有10多年没有什么增长。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所谓“民工荒”，实质上是在农民收益有显著提高情况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造成的对劳动力供给市场的扭曲，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珠江三角洲地区12年来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 6.子女教育费用将对家庭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走低之势，而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储蓄意愿，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倾向。全国城乡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近几年有较大幅度增加，而其中增长最多的就是教育费用。而世界多数国家在人均GDP由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时，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比重反而是有所下降的，特别是教育的费用有所下降。 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子女教育费用都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这并不是很正常的。重视教育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下，人们更是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子女教育状况与孩子未来的职业和生活道路密切相关，但教育从幼儿园起就开始交各种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也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从而导致居民家庭削减当前消费开支，增强储蓄力度。 目前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教育的竞争仍在使子女教育费用攀高，这会对家庭消费倾向和储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 7.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将显示出更大的差异 随着20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群成为社会中上管理阶层的骨干，他们新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中国未来的走势。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居住地域的人群当中，价值观念出现较大的差异。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一是出现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他们对成功者的价值判断呈现不同的理解，更要求自己把握命运，更加认同一些新的社会价值；二是出现新的民族主义取向，他们生活在中国经济社会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时代，容易产生迅速改变现实格局的浮躁和激进情绪；三是注重消费的物质主义偏好明显，认为经济地位可以改变一切的看法相当普遍，老一辈的省吃俭用习惯已转变成新一代流行的超前消费；四是出现文化主流的年轻化，从服装时尚到流行歌曲、从电视、互联网到闲暇生活、从企业文化到社会观念，青年一代正在使主流文化出现年轻化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把握价值观念新的变化规则，塑造新的社会价值形态，弥合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五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建议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减少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鼓励人们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富裕起来的同时，利用财政、税收、保障、福利和救助等工具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这是加强社会团结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当前，应特别注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扭转财力过分向上集中的态势，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 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约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0％。中央财政收入和省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分税制以来翻了一番还多。据测算，全国乡级财政要支付的乡公务人员工资、村干部补贴、公共品维护和建设、办公费、困难户补助、债务利息等约2500亿元，而乡镇能够合法获得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亿元，所以只能依靠所谓“创收”和巧立名目向下面收费来维持政权运转，结果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 现在穷乡镇和富乡镇财政收入有“天壤之别”，负债运营的乡镇财政估计占全国乡镇的2/3。相当多乡镇因财政困难不得不依靠“财政空转”（用贷款上缴县级财政）、“买税”（花钱挖其他地方的税源）和“垫税”（用个人或乡镇名义借款垫税）过日子，即便如此很多乡镇还经常拖欠工资。而中央和省级机关周边宾馆，常常住满“跑钱”、要项目的地方政府派出人员。据专家估计，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目前已超过8000亿元。 因此，控制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出、缓解基层财政的紧张局面，是目前调节基层干群关系的必要措施。 2.继续加强反腐败、反贿赂的力度，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要逐步扭转国家财政供给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之间工资差异甚大的局面，实行透明的和可监测的“阳光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同一级别的工资可根据物价和消费水平进行调整。国家和地方财政要保证政权正常运转的支出，不允许国家全额财政供给的部门进行所谓的“创收”和进行工资外的收入分配，严格“收支两条线”。国家公务人员要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并建立公务人员的就职、离职和换岗的财产检查制度。 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执法力度，打击非法致富 建立根据收入水平的增长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线的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增加税务征收力量，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漏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 4.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 要力争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过大并不断扩大的局面，继续加强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差距相差20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把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5.促进城市化，改变就业结构 抓住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社会抚养系数较低、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劳动年龄人口），两头小（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人口机遇期”(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把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目前30％左右提高50％左右，把城市化率从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6.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 把“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作为提高人口素质和建立“人力资源大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把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从目前的约8%提高到2010年的12%；提高医疗保健和健康水平，把人口的服务医生比例从目前的1.6‰提高到2010年的2.0‰；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要逐步扭转我国人均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生产和生活都要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力减少空气、水源、土壤等方面的环境污染，争取达到资源、能源消耗速率和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 各种新的发展机遇和影响因素表明，中国很有可能打破10％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难以超过20年的以往规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在未来的15年，只要我们能够保证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稳定与不断完善，不出大的波折，中国就会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新成就，为国际发展经验作为特殊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摘自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网2005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