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精神与当代社会

周桂钿
一·国学的批判
国学精神就是民族魂。民族魂的主要内容就是儒释道三家，而三家中尤以儒家为代表。上个世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孔批儒，在近一百年中，特别是在文化革命后期，要破“四旧”，包括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将国学的许多内容都视为旧思想、旧文化，特别是儒学，更是首当其冲。还在全国发动批孔批儒运动，认为孔子儒学全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糟粕，应该彻底清除。批判儒学的结果，文化中断，价值观丧失，道德滑坡，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而那个时代，受到儒学影响比较大而又不批孔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亚洲崛起“四小龙”。这是为什么？应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不再继续批孔了，而且还要祭孔，祭孔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不但祭孔，还祭伏牺、炎帝、黄帝、大禹等更加远古的圣王。这些祭祀不是政府提倡的，只要不禁止，人民自己知道应该做什么。现在已经采取公祭的形式，受到政府的重视。当然他们不都是儒家，却是国学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老百姓发了财，修庙塑神，烧香拜佛。政府提倡做好事，神佛也提倡积阴德，这里有可以共通的观念。过去将宗教当作迷信，认为它与科学是水火不容的，科学之光照到的地方，迷信的阴影就消失了。现在的事实是那些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宗教最盛行。如何解释呢？
孔子儒学主张以德治国，有的人认为不可能以德治国。西方国家以法治国，道德教育由宗教来管。中国历来政府都是同时具有执法与教化的两种功能，既要以法治国，也要以德治国。现在有的人说，怎么能以道德治国呢？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孟子提倡“施仁政”，荀子讲“王道”，这都是以德治国的不同说法，从汉代提倡“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以来，以德治国已经两千多年了，怎么不能实行？中国人用草药治病也有两三千年了，美国还有人说：“草根怎么能治病呢？”发达国家的偏见与无知，不亚于发展中国家。
有的人问：“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是批孔批儒的结果，还是提倡儒学的结果？”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他们却不一定都要批孔。孔子儒学对于稳定社会，建立和谐环境有特别突出的作用。而稳定和谐正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条件。战争年代，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提倡斗争，破坏和谐，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战乱时期，生产急剧下降，经济萧条，人口减少；稳定时期，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口增加。中国汉唐盛世，人口最多，西汉达到5900万人，唐代最多时达5600万人。战国后期只有几百万人，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也不多。
二·忠孝的辨正
过去有人批判儒家的忠孝思想，说“君叫臣死，臣不死，臣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这是愚忠愚孝的说法。人们以为孔子、孟子都是提倡这种愚忠愚孝的。其实不然。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臣的关系是对应的。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回答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1]经常指出国君的错误和过失的人，可以说是忠臣。忠的本义在于说真话。君对臣应该有礼貌，臣对君应该有忠心。君对臣不礼貌、不尊重，那么，臣该怎么办呢？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虽然说“君为臣纲”，但并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父子也是对应的关系，“父慈子孝”。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儒家认为，道义高于君父。对于无道之君，要诛之，或者换掉、赶走。这哪有什么愚忠愚孝呢？
《孝经·开宗明义》载孔子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爱护自己的身体，是孝的开始。孟子说：“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孟子·离娄下》）是五种不孝的表现之一。好斗，或者毁伤自己的身体，或者打伤了别人，都会给父母带来忧伤与麻烦，都是不孝的表现。毁伤尚且不行，自杀就更不行了。子女自杀会给父母带来怎样的悲伤，会有怎样的后果，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不顾一切，自绝于世，认为生命是自己的，自己有权处理。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不孝的表现。古代将这种行为称为“寻短见”。没有过不去的坎。儒家还讲“明哲保身”，聪明的人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例如，一个女研究生，因为小得不能再小的生活小事，就寻短见，从四楼跳下来，摔成骨折，住院治疗。父母千里迢迢来伺候几个月。治愈出院。母亲还没有离开，她回到学校就从五楼往下跳，结束了生命。母亲悲哀至极。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女生的自杀行为都是不孝的表现。这说明进行儒家的孝德教育的必要性。孝子很重要的内容是爱惜生命。
儒家讲珍爱生命，但也不是活命哲学。不是只要活着就行，为了正义，有时是需要牺牲的。因此，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篇》）曾子说：“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若归。”（《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孟子讲的“舍生取义”，认为道义比生命更重要。在孔孟思想的滋养下，才有后代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诗句。坚持道义，是儒家的最高信仰。
三·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在义利问题上，一般儒家都是强调重义轻利的。有的人说儒家这一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儒学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科技的进步，违背社会的文明。中国的落后都是儒学造成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分析研究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讲一个问题：儒学是否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要从历史事实与理论研究两方面来分析。儒学创立两千多年了，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出现过汉唐盛世，以至宋元明清几朝，中国的经济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清朝，中国的产值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也超过当今的美国。儒学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说，孔子提倡富民。儒家在讲义利关系时，主张重义轻利。以为轻利就是不要利，这是许多人的普遍的误解，或曲解。
《论语·雍也》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原思就是孔子的学生原宪。他很穷，当了孔子的管家，觉得“九百”薪水太多，不要。孔子批评他，认为不要是不对的，要了，自己用不了，可以救济乡里穷困人家。朱熹的解释：“言常禄不当辞”。不接受正常的薪水，也是不义。并不是“辞”钱财就是对的。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很会预测市场的，他从事商业活动，赚了很多钱。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补偿金。子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府那里领取补偿金，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补偿金。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作为群众的榜样。你这么做，今后鲁国人在外国当奴隶，再没有人去赎了。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王充认为子贡“让而止善”。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的家长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之情，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当时，一头牛是价值十分昂贵的酬谢品。王充说子路“受而观德”（《论衡·定贤篇》）。接受了谢礼，等于倡导了做好事。
从此可见，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下》）该取的不取也是不义的。当然讲义利之辨，儒家主要反对当权者贪污受贿，那是“不义之财”。简单地说，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财，不是儒家的主张。
公仪休任鲁国相，他办完公事，回家，吃饭的时候，就问葵菜价钱，家里人说不要钱，是自己家种的。他听后很生气，说：“我们拿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看见夫人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休了。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公仪休任国相，有人投其所好，给他送鱼来，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说：“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给您送鱼来，为什么不要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还怕没有鱼吃吗？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会为自己打算，真正懂得珍爱自己。我们现在的干部也应该这样珍爱自己。何必为了一点小利而污了一生清白。
孟子也非常重视义，他说，如果让他去杀一个无辜的人，就可以给他天下，他也不会去干。他的做人原则，不符合义的，不要别人的那怕是一分钱，也不给别人一分钱。少了不要，再多也不要，那怕给他亿万财富。如果自己做出了贡献，自己应该得的报酬，多少都要，问心无愧，可以“安富尊荣”。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所讲的义不排斥物质利益，只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物质利益。取得自己应得的报酬，再多也是义，而不是利。朱熹曾经说过，吃饭是天理，是义；过分的欲望追求，那才是贪欲，是利，是需要克服的。
对于收取别人的礼物，古今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也都有一些流行的俗语。孔子说“立功受禄”，现在叫做“无功不受禄”，曾参说“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现在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做“吃人者嘴短，拿人者手软”。为什么嘴短手软呢？就是“畏”人家嘛！吃人家的请客，嘴油了，就不敢提意见，就不敢批评。收了别人的礼物，该处理的事情，就下不了决心。现在说哪儿治安不好，地痞流氓比较猖獗，很可能那里的当权者吃请受贿，或者与那些罪犯有许多牵连，不敢下手，或不忍下手，手软了。当然也有这种说法：“小偷坐监牢，中偷做检讨，大偷作报告。”
义是合理分配。重义是强调合理分配。分配不合理，财富再多，都被少数人所垄断，多数人受穷，两极分化，社会就不安定。因此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说义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义以养心，利以养身”，心比身重要，所以要重义而轻利。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也都是认为仁义道德比身体生命都更重要。不要利，不是儒家的思想。
社会公平是义，发财致富是利。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注重社会公平是极端重要的，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现在垄断行业那么多，正如董仲舒所说：“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汉书·董仲舒传》引对策内容，中华书局本第2520页。）富贵人家利用自己的资产与势力，与下面平民争夺利益，平民怎么能争过他们呢？这就是一些有权势的人一夜暴富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是劳动致富，而是垄断致富，是权力的交易致富，是司马迁批评的最下等的“奸富”。贫富差别扩大，富者骄奢淫逸，贫者穷急愁苦，社会就不会安定。抑制垄断，倾斜弱势，缩小差别，维护公平，这是为政的大德。如果这方面没有做好，只宣传捐款救助，杯水车薪，小惠不解决整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政府的执政能力，就要看社会公平的程度，维护不了公平，就是执政能力差。什么表面文章也掩盖不了这一问题。从报上可以看到的是，电的成本降低了，电价却涨了；送一瓶牛奶三分钱，送市内一封平信六角钱；美国人工资比中国人高许多，而打中美之间的电话，美国反比中国便宜；台湾收入最低的行业是银行职员和邮电职员，而大陆这两行业职员工资比教授还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鲁穆公问子思》，见《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