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17---顺便说说剧中的一些瑕疵

闲话军统（62）
有了平、津两地的“示范”效应，在华北的沦陷区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大批“维持会”，为日本人做事。
我不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没有感到意外，即在被他们侵占的国家中，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主动与侵略者合作，而且是死心塌地的那种。
其实，看看当时的形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
简单地说吧，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于日本，中国确实太弱小了，很多人看不到抗日的前途在哪里，既然没有前途，那还不如投机一把，分一杯“羹”。
话说回来，即便是看不到抗日的前途，毕竟在4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甘愿当汉奸的人，总归是少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甘堕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
当年的汉奸，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类人：
一是留日回来的，包括那些与日本有着种种瓜葛的人，如殷汝耕、如王克敏。
上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中国政界和军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自清末的中国开始“睁开眼来看世界”之后，形成了一股留学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又是当年的世界强国，大批的人到日本学习。这些人当中，自有大批的民族菁英，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一批“亲日派”。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亲日派”朝哪个方向倒不问可知。所以郁达夫会说：“读书人当汉奸，应该罪加一等”。
二是失意政客，主要是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刚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急需找回他们的“话语权”，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一定是日本人来，不管谁来了，只要是变了天，这些人不跳出来闹出点动静，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三是过气军阀，最典型的就是张敬尧、石友三辈。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就没有任何民族大义可言，有奶就是娘，谁得势我就靠上谁，到什么时候也吃不了亏。
四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往往不是汉奸中的头面人物，但却是最凶残的那种，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的吴四宝。这些人不但没有民族大义，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其危害反而最大。
所谓“维持会”，毕竟重在“维持”，时间长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些各地的“维持会”，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虽说都听命于日本人，但时间长了，在协调配合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急需“统合”起来。
日本华北方面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喜多诚一。
喜多诚一，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36年3月任驻华使馆武官。1937年8月喜多诚一任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1937年9月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任命喜多诚一为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少将军衔。并令喜多诚一尽快着手“在华北建立政权”。
喜多诚一、影佐侦昭、晴气庆胤、今井武夫，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汉奸，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
换句话说，多是被这几个人送上断头台的。
既然是搞“政府”，总得有几个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来牵头，怎么也得是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人物，比如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一级的，才像是那么回事。
像江朝宗、高凌蔚之流，形同儿戏般地当过一天半天“总理”的，肯定不行，民众的认可度太低，会坍了“新政府”的台面。
不过，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当年有头有脸的老“政治家”们，多已凋零。为数不多在世的也早已南迁，不会留下来等着当亡国奴。
数来数去，喜多诚一圈定了几个人选——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
想是想得挺好，派人一接触，三个人都不干，放着“国家元首”不肯当。曹汝霖本就是“五四”的惊弓之鸟，当年宅子都给烧了，还差点挨了打，怎么还会出来趟这个浑水！靳云鹏则以“潜心礼佛”为由，婉言谢绝。把喜多诚一气得够戗，说“皇军来了，你们都这样不合作，到底安的什么心！”最后，给曹汝霖安了个挂名的职务了事。
相比之下，作为军人的吴佩孚，说话就极为直截了当，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要我出来可以，你们退出华北，再由我出来恢复法统。”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患牙疾，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之下当场身亡，享年65岁。被国民政府追赠“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喜多诚一想到了老牌的亲日分子王克敏。
这时王克敏正在香港，喜多诚一派“黑龙会”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与王克敏接洽，并陪着他去了一趟日本，敲定了卖国求荣的一系列细节内容。
按：“黑龙会”是日本的极右翼组织，最初以谋取中国的黑龙江为目标，故名“黑龙会”。山本荣治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不法商人，很早就来到中国，结交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成了一个“中国通”。
1937年12月上旬，王克敏回到北平，准备“出山”当汉奸了。
闲话军统（63）
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37年12月14日。
许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怎么会定这么个日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再等几天，到1938年元旦的时候不好么？再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
实际上，按王克敏的原意，确实是打算着把新“政府”放在1938年1月1日“开张”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部署”——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日本方面认为，趁着中国首都的陷落，新“政府”紧接着第二天登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表现出“连续性”，同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打击”，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令王克敏于第二天将新“政府”挂牌。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由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家元首”，以“行政委员会”负实际的责任，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省”级以下，恢复北洋政府时代“省下辖道、道下统县”的行政区划体系，另外尚有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
王克敏欣欣然地当上了汉奸，陈恭澍的“买卖”又来了。
1938年1月，戴笠电令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剋日赴平，对王克敏、汪时暻二逆予以制裁。”
这事也怪了，陈恭澍在北平的时候，天天办天津的案子，这会儿到到天津上班去了，又一趟一趟地往北平跑，办北平的案子——特务处没人了是怎么着，就显着你能了？
原来，此时的平、津两站，又是一番新天地了。
大家还记得成立于1937年8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吧，当时是为了民族救亡而在上海成立起来的一支群众武装。与此同时，为适应北平、天津等重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戴笠要求平、津两站合作，在北方也拉起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名字叫做滦榆游击司令部，两千多人，总部就设在宝坻乡下、王文的家里。戴笠委派王天木为滦榆游击司令部司令、陈恭澍为副司令，王文为直属大队大队长。
戴笠令王天木常驻宝坻，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斗争上，北平区的日常工作则交由代理区长毛万里负责。
制裁汉奸显然不属于日常工作，戴笠也知道他这个前任秘书毛万里不是这块料，前次制裁殷汝耕，毛万里一点忙没帮上不说，反而差点“折”了尚小姐。这回索性也不弄那假招子了，直接把任务下给了陈恭澍，并令北平区全力配合。
接到命令，与以往一样，陈恭澍将工作交给了他的搭档，天津站书记曾澈，只身赶赴北平执行制裁任务。
早先，陈恭澍等人虽然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但毕竟置身于中国的地盘，一旦暴露身份，调往他处即可；即便是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亮明身份，告知对方自己“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俾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所谓保密，更多的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如今不同了，北平、天津均已沦陷，大家都从“秘密工作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潜伏者”。一旦暴露了，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那是要出人命的，必须加倍小心。所以，现在的保密，更多的是姓名攸关，不是玩的。
因此，陈恭澍化装成“大款”——钱庄的老板，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闲话军统（64）
当年，陈恭澍刚到北平的时候，在北长街租了几间房子，这也就是最初的所谓北平站了。
后来人多了，自己也结婚了，房子不敷使用，于是又在卧佛寺街租了一所前后四进的大院子，既是陈的家，也是北平站的办公地点，同时也是像白世维他们这些单身汉的集体宿舍，这也就是所谓北平站的站本部了。当年陈恭澍脑子进水“畏罪潜逃”，就是从这里翻墙跑的。
当然了，象北平站书记王云孙、督察王平一这些人，都另外租房子住在别处，主要是避免被人一网打尽。
到了陈恭澍犯错误一走了之，为确保安全，北平站自然要搬家，谁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出了什么事？所以陈恭澍从归绥回来，谁也找不到了。
几经辗转，目前的北平站搬到了煤渣胡同西头的37号院，同时这里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家。因此，一到北平，陈恭澍首先来到煤渣胡同，接洽毛万里。
让陈恭澍大吃一惊的是，煤渣胡同的东口路北，居然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
换个角度想想也对，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嘛，谁能想到，就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底下，居然就是特务处的地下据点呢！
好友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毛万里马上建议，让陈恭澍住到他家里来，凡事方便。
这又是一件违反地下工作原则的事——特务处的规定，严禁两个秘密机构发生横的联系，陈恭澍来找毛万里，是在戴批准的前提下做的，本已令人匪夷所思；两个秘密机构的负责人住在同一地方，更是咄咄怪事！一旦发生意外，平、津两单位岂不是让人一网打尽。
尽管如此，为了“便于工作”，陈恭澍还是住进了毛万里家。很显然地，相比于收拾殷汝耕，“制裁”王克敏的任务更加困难了——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只是中国地盘上的一个非法组织而已。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是处于敌占区的、有一定社会控制能力的一个政权——尽管他是个伪政权，但他有自己的军队，警察，还有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作为帮凶，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
毛万里向陈恭澍介绍，王克敏的伪政府设在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戒备森严，想要混进去动手是不太可能的，强攻更是想都别想。
那么在路上动手行不行呢？王克敏每天上班，有两辆汽车，一辆是他本人和随从，另外一辆则是四名武装警卫，如影随行，因为王克敏也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恨之入骨，因此他平时除了“上班”，几乎哪儿都不去，出门就是两辆汽车，武装警卫。
听到这里，陈恭澍已经明了，北平站和毛万里除了能为他提供不收费的食宿服务以外，在业务工作上，是不必再指望的了。
实际上，行前，陈恭澍已经想好了，到了北平，要会见他的两个同学，也是跟他共过患难的好朋友——张作兴和齐庆斌。
张作兴是陈恭澍在军校五期的同学，齐则比他俩低一期，由于三个人都是河北人（陈恭澍祖籍福建、籍隶河北，但在北京生长），在军校时经常一块儿聊天，慢慢地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北伐过后，三人回到北方，境况都不好——由于他们都是军校出来的，除了训练，打仗，没干过什么工作，也不属于那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所以干那些比较大众化的工作，显示不出才能。结果谁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经常弄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境地。
这样，三个人又成了患难之交。既然在北方混不下去，反正他们仨都没结婚，于是想方设法凑了一点钱，三人结伴，于1931年去了首都南京。
看来，当年的陈恭澍们跟现在的看法一样——首都的机会总是会多一点。没想到，跑到南京，照样找不到工作。据陈恭澍回忆，当时他们三个人经常只化几个铜钱买碗面、吃点辣椒，就算一顿饭。
就这样，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到最后是当大衣、当手表，眼看就要像当年落魄的戴老板一样流落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陈恭澍考上了“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并在这个班里结识了军校的老大哥黄雍和张炎元，并通过二人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组建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跟着又以戴的提携，进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我们前面讲过的“洪公祠特训班”了，从此跨入复兴社特务处的大门，并一步登天，成为负责一个“省”站的“方面大员”。
与此同时，张作兴和齐庆斌则考上了中央军校宪警班，但他们的运气没有陈恭澍好，毕业之后，既没有当上宪兵、也没有当上警察，只好又回了北方。
张作兴到河北鸡泽县政府谋了一份差使，好不容易熬到了了县公安局长，结果河北沦陷、政府流亡，眼下正在北平赋闲。
齐庆斌比他好一点，毕业以后，靠着同学的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并得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郑介民的赏识，帮他谋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职位。
按：“复兴社华北分社”和复兴社特务处是两个平行的组织，虽然都属于复兴社，但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换言之，加入了复兴社及其所属分支机构，并不意味着进入了特务处。尽管郑介民既是特务处的副处长，又是复兴社华北分社的负责人。好比是一个老板办的两家公司，你进入了他的甲公司，并不意味着你同时也是乙公司的人。
前面说了，由于复兴社的机构越来越庞大，逐渐卷入了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更重要的，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复兴社丢了“大”人。蒋介石震怒之下，严令解散复兴社，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眼下是1938年初，正处于要改还没改的当口，作为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齐庆斌，基本上也等于失业在家，正在北平等着另外安排工作。
相比之下，陈恭澍可算是“春风得意”了，虽然干的特务职业不那么令人向往，但毕竟也是一省“大员”，况且还掌握着一支武装部队，最起码帮老同学安排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陈恭澍准备把张作兴和齐庆斌都推荐到“滦榆游击司令部”去工作，而且起点都不低，一下子就是第三、第四把手，准备让齐庆斌当“滦榆游击司令部”参谋长。张作兴则为“滦榆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陈恭澍的本意，当然是提携老朋友，况且他知道这两个人的才能，都不是一般人，又知根知底，可以绝对信任。
但他不知道，这两个铁哥们跟着他，几乎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日后还要吃大苦、受大罪，连命都几乎丢掉。
闲话军统（65）
老友相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谈起近况，张、齐二人彼此常有走动，倒是陈恭澍，一天到晚鬼头鬼脑、躲躲藏藏，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
陈恭澍很坦率，明明白白地告诉二人自己的工作性质，以及此行到北平的目的，并明确要求张、齐二人予以协助。
——把特务处最极端的机密泄露给不相干的外人，这又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但陈恭澍并不担心，因为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度，即使不成，也相信张、齐不会出卖他。
对此，俩人都认为非常困难。齐庆斌说，这种事如果没有内线，根本无从下手，但是要想从内部拉出一个人来，谈何容易！如果是想往王克敏身边派进一个人去，那就更难了，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没有合适的人，第三，没有内线的配合，外边的人也派不进去。所以，关键还是要在内部寻找线索。
不愧是军校出来的，虽然没有干过一天特务，但齐庆斌说的话可一点都不外行。
三人边吃边聊，陈恭澍问起二人的打算，并趁机邀请他们参加“滦榆游击司令部”的工作。
这么好的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张作兴一口应承。
齐庆斌却说，现在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工作还没有办交接，要等上级派人联络后才能决定。
对此，陈恭澍心中暗笑，复兴社都快解散了，你还在等着办交接？你跟谁办交接去！这哥们，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迂”，难怪找不到好工作！
其实这点事很简单，陈恭澍只需要跟齐庆斌的顶头上司郑介民打个招呼就行了，但他并没有说破，只是说那好吧，等你办好交接报到就行了。
这时张作兴忽然说，我家的街坊，武老先生，原来是东北军的旅长，据说他有个手下，现在在给王克敏当卫队长，似乎这是一条可用的线索。
陈恭澍一听马上来了神，他当即向张作兴提了几个问题 第一，这位武老先生的政治倾向怎么样， 第二，他跟那个卫队长是什么关系。
张说，政治倾向肯定没问题，只要一提日本人他就咬牙切齿，拍桌痛骂；至于那个卫队长，武老先生是老军头了，虽然从军队退下来了，但最喜欢炫耀当年“过五关斩六将”那点事儿，一说就是谁谁在我手下当过团长，谁谁在我手下当过营长，唯独一提这个人，就破口大骂，说丢了他的人，干什么不好，非要给王克敏当看家狗，有机会非得当面教训他。
陈恭澍听了，问张作兴有没有可能安排他和这位武老先生见个面。张作兴说我们经常聊天，很熟，应该没有问题。
于是三人约定，过几天见面再研究此事。陈恭澍要求张作兴在这几天中，要多与武老先生沟通，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况，但不必谈具体的，到时候陈恭澍自己会与他谈。
因张作兴没有受过特务训练，陈恭澍怕他万一哪句话说得不得体，节外生枝，反为不美。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给南京特务处本部打了一通电报，要求了解武老先生的情况。
三天之后，哥几个如约见面，消息令陈恭澍极为振奋。
张作兴说，放心吧，你要的东西他都能提供。原来，张作兴找到武老先生，了解他那个后辈的情况。武老打保票说，张老弟你放心吧，他这个人我了解，即便帮不了什么也不会出卖咱们。
武老说，这个人姓卞，名义上号称王克敏的卫队长，实际上手下没有几个人，只是干个看家护院的勾当。王克敏出门的时候，没他什么事，另有贴身警卫，那才是真正的心腹。
另外，武老说，卞队长其实很清苦，每周只有一天能回家，其他时候都得在王克敏家值班，也挣不了几个钱，经常发牢骚，说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来干这种挨骂的事。
这时陈恭澍发现一个问题，说你问了这么多，他不觉得奇怪吗？张作兴说他问了，我说是想介绍个朋友给你。他说好啊，只要是朋友怕什么。陈恭澍说那就明天，你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此时，特务处本部的电报也已经回了过来，大意是此人曾当过东北军的旅长，现带着小妾住在北平，政治倾向上未发现明显问题。
有了这个覆电，陈恭澍心里就更踏实了，可以放开与武老先生谈了。
次日，张作兴陪着陈恭澍拜会了武老。陈恭澍自称姓赵，是天津某钱庄的老板，但话里话外，多少透露出一些信息，是针对王克敏去的。
武老则非常坦诚，说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如果国家有用我的地方，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