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谈“军统”18----“王克敏”案

闲话军统（66）
　　话一说开了就好办了。陈恭澍直奔主题，武老说，他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即便帮不上忙也不至于把我给抖喽出去。这样，他每星期四回家，一周就这么一天，我去找他，探探口风。
　　陈恭澍表示同意，但提示了几个谈话要点，一是不要过于直截了当，免得吓着他，再往下就不好谈了；第二，如果有门儿，也不妨试探一下，看他有什么要求，让他尽管提。
　　彼此约定了周五再次见面，陈等告辞出来。陈恭澍拿了200块钱，让张交给武老，给卞队长的孩子买点吃的，别让武再往里搭钱。

　　好不容易等到周五，陈来到武家。消息不太好，卞队长见到武老，本已感到奇怪，看他还买了东西，以为是来托他找王克敏帮忙办事的，于是说，小小不言的事情，我还能说句话，但大事我可帮不上忙。
　　武老看他误会了，就说，我不是为私事来的，也不是为你我个人的事情来的。卞队长一听脸色就变了，好像连听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武老看他这样，觉得不宜再往下谈了，于是只是说：希望你把国家和民族放在心里，不要害怕。并约定下周四再和他见面。
　　陈恭澍听了很失望，于是他又以请教的语气问武老，既然卞队长不肯直接动手，那么配合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怎么样？

　　武老是军人，对特务不在行，讲打仗、动武，那绝对够给陈恭澍当师傅的。直接告诉他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彼此谁都不认识谁，又没有方便快捷的联系方式，谈何“里应”？怎么“外合”？一旦出了差错，要捅大漏子的。
　　陈恭澍想想也对，武老劝他不要着急，说下礼拜四我还去，说什么也得让他想个办法。
　　北平这边一时摸不到头脑，南京那边，戴老板可等不及了，一通电报接着一通电报，当然语气上对陈恭澍还是很客气，左一个“恭澍兄”、右一个“恭澍兄”，但意思都是一个——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制裁”之事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三催两催，把一向冷静、工作四平八稳的陈恭澍也给催急了，决定放弃眼前这种“温吞水”、按部就班式的工作思路——学王文，来硬的，不惜一切代价搞一次强攻式的“狙击”，非得把王克敏这个老小子给“办”了不可！

　　于是陈恭澍当即电令王文，立刻在天津站行动组和“滦榆游击司令部”两个单位中挑选十名“忠勇之士”，并预备枪械，听候指示，随时准备赴平动手。
　　武老那边，要等一周时间，到星期五才能有进一步的消息，陈恭澍在北平坐守愁城，又没有办法可想。这天，毛万里谈起，说北平区下属两站之一的陈资一站长想请陈恭澍吃个饭，饭后还可以摸“四圈”。
　　陈和毛二人，都是麻将高手。当年，陈恭澍与戴老板初见面时，就是在麻将桌上，当时陈正好手风不顺，戴还替他摸了几把。
　　眼下，陈恭澍一天烦都烦死了，哪里有这个雅兴,但知道大家看他心中郁闷，都是好意，也不好推辞。
　　于是，平、津两地三个秘密单位的负责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一起吃饭、喝酒、搓麻。

　　除了二陈、毛万里，牌桌上还有北平区的一个会计，大家一边玩一边聊。打着打着，会计忽然冒出这么一句：“听说王瞎子也是高手，每打必赢。”
　　大家谁也没搭他这个茬儿，于是他接着说道，“据说王瞎子经常到铁路俱乐部去玩牌。”
　　听到这里，陈恭澍猛地一震，刚要追问，见毛万里朝他使了个眼色，就忍着没说话。
　　四圈牌罢，各回各家，陈恭澍迫不及待地问毛万里。毛说，你来北平的特殊使命，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怕你一问引起他人注意。而且那个会计胆子特别小，不要节外生枝，关于铁路俱乐部的事情，我另外帮你打听就是了。
 
　　闲话军统（67）
　　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五，陈恭澍又去会武老，本不抱希望的他，居然意外地听到了好消息。
　　首先，卞队长依然坚持反对在王克敏家里动手。很显然地，这样做肯定会将他自己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是反抗还是怎么着——反抗会伤了自己人，不反抗，难道挺着挨枪子儿不成？
　　另外,王家是大宅门不是轻易能攻得进去的,即便进去了, 面对众多门户,一时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王克敏,时间耽误得久了,必有麻烦。
　　同时，卞队长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每星期二，王克敏要外出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会面，地点在“平汉铁路俱乐部”。

　　陈恭澍大喜——这不就是会计口中的“铁路俱乐部”么？
　　原来，王克敏不是去玩牌，而是每周要向他的日本主子、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汇报工作。
　　更绝的是，“平汉铁路俱乐部”就在煤渣胡同东口路南，门牌号码是20号，恰与煤渣胡同西口的37号北平站遥遥相对！
　　这也太巧了——老天要把王瞎子往枪口上送啊！
　　据卞队长介绍，王克敏每次都是星期二下午两点准时到达“平汉铁路俱乐部”，如果打算对王克敏有所动作的话，在这里应该是最为理想的场所了。因为王克敏除了到外交大楼上班以外，这里是他唯一外出的地方了，别地儿他是不去的。

　　第三，卞队长提出，一旦出了事，他自己的饭碗肯定是砸掉了，会不会被怀疑也很难说，所以事成之后，希望对她和家属予以适当的安排。
　　对此，武老对陈恭澍说，我已经替你答应了卞队长，事成之后一定对他有一个说法。陈恭澍说那是肯定的，让他到天津去，我给他安排住处，愿意干什么工作，可以商量。
　　同时，陈恭澍对武老帮的大忙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当即电令天津的王文挑选六名行动队员，即刻前往北平集结。
　　利用这段时间，陈恭澍仔细地了解了“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情况。
　　按：平汉铁路原名京汉铁路，建成于1906年4月1日，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第一条准备自主兴建的铁路，1928年改名为平汉铁路。平汉铁路的建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水道与驿道为主的交通格局。依赖于这条铁路，汉口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南北要冲和重要的水陆码头。
　　平汉铁路自前门起，至湖北汉口市玉带门止。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平汉铁路的“北平火车站”叫“平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1958年建新北京站的时候拆除，其原址在前门的西侧，即现在“大碗茶”、肯德基的那块地儿。而不是我们大家现在还能看到的、前门东边的那个老火车站，那个车站的全名叫做“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是北京到奉天（沈阳)铁路的起点。
　　“平汉铁路俱乐部”系平汉铁路高级职员的休闲娱乐场所，北平陷落之后被鬼子强行征用。
　　王克敏每次来的时候，随身依然是两部汽车，一辆是他自己和随从，另一辆车上有四名武装警卫，到了以后，每次都是警卫们先下车，然后再保护王克敏下车。
　　据卞队长介绍，此时动手是唯一的时机——由于这里并不是伪政府的机构或办公地点，因此警卫要松懈得多，只是门口有两名不带枪的警察，这些警察都是原来的留用人员，并非铁杆汉奸，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不会舍死相拼。因此，只要解决随身警卫即可直接面对王克敏。
　　但大家不要忘记，就在“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斜对面，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的杀人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宪兵队不可能坐视不理，这才是“制裁”行动最大的变数所在。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煤渣胡同和几个重要地点的相对位置。

　　笔者没有找到当年的老地图，从网上找了一张地图修改了一下（我博客中有），能看出个大概来。
　　煤渣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东口，临着东四南大街，现在叫东单北大街，再往东，隔着马路，正对着的是东堂子胡同；西口连着南北向的校尉胡同，从校尉胡同的北口出去，是东安市场，即八面槽那个地方；从校尉胡同往南就是协和了。
　　煤渣胡同是旧北京一条很出名的胡同，清朝著名的“神机营”就在这条胡同里。
　　清朝末年曾有“帝师王佐”、“鬼使神差”的说法。在“神机营”当差的，就叫“神差”；隔马路与煤渣胡同相连的东堂子胡同里，是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中国最早的外交部门，由于当年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鬼子”，所以在这里当差的，就叫做“神差”，合起来叫做“鬼使神差”。

　　“东城日本宪兵队”的驻地，正是当年“神机营”的大院子。
　　从地图上看，“平汉铁路俱乐部”和特务处北平站在路南，正好把着一东一西两个路口，东城日本宪兵队则在路北，离“平汉铁路俱乐部”约有100多米的距离。
　　因此，动手之后，往西跑是自投罗网。唯一的撤退路线，就是往东，出了胡同就是宽阔的大街，四通八达，如果是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
闲话军统（68）
　　根据陈恭澍的要求，1938年3月中旬，王文带着六名“忠勇之士”赶到北平，向陈恭澍报到。六个人分为两组，担任主攻一组的，负责人叫兰子春，另一组三人负责掩护，组长王文璧，就是王文的弟弟。
　　据王文向陈恭澍汇报，他们此行带了六支“二十响”的驳壳枪，子弹200发，管教把王克敏打成筛子。
　　按：驳壳枪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手枪了，尤其是“二号”驳壳枪，与咱们在电影中和军事博物馆中看到的驳壳枪不完全一样（博客中有示意图），其弹夹长出来一块，与枪柄一样长，其中可装20发子弹，在自动挡的时候可以连发，几乎相当于微型冲锋枪了。如果几支枪同时对准一个目标打连发，几乎无有生理。
　　陈恭澍觉得应该与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们见个面，一方面是认识一下，同时，自己露个面，对大家也是一种勉励。对此，王文深以为然。
　　“然”是“然”了，这个面怎样见法，可是大费周折。这里是敌后，总不可能把大家都弄到北平站去聚会，更不可能像现在似地，找个酒店住两天，包个会议室，大家沏杯茶，摆点水果，搞个茶话会吧。
　　最后商定，在东四的一个烧饼铺聚齐，大家分头前来,避免引人注意。
　　次日，王文陪着陈恭澍到了餐馆，大家已经都到了，陈恭澍一看，一人一件老棉袄，一条缅裆裤，就知道哪些是自己的人了

　　不要小看这个裤子，每人裤腰上都别着一支二十响呢。此前，王文已告诉自己手下的人，与自己同桌的，就是此次行动的最高指挥,人称“辣手书生”的陈先生了。
　　席间，王文悄悄告诉陈恭澍，那个瘦高个子就是自己的弟弟王文璧，另一个黑大汉就是执行主攻任务一组的组长兰子春。这样，制裁行动的指挥者和执行者，就算认识了。
　　饭罢，大家各自付账走人, 陈恭澍带着王文到煤渣胡同“踩点”，并提醒王文，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行动是一方面，关键是那个“东城日本宪兵队”就在旁边,那可不是吃素的。
　　对此，王文慨然道：“既然决定了要搞他一家伙，就不想那么多了，视若无睹，当它不存在就是了。”
　　就此, 陈恭澍与王文敲定了最后的行动方案。
　　1938年3月28日，阴风惨惨，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由于没有快速的交通工具，无法采用尾随的方式追踪王克敏的坐车。同时，由于“东城日本宪兵队”的存在，谁也不愿意从这里经过，宁愿绕着走，万不得已非得路过的话也不会有人在这里停留，因此煤渣胡同内行人非常稀少，如果采用在“平汉铁路俱乐部”门前“蹲守”的方式等待王克敏前来，会显得非常“扎眼”，说不定没有等到王克敏，却等来了日本鬼子的盘查。
　　因此，陈恭澍他们经过事先的几次演练，已经把时间拿捏得非常准确。
　　发起攻击的时间就是王克敏到达的时间，即下午2点，整个行动由陈恭澍发动，其位置在正对煤渣胡同东口的一个卖豆汁的小摊。
　　1点50分，兰子春小组到达煤渣胡同，在东口逡巡。
　　为避免引人注意，此前，王文带着第二小组从金鱼胡同东口向西，穿过校尉胡同，从西口进入煤渣胡同，向东走到“平汉铁路俱乐部”，王文璧等假意修理自行车停在20号门前，王文则继续向东走到胡同口，会齐第一组的兰子春。
　　此时，王文的位置是既能看得见马路对面的陈恭澍，又能让胡同口的兰子春组和胡同里的王文璧组看得见他——因为王文是整个行动的枢纽，由他担任现场的直接指挥与协调。

　　1点57分，陈恭澍远远望见预定的目标——王克敏的两部汽车，沿着东四南大街从南向北驶来，前面一辆，除司机外，另有四名警卫，与预想的一样；后一辆车，除司机和副驾驶外，后座上却多了一个人——除了王克敏，还有一个什么人？
　　陈恭澍不暇多想，“陡然起立”，此时，第一辆车已经左转弯进入胡同，第二部车正在要进还没进的当口——正是车速最慢的时候。
　　陈恭澍迅速带上一直拿在手中的帽子——
　　几乎与此同时，胡同口骤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稍停，胡同里跟着又是一通“噼噼啪啪”的枪响。

　　整个行动与预想的几乎丝丝入扣——第一波攻击，是兰子春小组对着王克敏坐车所发动的；第二波，则是王文璧组狙击第一辆车上的警卫。
　　陈恭澍处心积虑想要做的事，终于完成了。         闲话军统（69）
　　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陈恭澍迅速离开现场，同时，他看到兰子春、王文等人或骑车、或步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绕了几个路口，陈恭澍从西头进入煤渣胡同，安然的回到了北平站，见到了毛万里。毛很高兴的对陈恭澍说，听到枪声了，想必是“恭澍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陈说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得赶快了解。
　　毛说这你就别管了，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打探。
　　这一下午陈恭澍如何睡得着！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毛万里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令陈恭澍非常沮丧——王克敏仅左臂受伤，同车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则当场毙命。
　　第二天，报纸上刊出消息，除山本荣治以外，另有13人在战斗中受伤，但没说具体是哪一方面的人。
　　陈恭澍不知道的是，就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为了“安定人心”，王克敏带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以表示自己“安然无恙”，“政权”仍处于稳定中。
　　陈恭澍是职业特务，比毛万里要敏感得多，深知从今天开始，马上就是一场全城的大搜捕。
　　因此，他从毛万里家出来，临走前告诉毛，自己要出去一趟，今晚不回来了，不要为他担心。

　　多亏了王天木大哥当年的教诲，让陈恭澍结识了一大批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陈跑到他熟悉的八大胡同，以“大款”的身份，忍了两天两宿。
　　到了第三天，陈恭澍与毛万里通了一个电话，毛一听是他，马上说你快回来吧，有急事。
　　一见面，毛万里就说幸亏你那天走了，当天晚上日本鬼子就来了，你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查出来不得了。
　　另外，天津站有一封电报给陈恭澍，陈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天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只回去了5个——第一组组长兰子春和组员徐自富失踪！
　　同时，戴笠从南京来电，除对陈恭澍等人的“忠勇除奸”表示嘉勉外，令陈速回天津，另有要事。
　　行前，陈恭澍再次约见了张作兴和齐庆斌二人，来的却只有齐庆斌一个人，带来了 一个令陈恭澍万分焦急的消息——武老在大搜捕中被抓，现下落不明，为避免连累，张作兴已经连夜逃往天津。
　　至于卞队长，由于武老的线索中断，已经无法兑现当时的承诺了。

　　1938年4月1日，陈恭澍返回天津，依然没有得到兰子春和徐自富的消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各种渠道，陈恭澍方才得知，兰子春和徐自富已经牺牲了。
　　——当天的枪战中，兰子春受了轻伤，但他在高度精神紧张中并没有感到，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到客栈才发现受伤，于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不虞有他。一会儿。同组的另外两人先后归来，其中一人说要去串个亲戚，因此逃过一场大难。
　　当晚，日本宪兵循着血迹追踪而来，逮捕了兰子春和另一名组员徐自富。在审讯中，二人均坚贞不屈，未几，在北平英勇就义。
　　至于武老，陈恭澍很多年以后才得知，其夫妇二人被逮捕以后，均受尽酷刑，但坚不吐实，几个月后被放了出来，武老已经被折磨得“不复人形”，不久即含恨去世，其年轻的妻子则不知所终。
　　“王克敏”案到此为止。虽然多有损失，但平心而论，在危机四伏的敌后，陈恭澍等不顾个人安危，以拼死一搏的勇气，狙击汉奸，不失为豪杰之举。
　　此战过后，陈恭澍“辣手书生”的名号不胫而走，好比逍遥津大战之后的张辽，华北群奸，“闻其大名，小儿不敢夜啼”。
　　7年之后的1945年12月5日，时任军统局北平站督察的齐庆斌亲自拘押了王克敏，为自己的铁哥们陈恭澍出了一口恶气，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殷汝耕等汉奸共14人。
　　1945年12月 25日，王克敏因鸦片烟瘾发作死在狱中，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物，居然被他逃脱了“显戮”，实在是不公平。
　　陈恭澍的故事，暂时只能写到这里，因为再往下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特务处也在1938年改建为军统局，但此前的许多事情还没有讲，如果顺着陈恭澍的事情一路讲下去，等再回头说其他事情的时候，读起来难免会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因此，为了叙事上的条理性，陈恭澍的故事暂且打住。
　　但在这里，必须对一个人的结局做出交代。
　　这个人就是王文。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陈恭澍出长平、津两站期间，共主持了“张敬尧”案、“吉鸿昌”案、“石友三”案、“殷汝耕”案、“王克敏”案等5起行动案件，除“张敬尧”案以外，王文深度参与了其后的四个，如果不限于“四小杀手”的话，王文也无愧于“杀手”的称号。

　　王文，原名王文翰，天津宝坻人，1909年生，1934年加入特务处北平站，系天津站 “情报组”组长吕一民的表弟。后王文任天津站行动组组长、“滦榆游击司令部”直属大队长。
　　前面说过，王文的家，是宝坻的一个富户，因此，当“滦榆游击司令部”成立时，便将本部设在了其家中。后来日本鬼子攻下宝坻后，将王文家的老屋一把火烧成了白地。
　　抗战开始以后，王文继续在敌后开展特工活动，1939年9月，王文在北平被捕，同年就义，年仅30岁。
　　王文的弟弟王文璧，则于狙击王克敏之后不久的1938年8月，在宝坻对日作战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