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从邳州事件说到公民转型

从邳州事件说到公民转型
高人
把邳州书记还乡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看待，十分正确。
它的确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特例，而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说是中国国情的特色之一，因为这是在民主宪政的国度难得一见的政治风景。只是由于当事人是党的十七大代表，事情又发生在大会刚刚落幕、总书记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在于它被“捅”了出来，所以就成了众矢之的，引起舆论大哗。但网民与李连玉素不相识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更不是与邳州人过意不去，他们的批评针对的也是这种令人厌恶的腐败社会现象。
时过半月，就我的见闻所及，作为当事的个人，李在推说“欢迎活动是老百姓自发组织”，并敷衍以“正在处理纠正错误”后便没了下文，当然更没有道歉，笑骂由人笑骂去；作为有关的组织，邳州市委避而不谈，也不见其他上级机关出面表态；官方媒体也无动静，邳州的不用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只是发表了记者李新彦与杨暄合写的《‘环境经济’富邳州》的报道，放在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整版文章之中；而始作俑者的《邳州论坛》，则发出了“相关照片、文章及网址链接见一删一”的“重要通知”，理由是“人无完人，不要求全责备”，偃旗息鼓不再说话。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官方和媒体的定力也真是功夫到家。但不动声色的下面一定是“鸭子浮水紧挠”——人们有理由想象这种一致失语的幕后紧张和忙碌。人们当然不可以象有人猜想夹道欢迎是歹人给李“下套”那样，而无根无据地怀疑起这是权力运作，黑金交易，政治施压，行政命令，思想“工作”等等的结果。
与党政公安武警联手迅速处理群众集体上访事件对照，人们有理由指责这种公然漠视民情民意不予理睬的态度,但个中隐情或许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和棘手。
我相信事情一定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我还相信他们正在调查，我更相信他们最终会给个说法——包括若长时间的无可奉告，让我们拭目以待。
目前，事情已经演变为控辩双方的论争——说句玩笑话，有点象文革中两派的“群众斗群众”，当然，“斗”只是“斗嘴”的“文斗”。攻之者“攻其一点”——李书记衣锦还乡心安理得接受夹道欢迎，而“不及其余”——不论他的能力和政绩；辩之者则说，送往迎来是邳州传统没什么大惊小怪，没有李书记就没有邳州今天的旧貌换新颜，甚至谩骂批评者为“汉奸”，等等。
辩护者把问题扯得太远，人为地把事情变得复杂起来。须知，我们不是在对李进行全面评价，看他是“三七”还是“七三开”，是“九个”还是“一个指头”。再说，为官一任为政一方，在其位谋其政，造福百姓，这本是公仆的份内之事，理应做好不能做坏。百姓没有必要因此而歌功颂德并感恩戴德，官员也不应当把功劳据为己有，更不能把自己视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无所不能的救世主，反到是应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戒骄戒躁并反躬自问三省吾身：“为人民谋而不忠乎？”况且，成绩归成绩错误归错误，两码子事不应搅在一起，更不能将功抵过。在党纪国法面前，只能就事论事，谁都不能例外，错就是错，就得认错，就得道歉，仅此而已，岂有它哉！是非就是这么简单。
谁知淮海的一封来信却又引出了新的话题——叶子的眼光真毒，她又从事发原因的角度提出了“特权意识”和“臣民意识”以及“向公民转型”的问题。我十分赞同缪一轮先生“把讨论深入下去”的主张。没错，这个问题早就应该引起国人的反省了，如果通过这次讨论，能够促进国人“向公民转型”哪怕一小步，都比单纯对一人一事的批评要有意义得多。
鉴于事件似乎已经成为一些邳州人的创伤，为了不再向这些人的伤口撒盐，我先撇开邳州不谈，而以亲历的两件与邳州事件“道是无关却有关”的事情，仅说说“臣民意识”的表现及其根源。
上个世纪末的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同时还是一个思想家，终生批判极权社会，为民主自由奋斗。他讲了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许多蔬菜商店的经理在橱窗里都贴上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他分析说，他们对标语的意义从不过问，因为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箩卜时一起发下，他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有麻烦，他们“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他接着指出，中学老师、学生、青年人也是这样，都是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
在中国，这种“怕”也象那位经理一样，表现在对上的“顺从”乃至“迎合”上。看来，在极权专制治下的“臣民意识”，中外皆然。
记得几年前，我所在公司的一名领导，读到一本有关经营管理的好书，就在网上推荐给全体员工。这本来是一件常有的事情，但这次他立刻就收到一封回帖，上面写着这样三句话：“谢谢领导的关心，我一定详细拜读，望能多多得到您的指教。”三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再明显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是何来的感谢？二是用错了“拜读”，因为此书并不是这位领导所著。问题在于写这话的并不是初出校门的小女子，而是有着30年工龄的老员工。由于她回帖的疏忽，紧跟了领导的“群发”，结果她的三句话也被公司全体员工和下属企业所“拜读”，结果招来许多人的侧目和非议。有人与我谈起这事时很是不屑，但我在为她打抱不平进行辩解时，“官逼民反”脱口而出——这话说得并不贴切，是我为了强调“官逼”二字，但百分之百的由衷之言，绝对的第一时间的第一反映。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对皇帝山呼万岁，对“循吏”“干吏”“清官”等各色官员顶礼膜拜政治传统，直到今天崇拜偶像敬畏权势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依然浓厚的国度。社会上国人对官员，单位里员工对领导，态度都不外“敬畏”二字——其中，“敬”未必真心，但“畏”却一定，怕什么？怕领导给“穿小鞋”“吃不了兜着走”。因此，“不能得罪领导”就成了家训和做人的信条，下级对上级的恭维，顺从，迎合，示好，就成为国人“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一种下意识，渗透到思维和行为中而不觉。
另一件事是2001年，我公司的第一和第二两把手两人同时到点退休，新领导责成我在公司下属的一家酒店安排酒会欢送。酒店极其重视，竟开出人均500元标准的菜单，但被我以领导荣休，聚会欢送聊表心意而已，花费过大对上对下无法交代为由拒绝，并把标准定为酒水在内每人150元。不料酒会前又节外生枝——酒店特意制做了两本留言簿，意在让大家写上几句祝福老领导的“过年话”，但簿子是以《中华英才》杂志封面做的封面，分别印上了两位老领导的照片，又遭我拒绝。酒店称此乃“一乐”，不必认真，我则坚持把“中华英才”抹掉换成公司的标志。
联系到邳州事件，我绝不相信前去欢迎的“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网上邳州人对李的一些做秀政绩的非议（未经核实，姑妄听之）就是证明。但人们不应当责怪他们，因为领导组织的活动，“民”们是不能不也不敢不参加的。所以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是抱着上述那个员工的心态，或真心，或假意，但都“欢天喜地”地去了。
至于策划欢迎活动的“臣”们，有没有类似上述酒店的创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虽说“恐惧”的“臣民意识”来自哈维尔所说的“上面”，但邳州市委和市政府的“臣”们难辞其咎，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执政一方的党政大员，是讲政治懂政策的一群。我不相信在决策时就没有一个“明白人”提出异议，倘若真的没有，真的是一致通过，恕我直言：上级应当坚决对两套班子予以整顿；倘若有，则应当对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一意孤行者予以严惩——因为事件损害的不仅是邳州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党的十七大的形象，是党的形象！
总之，正是“臣民意识”的迁就纵容，才把官员的“特权意识”宠得、惯得变本加厉，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百姓——就拿欢迎事件来说，风光的是李书记，劳的是民众，伤的是民财。这也正是鲁迅对国人之所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原因——但没有制度做保障，“争”又谈何容易！
因此，国人的向“公民转型”，需要做到两点：一是从制度上限制官员的特权，同时保障国人说“不”的权力；其次是无论是官是民，每个人都要率真地活着，去掉面具，讲出真话，因为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最终导致它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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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7-11-13   本站发布时间：200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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