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建民先生商榷

 日前，搜狐网上一新闻报道了吴建民先生的访谈，其中有这么一段：“吴建民指出，应该理性爱国，之前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可是全球化进行到今天，要看清楚，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不愚蠢吗？他强调，不要被那种看来很激进很爱国实际上误国的言行所忽悠，那是害国家的事情。”
我一向尊重吴建民先生，也看过他的不少访谈节目。但对这一段话，我却大为反感。虽然我相信吴先生此言也是真心出于爱国的目的，但是这段落话太小家子气，实在有失他大师的风度，所以我不得不与他商榷商榷。
建民先生此言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混淆了一个普通国民和一个外交官的基本概念；在他的眼里，似乎所有国民都应该具备外交官的素质，都应该向外交官一样处理国际事务！这是大错特错的！现在我就在吴先生面前班门弄斧一下，告诉先生，外交官与普通公民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就是，外交官要“理性地”处理国家事务，而普通公民爱国却需要激情。为了国家利益，外交官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可以说手段可以多样，甚至是不需要原则。列强侵华时如此，如今“和平时期”，这些国家仍然如此，包括日本。远的说，九一八，就是日本人在不满足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况下，储意制造事端继续南下而采取的侵略行动。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外交官总在向中方解释：是中国军队无端抓了日本兵，或者是中国军队放了空枪造成了误会！外交官很理性，他们不用枪，也不“无理取闹”，就是吴先生所谓的很理性；但日本军人可不这样，他们不用这么理性，该动枪就动枪，该杀人就杀人。这个时候，吴先生怎么不去告诉日本兵，爱国要有理性？近的说，2001年10月9日（载人民日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抵达北京后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向抗战烈士“敬献”花圈，还表示理解中国人民的苦难！这显然是外交官的作派。然而，我们看一看，同样是这个小泉，他在任首相期间，分别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04月22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2006年8月15日七次参拜靖国神社，一年不落，一次比一次勤，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卸任后，还是这个小泉，分别于2007年8月15日、2008年8月15日、2009年8月16日等时间参拜靖国神社。不仅他本人去，而且还邀请安倍等之流的王八蛋同行。他明知道这样做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有伤害，可是他一点也不象他所说的“理解中国人民的苦难”，依然我行我素。然而，对待这样一个人人皆知的背信弃义的政客，中国领导人一次次与他非常理性地会见，他也一次次非常理性地不听中国领导人的劝告！没办法，外交讲理性，但老百姓可以不一样。对这种王八蛋，咱惹不起可以躲得起，不给你来往总行吧？老百姓这种想法难道不理性？想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多少中国人同对日本的侵略不也是很理性地接受了，做日本的“顺民”吗？结果呢？不是绝大多数汉奸都死于日本人手中吗？如果中国人都这样理性，恐怕撑不到美国丢原子弹，中国早被日本全占了。倒是有一批血性中国人，关键时刻能担当，不惜代价抗日，与日本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照吴先生的话，他们应该是“不理性的”，但没有这可贵的不理性，中国何以复存？
所以，对待强盗，老百姓大可以不以君子以待之；政府去讲理是应该的，老百姓还是不讲理的好！
第二个区别就是，外交官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始终要注意代表国家政权（政府）的态度和意见，但普通国民则有时会发出与政府不一样的声音。这一点是国际上的普遍现象，这里就不多说了！
此外，如果处理得当，外交官与老百姓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可以配合得非常好而争取国家最大利益。由于外交官很了解外交中的游戏规则，掌握更多信息，可以为老百姓采取合理的行动提供准确信息；反之，普通国民适度采取过激行动，可以为外交官、政府提供强大的民意基础，增加谈判砝码。这些手段在很多国家都得到经常的、反复地利用。倒是在我们中国，这种有力的斗争方式已经被一些“理性的”外交官和官员给扼杀了，导致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国民表现得很麻木，只有政府独立支撑。前些年，每遇到一些重大的外交事件，如美国炸中国使馆，还有一些学生和市民自发组织游行、抗议活动。如今呢？一些理性的外交官总在宣传“理性”爱国，结果，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关心外交事务了，中国的民间力量遭受空前瓦解。看看中国周边地区的变化，我们做了多少宣传？南海问题、黄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这些都对中国构成何等威胁，可我们一直要求“理性”，要维护和平的发展环境，导致老百姓不再关心这些问题，中国已经走向唯经济化，尊严似乎不重要了！没有人为此去游行，没有人再为保钓采取“过激”行动，日本驻华使馆永远沐浴“中日亲善”的和煦阳光，干着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勾当！
这些外交官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想和平共处，别人不会看着你和平发展，也不想让你和平发展。多年的实践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想当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第一代领导人何尝不想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搞建设、搞发展，但美国禁运扼制，苏联先友后仇，欧洲观望，中国何其难也？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该援朝就援朝，该援越就援越，该与印度战就与印度战。结果呢？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打了胜仗，正应了毛主席的话：“以战争换和平”。没有那些“不理性”，中国今天能有这一片和平的天空吗？这些不算久远的历史，吴先生大抵不会忘吧。反观如今，我们一味发展经济，结果，国内很多方面发展过热，贫富差距拉大，国际交往中一味宣扬“和平崛起”，可人家不吃这一套，照样只用你的原材料，只让你发展低端加工制造业，只让你发展污染业，高技术对你封锁，一搞军事研究就宣扬你“中国威胁”，稍不如人家的意，就让你人民币升值，让你承诺减排义务，在你家门口搞好军演还要你冷静对待，随便抓你的人就要按国内法律制裁，照样对你围追堵截！中国还是一个国家吗？真能实现我们良好愿望——“和平崛起”吗？荒唐之极！
最后，建民先生说：“应该理性爱国，之前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可是全球化进行到今天，要看清楚，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不愚蠢吗？他强调，不要被那种看来很激进很爱国实际上误国的言行所忽悠，那是害国家的事情。”这简直是扯谈！
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可索尼产品90%的利润回到了日本！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在中国死掉一个索尼，就少一个国外品牌公司，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中国的企业就可能成长起来；在中国死掉一个索尼，就有上万工人下岗，但就可能有两倍以上的中国人上岗！抵制日贷，只会让中国的市场更繁荣，中国产品自给率提高更快，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快速增长（因为中国已经有这个可能了，开放政策在三十年前是对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如今，其效应正在递减，有些时候甚至是负面的）。反之，照吴先生的话说，抵制日货是愚蠢的，我们就应该多买日货，支持日本经济发展才是聪明之举！什么逻辑？还以为是在物资短缺年代，没有他们的东西中国人活不了？荒唐之极！不想搞人生攻击，那样不道德！但今听吴先生一句话，心里很难受；自己曾经非常尊敬的一名著名外交官，其形象一下子轰然倒塌，可惜！可恨！如果不是在北京、在外交学院，我还真以为吴建民先生与李登辉先生是兄弟呢！如果吴先生有可能看到如上文字，还恳继续读读如下文字：“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
——蔡廷锴
“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　
——.陈怀民（1916～1938，江苏镇江人，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 “有我无敌，有敌无我！”　 ——.陈文杞（1904～1941，福建莆田人，时任24师少将高参） “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人格。”！ ——寸性奇（1895～1941，云南腾冲人，时任第3军12师师长） “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人，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 “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时任29军副军长） “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肝脑涂地，亦所不惜” ——范筑先（1882～1938，山东馆陶人，时任山东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时任河北省主席、29军代军长） “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 “家仇国恨，等待何时！日机炸我同胞，向其讨还血债”　——高志航（1907～1937，吉林通化人，时任空军第四大队中校大队长） 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 “南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各位好友来生再见！” ——黄樵松（1901～1948，河南尉氏人，时任第68军第143师） 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黄启东（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时任国民党总裁、委员长）“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时任第19路军总指挥）“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姜玉贞（1893～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66军65师196旅旅长）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时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阚维雍（1900～1944，广西柳州人，时任31军131师师长） 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李必蕃（1892～1938，湖南嘉禾人，时任第23师师长）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李家钰（1890～1944,四川蒲江人，时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 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刘茂恩（1898～1983，河南巩义人，时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 “今日之战有进无退，有我无敌，后顾者必杀之！” ——罗芳珪（1907～1938，湖南衡东人，时任第89师529团团长） 我马占山心意已决，就是要和日本拼命！要是我打错了，给国家惹下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领罪。——马占山（1885～1950,河北丰润人，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马本斋（1901～1944,河北献县人，时任回民支队司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马玉仁（1875～1940，江苏建湖人，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 “余献身革命……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国家。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憾。” ——彭士量（1904～1943，湖南浏阳人，时任73军暂五师师长）“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 ——齐学启（1900～1945，湖南宁乡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副师长） 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时候，我们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饶国华（1894～1937,四川资阳人，时任川军145师师长） “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资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萨师俊（1895～1938,福建闽侯人，时任中山舰舰长）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35.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时任29军军长）“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河，杀无赦！”——孙连仲（1893～1990,河北雄县人，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孙立人（1900～1990,安徽庐江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 “中华儿女要壮烈，不畏死，不贪生，牺牲生命，救国救民，努力杀敌!努力杀敌！” ——孙明瑾（1905～1943，江苏宿迁人，时任第十军预第10师师长）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唐淮源（1886～1941，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我身为军人，为国捐躯，份所应是！” ——王禹九（1902～1939，浙江黄岩市宁溪人，时任第79军少将参谋长） “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武士敏（1892～1941,河北怀安人，时任第98军军长） “小鬼子，你干不死我，我就干死你！” ——吴奇伟（1891～1953，广东大埔，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日寇周旋到底！” ——谢晋元（1905～1941,广东蕉岭人，时任第524团团长） “誓死捍卫南京，与中山陵同在！” ——肖山令（1892～1937,湖南益阳人，时任南京市市长、宪兵司令） “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薛岳（1896～1998,广东乐昌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指抗日到底）不会动摇！”——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人，时任东北抗联司令） 拿出铁和血的牺牲精神，领导我们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杨虎城（1892～1949，陕西蒲城人，时任17路军总指挥） 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人，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 “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曾任东北军总司令） “兄弟们，不怕死的给我冲，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张灵甫（1903～1947，陕西长安人，时任74军5l师305团团长） “尽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 ——张发奎（1896～1980，广东始兴人，时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请副军长予以照顾！”
——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29军132师师长） “集中炮火，给我狠狠地轰，把密支那炸成碎片……要死的不要活的！” ——郑洞国（1903～1990,湖南石门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
抵制日货宣言（来源于网络）
发信站: 紫金飞鸿 (Wed Apr 19 21:13:11 2006)>>我保证在我有生之年，在日本不威胁中国安全之前，最大限度的抵制所有会给日本带来
经济利益的产品和服务。
>> 我保证在我有生之年，在日本不威胁中国安全之前，最大限度的宣传拉拢更多的人抵制
所有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利益的产品和服务。
>> 我保证在我有生之年，在日本不威胁中国安全之前，最大限度的宣传拉拢更多的人支持
国货，为中国的富强出一份力。
>> 在我的职位是普通员工的时候，我要认真努力的工作，学习外资企业的强处，为有一天
报效民族工业而努力，为国家的安全默默贡献税收。
>> 在我的职位是中层员工的时候，我要认真努力的工作，让每一笔可能发生的采购订单最
大限度落在民族企业身上，让每一件我可以影响决策的产品和服务由民族企业提供。
>> 在我的职位是管理者的时候，我要认真努力的工作，我要最大限度的让我的企业赞助那
些爱国团体，最大限度的支持自己的国家。
>> 过去几十年后，我可能为我今天充满沙文主义的这段话而笑，但是我知道我为我的国家
尽力了。
>> 我清楚，我购买的国货可能事劣质伪劣产品，可能不如日货，但是不能因为这些，而不
去支持。
>> 我清楚，我每个月交的税金可能被某些官员贪污和挪作他用，但是只要有一部分成为了
国防费用，我就感到安心。
>> 我清楚，我们的国家离开公正，民主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不会因为它目前不是，我就不
去努力。
>> 我清楚，我的个人行为对于中国的软弱，源源不断流向日本的利益影响不大，但是只要
能够让日本人少从中国拿掉1分钱。我就要去做。
>> 我在上海，我的外婆辈之所以从宁波来到上海，是因为躲避日本的侵略战争。日本军队
进入宁波的时候烧杀奸掠，无所不为。而上海有租界，可以提供保护。
>> 这是活着的历史，我不想因为今天我对日货的动心，导致我将来的颠沛留离。
>> 不能因为国家的不作为，自己也不作为，高官可以携款而逃，老百姓逃的掉吗。
>> 在这个美容版面，我要说，我宁可不要美丽，也不给日本第二次侵略中国的机会。
>> 没有人愿意犯两次错误。我们不愿意，日本也不愿意。日本悔恨的事当时没有斩尽杀绝
，我们需要后悔的事不该放弃惩罚他们。
>> 以今日日本的态度来看，中日无法和平共存。我们没有过错，错只错在我们拥有更多的
资源和土地。
>> 日本不值得同情，资源，土地稀少的国家多的是，但是象日本这样自己已经很富裕还要
伤害别人的，只此一家。
>> 如果觉得我的言词夸大了日本对中国的危险，那么请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各个标题，
所有会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内容因素全部囊括其中。
>> 1。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侵犯中国东海专属经济区。
>> 2。日本支持台独
>> 3。日本自卫队军费预算（日本潜艇每两年退休一条，国际标准15年，那么多潜艇针对
谁，具有攻击力量的军队针对谁？）
>> 4。日本切断俄中石油管道安大线（石油事战略资源）
>> 5。日本敦促人民币升值
>> 6。日本今年成功发射间谍卫星（可以完全侦察中国）
>> 7。日本继去年挑动国际钢材上涨50后，今年使钢材增长100，并且迫使中国接受。 （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今年大幅度提高）
>> 8。日本最先鼓吹中国威胁论。提出七分中国。
>> 9。。。。。。。。
>> 最后问一句，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情况下，让我支持日货的理由是什么。
>> 最后请所有抵制日货的mm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抵制日货。
>> 不要沮丧，比起鲁迅呐喊里面所描述的麻木和绝望，我们今天的情况足够使我们乐观。 [背景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24/c_12599224.htm吴建民：外交官是一个迷人的职业　　在外交舞台上，他潇洒自如地在各国穿梭往返，是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的外交官；在外交学院的领导岗位上，他亲历亲为，是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好老师；而在那些充满思辨和深刻理论的著作中，我们认识到的，是一位以赤子之心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富有创见的外交家。
　　吴建民是怎样的外交家，他又如何看待50年的外交生涯？他的外交理念是什么？8月，前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做客山东卫视的“新杏坛”，并接受笔者采访。　　偶然走上外交道路
　　抗战胜利后，7岁的吴建民跟着父母由重庆旁边的一个小城迁回南京，进入南昌路小学读书。由于战乱，吴建民称幼时调皮的自己小学都没有好好上过。但是到了高中，他的成绩科科都很优异，并一心想学物理。20世纪50年代，属于国防外交系统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提前招生，班主任找吴建民谈话，希望他报考外院。吴建民总觉得当翻译就是跟在领导后面拎皮包，心里老大不情愿。可是班主任的话如同“圣旨”，只能照办。他到了北外，一看学校那么小，远没有北大、清华那么气派，心里失落极了。
　　但是他的性格，却是执著坚韧不允许半途而废的。“我这个人做什么总要把它做好，不喜欢半吊子。”吴建民说，自己是南京人，有些发音不准，就在怀里揣一面小镜子，随时拿出来看口型是否准确。
　　1961年，吴建民研究生只学了一年半，未及毕业就被借调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给中国代表当同声传译，从此开始外交生涯。　　“春江水暖鸭先知”
　　吴建民用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来形容外交官，是因为他认为外交官更能深切体验各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荣辱起伏。
　　吴建民透露，在外交生涯中，性格的作用非同小可。作为一名大使，他是国家的代表，有责任把自己的国家介绍给驻在国。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他从不拒绝任何国家的演讲邀请。“大使的工作需要有创造性。国家给我一个总的指示，让我把中国真实的东西讲给法国人。那我就按照这个指示，在这个框框里，用一些生动的语言、令人信服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在发展，在进步。”
　　他始终觉得，外交官是一个迷人的职业。之所以迷人，除了和各国杰出人士打交道，还要每天都面对新问题，每天都得学习和思考，吴建民觉得非常充实。
　　“外交官应该具备4个素质，首先，要爱国，因为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外交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次，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应该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对中华文化要有比较深的了解，因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中华文化；第三，要有广阔的视野，要有全球的眼光和渊博的知识；第四，要有很强的对外交流能力。”他强调说，中外文化不同是优势而非劣势，有了不同，对方才对你好奇，你要懂得展现本民族文化的魅力，即“交流”。李岚清同志曾讲过一句话：文化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心灵的交流。吴建民非常认同，他觉得这句话讲透了文化交流的意义。 吴建民从外交一线退下来后，一直在讲交流，讲外交，努力使外交从神秘走向公开。他想，观念转变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外交资源没有很好地用起来。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商界没有意识到外交资源的重要性，所以总是从民间社会找关系，找路子，有时难免碰一鼻子灰；二是外交部门与老百姓沟通有问题，我们的外交总是给人一副政治面孔，“外交无小事”，仿佛处处是国家机密，让老百姓不敢高攀，以致于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这种尴尬：一方面，我们急需利用外交资源为中国的资本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大量外交资源被闲置荒废。
　　他说：“我的良好愿望是，在中国企业积极借力外交资源拓展国外投资市场的同时，我们的外交官员也要放下架子，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不要把中国外交搞得那么神神秘秘，让老百姓敬而远之，不敢接近。”
　　吴建民认为，外交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小外交”，一种是“大外交”。小外交是通常讲的政治外交，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相反，大外交意义广泛，视野开阔。大时代，当有大外交。今日中国之大外交，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建设性、全方位的外交。
　　“如果认为外交只是外交部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如今的中国需要大量懂得世界的人，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我们必须呼唤大外交时代早日来临。”
　　“我们看到，世界在前进，中国也在不断发展，传统的一元的政治外交已经越来越难适应当前的形势。大外交说到底就是拓展一个国家的外交领域与外交资源，让外交不局限于政治层面，还要服务于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以及新闻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外交都可归类为大外交。” 吴建民说。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吴建民被多次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自己外交生涯如何看待或总结。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有第二次生命的选择，我还会选择外交。”的确，他的生命因为外交岁月中的艰辛与幸运而格外地富有价值，外交舞台也因为有了吴建民的个性外交显得生动丰满。　　与上海世博会有着多年的渊源　　2003年，吴建民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成为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位亚洲人，他还荣获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荣誉军团“大将军”勋章。
　　吴建民 与上海世博会有着多年的渊源。2002年1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秘书长递交了上海申办世博的报告；2003年，他又被推举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吴建民是上海世博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能通过参与世博会得到利益。这既是世博会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世博会的根本目标。”吴建民说，上海世博会是世博会第一次走进发展中国家。
　　“以城市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将会影响世界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可通过上海世博会为中国人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城市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飞跃，其加速发展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迅速进步。上海世博会承载着推动文明进步的使命。”吴建民说，上海世博会为西方提供真实看待中国的机会，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世博会。第一，它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第二，参展国是破纪录的。第三，它以“城市”为主题，它是追随历史的大潮流。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吴建民同时指出，世博会软件方面尚有欠缺，比印度还差一截。“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不保护知识产权，我们不会更大力发展。这不是为了外国，是为了中国人自己。”　　爱国也讲方略
　　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吴建民首先作了一个形势的判断：我们国家确实在崛起，这包含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国民心态的问题便突出了，吴建民指出：“对于人家的评论非常介意。人家说我好，高兴得不得了，人家骂两句非常沮丧，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人家说我好要想想，讲的是真好是假好。讲我坏，要想想，有的是有点道理。另外喜欢拔高，喜欢对我们的成绩津津乐道。”
　　吴建民主张一种平常的心态：“讲我好，不必欣喜若狂；讲我不好，也不必沮丧。我们有自己的方针，考虑世界的利益也考虑中国的利益。向世界说明我们的立场，心平气和，不必一碰就跳，张牙舞爪，好像很爱国，要有胸怀。”
　　吴建民指出，应该理性爱国，之前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可是全球化进行到今天，要看清楚，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不愚蠢吗？他强调，不要被那种看来很激进很爱国实际上误国的言行所忽悠，那是害国家的事情。
　　50余年来，吴建民外交家的身份得以使他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崛起并逐渐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吴建民分析说，是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个进程。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西欧、日本打击巨大，但由于中国金融改革比较谨慎，因而对我们冲击小。“我们的外汇储备两万多亿，把中国的位置凸显出来。”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急于求成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在曲阜举行，作为组委会副主席，吴建民说，论坛的倡议生逢其时。有学者提出，新世纪可能会出现文明的冲突，儒家文化会同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反对西方文化形成一个大冲突的局面。这个观点在世界上有些影响。吴建民认为，论坛可以促使我们自己更好地认识自己。“山东是孔孟之故乡，孔孟对中华文明贡献很大，诸子百家贡献很大，但是中国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革命的事件。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不了解，我想应该在变化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21世纪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而这个我想需要东方文明作出贡献。这个贡献是逐步的，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东方文明，推动世界走向一个持久和平。”
国际上有种说法，一流国家输出文化，二流国家输出人才，三流国家输出产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势在必行，这一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吴建民说，不必把这一说法奉为金科玉律。但任何一个在国际上影响大的国家，都会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应该有几点要注意：“首先，不能把中国文化变成杂耍。举个例子：川剧变脸很好，但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川剧就是变脸、变个魔术。从事川剧的工作者对这种认识非常反感，认为很多更深层面的文化被忽视了。”吴建民指出，现在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变成一个地摊文化、杂耍文化了。难道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就剩这点玩意了？怎样把中国几千年沉淀的东西介绍出去，必须好好动脑子。所以，他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要戒急功近利。中华民族本来是很有耐心的，但今天中国人急得很，恨不得今天就“放卫星”。但清醒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其次，要认识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究竟留下了什么东西？中华民族的支撑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第三，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了解对方，要知道怎么讲人家听得懂。(宋庄)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