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科学是民主的温床 民主是科学的保障(炎黄春秋2007 年第9 期)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 民主是科学的保障
章立凡
“科学的发展观”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主流话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举国上下不会有异议。本文要说的是——民主也是发展观， 科学与民主， 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自五四运动迄今，“科学与民主”历来相提并论，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大国”( 且慢侈谈“崛起”) ，没有科学或没有民主，都是无法想象的。最近， 胡锦涛主席着重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历史上有科学而无民主的“大国”， 不是没有出现过。例如法西斯德国和极权主义的前苏联，科学不谓不发达， 却难逃崩溃命运， 殷鉴犹自未远。返观本国历史， 古代科技文明有“四大发明”， 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但封建专制主义崇尚道统而鄙视科学， 斥之为“奇技淫巧”，最终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坚船利炮前败下阵来。可见， 没有民主也会窒息科学的发展。
中外的专制政体， 不论有无科学这个“第一生产力”帮忙，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在1945 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宣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著作中， 对民主宪政、自由和人权等都有充分的表述。由是看来，他在野时是认同民主的发展观的。
毛泽东多次表示过对发展科学的重视， 对科学家的态度也远比对人文学者宽容，即便到了“文革”时期， 仍主张“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他在1956 年提倡“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就与反对苏联在遗传学领域抬高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有关。如果言行一致，“双百方针”就不仅限于文化上的指导意义，同时成为科学与民主之社会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 当处于执政地位并垄断了社会资源后，对民主的说法开始变调：“民主这个东西， 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 实际上， 只是一种手段。”毛泽东此后的一系列作为， 就越来越偏颇了。没有民主， 就难于有科学决策，“反右”后没有人敢讲真话，才有了全党全民头脑发昏的“大跃进”， 造成了2000 万的人口负增长。
在全国大饥荒的背景下， 中国研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无疑是科学成就， 但“就算是死一半人， 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的豪言壮语， 决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利用“大民主”手段发动“文化大革命”， 推翻了依照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也决不是民主的发展观， 因为“文革”不仅违宪和侵犯人权， 而且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如邓小平所说， 毛泽东“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这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有定论的。共和国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 科学与民主不可偏废， 如若没有民主， 即便倾全国之力尽科学之成就， 发展观也仍然是不科学的。科学与民主发展观的缺位，令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推迟了二十年。某些人至今不许触摸历史的耻部， 但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更谈不上发展观。
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告别“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观问题一直没有妥善解决： 靠领导“拍脑门”决策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比比皆是；伴随经济繁荣产生的官场腐败一发不可收拾； 资本二度原始积累的罪恶，左右两方都在强烈抨击；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 令改革备受争议。
有卫道士以“黑窑奴工事件”为口实质疑改革，谴责人吃人的剥削， 疾呼腐败将致“亡党亡国”， 抵制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他们也在伸张自己的民主权利， 同时却拒绝反省僵化的意识形态，
反对政治体制上的民主探索。这些同志们对亡党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找到了病开错了药：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农业社会的乌托邦主义已无路回头， 中国改革绝不可刹车倒退， 中国也绝不会灭亡。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原罪， 是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到共和国成立时， 已历时一个多世纪。建国时确定的经济方针， 是私人资本主义还要发展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决策者急于进入社会主义， 提前发动对资改造， 消灭了市场经济，接下来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 带来了深重的经济、政治灾难。我们的发展观出了问题，才使现代化吃了夹生饭， 生产力发展低下的后果是平均分配贫困， 人民没有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鉴于这种历史教训，中国在1980 年代回到原先的出发点， 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 资本开始了新一轮原始积累，同时也成为政权滋生腐败的营养源。社会转型的前后反复， 令资本犯下两次原罪， 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社会成本重复支出， 这是以往发展观缺少科学与民主造成的。政府未能“节制资本”，需要质疑的不是改革， 而是有待体制的改革。
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 公权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特权很容易垄断资源， 无偿的剥夺比有偿的剥削更可怕。激起全社会公愤的黑窑奴工事件， 本质上是社会人权问题。一些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化， 其实是会党政治传统的孽种。贪污、浪费和官商勾结下的巧取豪夺，侵犯的是公众的财产权利； 危害人民利益和健康的伪劣产品， 是对财产、人身权利的双重侵犯； 以邻为壑罔顾民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侵害的是中华民族及其后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追究产生这些社会罪恶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没有让人民强有力的来监督政府。惟有人民有权， 才会政府有能。
目前处于“工程师治国”时代的中国， 比起“外行领导内行”时代已是一大进步。工程师的思维特点，是设计周密， 计算精确， 专业性强， 如今各种社会项目率以“工程”命名为时尚， 不谓无由。但社会是发展中的活体， 而非钢筋水泥浇筑的工程， 没有百年不变之理，体制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将社会建设视为工程， 难免囿于“技治主义”的视角而“以手段为目的”， 亟需拓宽人文视野， 着眼于道德、文化的重建， 建设一个公民社会。
在“文革”造成的道德文化真空下， 信仰出现危机，全民趋于功利， 科学未能免俗。决策过程中流行一时的“专家论证”， 如今已大大贬值， 于是封建文化沉渣泛起， 欲乘机填充社会工程架构中的思想空间。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低层次组合，前途仍然是“科学与专制”， 社会不可能良性发展。没有民主撑腰， 科学与文化在专制之下都是婢女， 在利禄面前只有腐败。中国科学拿不到诺贝尔奖， 学术出不了大师，原因就在于此。
上文已经指出， 以科学技术辅佐专制， 中外历史不乏先例。今年流行于民间的奥斯卡获奖片《窃听风暴》( 又名《别人的生活》) ， 是监控思想的又一范例。自由表达和交流思想， 是一项基本人权，科学理应服务于社会的文明开放， 科技工程在公权力下介入亿万公民的生活， 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随时“触及灵魂”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控制思想的科学技术， 是对科技文明与进步的莫大讽刺。
以“赛先生”挟制“德先生”或以民生换民主，都不是很健康很完善的社会发展观。从“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 是执政理念的进步。从“科学的发展观”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日趋完备， 科学、民主和法制都讲到了，关键仍在于实践。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与改革， 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事， 更是中国人民的事。全体公民根据宪法享受自由并行使权利， 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监督， 公平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 民主是科学的保障，民主和科学一样， 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科学与民主”不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也曾是中国社会各进步阶层的社会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五十八年了， 理论界不久前还在清谈“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常识，我不知是喜是悲……
来源：炎黄春秋2007 年第9 期  来源日期：2007-11-2   本站发布时间：20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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