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磊：关于三峡的一场“御前辩论”(炎黄春秋 2008年第10期)

关于三峡的一场“御前辩论”
韩 磊
2008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3005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历经12年的建设，将于2008年全面完工。但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天字号“热门话题”，“三峡热”不会因三峡工程的完工而转冷，仍将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持续热下去。
《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登载了《毛泽东和林一山谈三峡水库》一文，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三峡热”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对当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南宁会议却叙述得较为简单。本文想将那次会议关于三峡工程的一场“御前辩论”，做一扼要介绍。
中国历来视治水为大事，有“治水如治国”之说。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关心洪水的问题。毛泽东当年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反映了这一史实。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长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他汇报了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当听说即使修一大批梯级水库拦洪蓄水，也还是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毕其功于一役”时，毛泽东也想快点上马。
1954年，长江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武汉被围困四五十天之久。洪水过后，林一山再次向中央提出要尽快修建三峡工程，他的出发点是要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1954年长江洪水堤防防不住的水量大约有1000亿立方米。林一山就想让三峡这个水库把这1000亿立方米水装起来。
1956年，“三峡主上派”在毛泽东面前再次力促三峡工程上马，这一次老人家真的动了心。这年夏天，63岁的毛泽东在饮了长沙水、食了武昌鱼之后，又在武汉畅游长江。富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磅礴诗篇，高峡平湖似乎立马可就。
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便醒目地刊出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查勘工作结束”的特字号标题新闻，副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当时的神州大地，到处热气腾腾，蒸腾着冲天的干劲。但此时，也有很多人对三峡工程的上马却持怀疑乃至反对的态度。李锐，就是这为数众多的对三峡工程上马有不同意见的人中的一位。
中国有句古话叫“既生瑜，何生亮？”本来，中国有一个积极主张上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就够了，可偏偏又有一个与之叫板且“顽固不化”的李锐。
水利水电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其所写《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说：谈到三峡工程，不能不提到李锐同志，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此言不虚！
关于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公开争论，最早发生在1956年夏。当时，林一山在水利部主办的该年第五、六期《中国水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约两万字的长文，主张要尽快修三峡。认为只有三峡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其中谈到发电只有500字。李锐至今仍认为，林一山那时候提的方案是很荒唐的。他所设想的水库蓄水高度是多少呢？是235米，比现在即将建成的三峡水库的蓄水高程175米高出60米！李锐告诉笔者，蓄水235米会是什么结果呢？重庆要淹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大半个重庆城要被淹掉。另外还要迁移人口200多万，将淹没四川沿江十几个城市。为什么非要235米呢？林一山认为这样就可以有1100亿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库容，就可以把长江1954年堤防挡不住的洪水全部装起来。
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水电系统许多技术干部都看到了，认为这样的方案太离谱了。当时李锐主政的水电建设总局也有一个技术性刊物《水力发电》，李锐就组织了一批老水电专家写文章批驳林文。9月份出了一期“长江规划专号”，全面地论述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经济、淹没损失和地质等种种技术上的问题，共有10来篇文章，其中包括李锐亲自撰写的一篇字数也达两万多字的长文章。
这些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不能为了免除武汉多少年一遇的洪水威胁而牺牲重庆等十来个城市，认为这是以邻为壑。防洪应该采取综合规划原则，要注意加强堤防、湖泊洼地蓄洪排涝、支流水库和干流水库4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而堤防的作用自古相沿，中外如此，尤为重要。文章还认为，我们只能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去解决最高标准的长江防洪问题。至于要求在当年建成三峡这样大的水电站，同国民经济包括电力的发展更是远远不相适应，并且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未经历过的技术问题。因此，这一组文章认为，防洪有其他可靠办法，当时三峡决不能上！当然，这种发行量较小的学术刊物，影响有限，毛泽东无缘过目。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几个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称的“南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这是毛泽东为在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进行思想理论准备和具体部署的一次会议。会议后期，毛泽东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薄一波反映说，此事有反对派，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同林一山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毛泽东说，那就把两个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于是，就有了随后发生的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一场精彩的“御前辩论”。
笔者曾先后就此事采访过李锐和林一山，两人对事情的叙述稍有出入，评价也不尽相同，但主要史实大致是一致的。
1958年1月17日，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讨论“三门峡”问题。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接林一山一起去。李锐知道电报多了一个“门”字，其实是要讨论三峡。
关于三峡问题，李锐成竹在胸；为了借此机会呼吁优先发展水电，他请专家画了一张中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做宣传之用。
李锐回忆说，飞机18日上午在武昌机场着陆时，林一山已经在等着，他的秘书提着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而李锐是“单刀赴会”，只带了这张图纸。李锐同林一山不算很熟，1948年在沈阳东北局开会时见过面；1952年参观荆江分洪工程时，他也领教过林一山的口才。然而，此次见面，两人只打了个招呼，在飞机上也没有交谈。
载着一对“冤家”的专机，当天中午到达南宁。李锐刚刚住进宾馆，他的好朋友、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就找上门来，急切地向李锐介绍会议形势：主席大批“反冒进”，认为“反冒进”给当时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泼了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并点名批评周恩来、陈云，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睡不着觉。田家英对李锐表示严重的担心，说自己和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都为李锐捏了一把汗！
18日晚饭后，李锐和林一山“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李、林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对面左右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周小舟、刘建勋等；中央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等；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大家都坐定后，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答：要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李锐说只要半个小时，并请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曾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识丰富，口才出众，在水利系统很有名气。
林一山长篇大论，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两千多年间，长江洪水为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革命以来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愈演愈烈。1931年水灾，死14.5万人；1935年大水，死14.2万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虽采取紧急分洪等措施，保住了武汉和荆江大堤安全，仍淹死了4900人……
林一山强调：长江洪水主要来自宜昌三峡以上，至少占汛期干流水量的50%以上。因此，三峡枢纽对长江防洪有决定性意义。林一山认定：只有三峡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荆江大堤的严重威胁和洞庭湖区的洪灾。倘若荆江大堤决口，将直接威胁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于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林一山这时改变了235米方案，提出“210—200方案”；关于装机容量，认为至少可达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亿度以上；关于工程技术，林一山称：已选好几个比较坝段，有三个方案；施工难度和强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关于投资，林一山估算约为72亿元；关于水库移民，林一山没有谈及。
李锐发言，首先强调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轮船从上海可直达宜宾，是世界大河中数得出的黄金水道，最好的通航河流；泥沙远不如黄河严重；水量为黄河的20倍，洪水量为50倍；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黄河为200多倍，长江只25倍。
李锐认为：三峡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的50%，即只能管住西水（川水），而对南水（湖南四水及赣江等）和北水（汉江）都无能为力。
李锐强调防洪的堤防作用，他说：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无论有无三峡工程，必须搞好堤防。1870年所谓长江干流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主要是川江洪水，四川灾情极重；洪水过三峡后，向南冲开松滋口（南岸四口最上位），并未冲破荆江大堤。因此，说什么荆江决口要死上百万人，是一种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辞。他感慨发问：难道我们的能耐还不如蒋介石时期？
李锐特别强调移民问题：如按坝高200米方案修建三峡水库，估计移民至少在100多万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
李锐特别谈到三峡主要是一个发电站：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1000亿度以上，即使按当时预测的15年后全国用电量达到2000亿度，这个电站的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也太大，并将严重影响电网的运行，因为一个电站的发电量在一个电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来说是不应该超过20%的，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总有好几个电网。讲到这里，李锐打了一个比方：在一座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吧，尤其大城市，需要多少个商店啊！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三峡这样一个大电站，我说不清楚。这个比方使得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频频点头。
李锐接着谈到，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系。此话大概言中了毛泽东的心事，他插话道：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注意，决不能遭敌人破坏。
李锐最后说：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根据自己搞水电建设的经验，弄清三峡的地质情况就需要多年时间。多级船闸、电站装机容量（至少60万千瓦一台）以及施工等问题，都是超世界水平的。
据与会人员讲，这一场由毛泽东导演的精彩的“御前辩论”，口才颇佳的林一山似乎发挥得不够好：从内容看，讲理想多，而分析理想与可能之间的关系很笼统，时常离题较远，听来显得驳杂，缺乏系统；从技巧方面看，他引用了许多外行不易明白的数据，“行话”、“术语”过多。
而学识和口才一点不逊于林一山的李锐的发言，显然引起了与会者情绪上的呼应。特别是他带到会场铺在桌子上的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令人一目了然，引起了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毛泽东当时就说了话：中国应当优先发展水电。因此李锐发言结束时，几个小时前还为他“捏一把汗”的人们，神态都宽松了下来。
两人都讲完之后，毛泽东没有当即评判，却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
1月21日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与会者已将印发的两篇文章看过了。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特别赞赏李锐文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批评林一山的文章“文理不通、大而无当”。其实，实事求是地讲，林文作为一份长江流域远景规划的概要，虽有不足，但也是很有见地和价值的。对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自己的赞扬，李锐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自己在这场三峡之争中所以取胜，主要是因为对水电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因此应当受到称赞的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经济观点，而不是词章。毛泽东呢，“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李锐诗《三峡》三首之三）。
当天晚上的会议只开了不到半个小时，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明确宣布：中央并没有要修建三峡的决定。还说他对三峡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
说着，毛泽东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同时宣布：李锐当我的秘书。李锐当即回答说，这个恐怕不行，水电业务太忙了。毛接着说：兼职的嘛。
毛泽东还很风趣地对林一山说：谁要是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会后，薄一波和胡乔木还狠狠批评了林一山：以后不要向中央乱建议！
南宁会议以三峡议题结束。会后，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给周恩来负责，并嘱咐，一年抓4次。50年代这桩三峡“公案”至此告一段落。
就这样，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声中中央做出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决议，是当年唯一的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正式决议，是在南宁会议两个月后那个掀起中国全面“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做出的。李锐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这个决议的起草。毛泽东在这份决议的草稿上做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八字批示。因此它成了成都会议上通过的39个“跃进”决议中，唯一没有给那场即将爆发的国民经济重大灾难火上浇油的决议。
1958年底，长江水利委员会曾提出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建议三峡工程1961年开工，1965至1966年发电，1967年完工。但中央未予考虑。此后，不管水利部和林一山怎样催促三峡工程上马，毛、周始终没有点头。
三峡工程现已基本建成，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负责人、三峡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潘家铮，在回答“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的记者提问时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和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的人贡献最大。”此话应该是一句实话。潘家铮2007年9月27日在致李锐的信中，虽然对李锐“在二十一世纪反三峡”有不同看法，但他却承认：李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上三峡有功，且其功至伟”。
时至今日，发生在广西南宁的那场关于三峡上马与否的“御前辩论”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亲历其事者只剩下了李锐一人。当世界科技水平已有了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的发展，当国内外修建巨型水利水电工程已有了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当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已大大深化从而发现三峡这一超巨型工程原来竟还有那么多难题没能解决，而且至今解决起来依然让人头痛的时候，许多人感叹：如果1950年代三峡工程就上马的话，对于中国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值得万分庆幸的是，中国阻止了那一场灾难。
（作者系《水利水电工程报》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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