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台湾的民主与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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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台湾的民主与社会不平等

2010年09月11日08:06南方网张铁志我要评论(17) 字号：T|T

张铁志台湾媒体人

八月底，台湾政府部门公布几个数据，显示台湾的社会贫富差距已经到达历史新高。

一是“行政院”主计处的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指出，台湾最高与最低五等分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差距从2000年的6.57倍扩大至2009年的8.22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数字则显示，最富有5%与最穷5%的所得差距，从1998年的33倍增加至2008年的66倍，也是历史新高。“内政部”的贫穷家庭统计则是截至今年第二季共有10.8万户，贫穷人数达26万多人，都是新高。

当所有媒体都对此提出严重呼吁时，马英九却表示“台湾其实表现不算太差”，所有“财经首长”也都强调台湾所得分配不均并不严重。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台湾或许不算严重，但是所得分配不断恶化的趋势却是不能如此被合理化。

仔细观察贫富差距的原因，首先，所得分配与GDP的初次分配密切相关。台湾受雇者报酬占GDP比例在1990年达到51.4%的战后史上高点，然后于1995年起一路往下，到2007年已降至44.5%的历年最低，显然一般受雇者没有享受经济成长的果实。此外，十年来，最低所得组平均可支配所得从27.5万元降为22.2万元，不增反减，并退步到1991年水平。

如果考虑政府转移的二次分配因素之后，2009年所得差距自8.22倍降为6.34倍，但其中九成以上都是来自于社会福利支出的贡献，租税效果不到一成。

税制问题可说正是台湾贫富不均的核心。因为合理公平的赋税是一个社会财富重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在台湾，个人海外所得、证券及土地交易所得等资本利得都不必缴税。在2005年，全台最高所得的四十个富豪中，有八人完全不用缴税，有15人只需缴纳1%的税率。台湾的租税负担率不但低于最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美国，也在2000年后低于同为四小龙的韩国。这是台湾民主化许诺的失落。

理论上，民主化后应该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平等。因为威权时期被压制的工会和各种弱势团体可以起身争取利益，所以政府应有更多偏重于弱势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选民收入低于人民的平均收入(因为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享有大量财富)，所以选民会支持一定程度的财富重分配。二十世纪初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正是因为工人获得普选权的结果。

在台湾，从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老人年金或是全民健保等政策，确实反映了民主化的平等化逻辑。但是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测量平等的基尼系数从31.32%增加到33.8%。金字塔顶端5%的所得与最底端5%的所得相比，在1998年为32倍，到了2003年增加为51倍。

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除了一般所谓产业转型、工厂外移等经济因素外，也不能忽视政治的影响，尤其在税制改革问题上，没有形成民众的动力。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金权政治。当民主化赋予弱势团体和工人力量时，特殊利益团体和资本家也对政治有更大的影响力，尤其台湾并没有良好的金权政治规范。台湾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减税政治可以清楚看到这些资本家的政治运作。

第二，过去唯经济成长至上的发展主义，不仅形塑经济官僚的意识形态，也深深影响民众态度。所以民众并不愿意为了平等分配而牺牲经济成长。

第三，主张民主会促进阶层平等的一个理论假设是，中间选民的偏好会引导政策，但前提是选举只有单面向的议题。亦即如果选举只有重分配这个议题，那么中间收入选民会支持税制进行更大程度的重分配。但如果选举中除了经济议题外，还有另一个面向(例如宗教或种族)，而且选民通常更关切后者，中下阶层选民就不一定会支持更重视重分配的政策(或政党)，而会更依据非经济议题的立场投票。这正是台湾的情形：族群认同或“统独”议题比阶级议题更主导了政治竞争，所以中下阶级不会去汇集表达对他们经济利益更有益的政策。台湾的民主没有带来更大的社会平等并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关的制度、价值也都需要进一步改革，这是无可回避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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