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解

毛泽东六十年前所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篇文艺理论著作，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立国治世经典。把它摆到《尚书》的“典”“诰”之中，只更光辉而无逊色。《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对炎帝用兵之前曾“修德振兵”，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在内忧外患中的“修德振兵”工作。而“延座讲话”正是一篇修德之作。虽然这篇“讲话”作为现代文本明白如话，人人能读，但由于人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学生接受训导的心理去阅读它；拥护者与心怀不满者，都没有从社会实践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场去审读它，更没有放到宏观社会历史条件中去考察它的作用意义。所以，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含义和价值还远未被认识。
这里不谈“讲话”由以出发的社会历史局面，不追溯整风中党政军文各界事态，甚至不讨论“讲话”全文的意义，单论书中一段话。这段话可算该篇讲话的“文胆”。今不揣谫陋，为传大义。
“讲话”的“引言”部分提出，文艺家应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应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因而应当熟悉了解文艺的服务对象。熟悉的标准有二：一是熟悉工农兵的语言，二是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为说明思想感情向工农兵方面转化的性质要求，毛泽东现身说法云：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这是一段教化心灵的新宗圣经！这是一段经纶天下的现代“国语”！
这段话提出了一种社会心灵的价值标准：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这一心灵价值标准的提出，意义巨大：尊民，主“义”，抑士，明伦，立士人修心之法，隆主威而定天下。
尊民。要做到把“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工农看得比知识分子还干净，就须时刻把人民放到心头之上去爱敬。这种尊民的诚心胜过往古。中国古代亲民之至者，也只做到爱民如子，而未能敬民如亲。毛泽东这一尊民主张能被当时知识分子认同，是由于马克思无产阶级价值观的传播造就了社会意识前提。不过，马克思推重无产阶级的理由，在于劳动者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历史，并非他们格外“干净”；而其推重的目标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而达至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外在事业目标，而非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内在心灵规范。
主“义”。乱世之民，心如惊鸟；安定民心，乃社会大义之举。马克思主义本是站在民众立场；毛泽东倡导以心尊民，则更高扬社会道义。要紧的是，毛泽东宣讲的对象是社会影响力极强的文艺工作者；这些文人的归化，使毛泽东获得广大的布道者。此后文艺工作者与民同乐，创造出感化民众的通俗文艺，用毛化的马列道义酿造出一片崭新的意识天地。于是，延安德义乃可布于天下，散发出无法量化的社会感召力。
抑士。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有数千年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传统。在封建正统时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思维取向能为帝王所用。丧失了帝王正统观念的现代，治平思想则演变为一种平民本位的社会批评倾向，这势必损害政治家所需要的权威和凝聚力。如何抑制和疏导知识分子的这种有碍集中统制的倾向，是乱世一切政治家必须面对的重大难题。蒋介石未能妥善应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以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为价值标准，把一切自视清高于政治家和民众的价值信念斥为“不干净”，以尊民大义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内心的价值自信，使他们自感修身唯恐不及，丧失了批评社会的心理价值立场。从政治家的目标看去，制服了具有社会批评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就等于制服了天下。延安的成功经验，后来在全国解放初又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形式演习了一遍。这种尊民抑士的思路得自列宁；但深入到思想感情领域尊民抑士，则使毛泽东胜过列宁一筹。
明伦。以工农兵的思想感情为价值标准，除了标准的提出者之外，工农兵之外的人都必然不够标准。正如若确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为价值标准，也必然使其他阶层不够标准一样。用毛泽东确立的价值标准衡量，知识分子的心灵价值自然在工农兵之下。重要的在于，这种社会群体间的价值序位，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改变的；这就使得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社会地位关系，成为长期性的伦理关系。有毛一世，知识分子在工农兵面前始终难以抬头，一度被称为“臭老九”，政治领导不以为非礼。
大凡社会伦理的确立，不仅在于社会等级的形成，更在于社会全体成员对现存等级的心理认同，也就是社会等级的心灵内化。孔子在中国伦理史上的作用，不在于创设新的社会等级，而在把已普遍存在于家族社会的等级，以饱含情感的议论，内化为认同、维持和巩固等级的孝悌之情，内化为社会下层对上层的感情向往。毛泽东的一番感情劝化，则不仅造成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同时也具有使这种等级内化为一种伦理感情的功能。这就一举而成功地确立了社会新伦理。
立士人修心之法。清末民初这次社会巨变与以往改朝换代不同的地方，是不仅大一统的政治机构溃散，而且士人立身行事的价值理念也乱了。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思想与民主共和理念推翻了帝制，打破了正统的等级权威秩序。五四运动是这一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迟到的反应，它宣告激进的文化人对旧伦理价值观的彻底叛离。当此王纲解纽之际，欧风美雨霏霏。标榜个性解放，张扬自我，成为士人一时风尚。然而，个性、自由、平等的伦理价值观念，乃是市场经济生活方式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的信念；中国农民是一个盼救星的群体，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还是宗法权威的土壤。二、三十年代个性、自由、民主的喧闹，只不过是暂无大一统政治权威的局面下，一些受西方意识影响的文化人的心灵骚动，既无市场经济生活作坚实基础，难获全社会的认同和响应；更不可能得到政治权威的首肯。单凭少数文化人的信念是撑不起天下的。
旧的伦理价值观念已告崩溃，覆水难收；西方市场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又因社会条件不成熟而难以确立。中国需要新权威才能统一全社会。什么样的伦理价值观才能维护新权威，同时又能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接受呢？毛泽东的倡导，正好填补了这一段进退两难的历史空间。让已经站到平民立场的知识分子承认并奉行某种等级伦理价值不容易。毛泽东要他们真心实意地尊重中国最广大的平民——工农，这让以民意自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说不出一条反对理由。此后，改造思想成了知识分子毕生使命，蹈沧浪之水也难以濯清非无产阶级思想。一条修行修心的轨范，就此系住了天下读书人的心猿意马。
隆主威而定天下。尊举工农民众，乃天下大义。义高者位尊，毛泽东一番至诚的“感情变化的经验”谈，显示了这位人民军领袖人格的圣洁与崇高。尊民可以治天下，与中国古代以孝亲治天下，西方古代以敬畏上帝治天下，同出一理。那是因为事亲以孝者，必能事君以忠；敬畏上帝者，必能礼敬教皇加冕的人间皇帝；而当今能尊民者，则必能尊重人民之领导。所以，“延座讲话”虽然没有照搬列宁“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等级伦理，但强调“尊民”足以使人民领袖君临天下。
尊民之训，下揽民望，中制士行，上隆主威。一策行而伦纲立，世心齐而乾坤定。
算当年，兵、民、财、土，还有美援，一副胜牌全在蒋介石手上；毛泽东唯修大义于延安，而遂有天下。战，胜于朝廷，古圣贤之高见。小孩子则喜看硝烟战场而不乐闻运筹帷幄。今世人皆知毛蒋三战而定天下，独不识毛公修德振兵于庙堂之上，而后乃能决胜蒋氏于辽沈、平津、淮海之野，亦近于童稚之见矣。
蒋氏并无大德大义统摄人心。假如不是毛泽东倡导新伦理棋高一着，中国政局不是走向新南北朝演义，则必步入风雨飘摇的拉美军事独裁模式。由此可见，改写历史，奠定乾坤，兵民财土虽多，据之不足恃；而德义伦理虽虚，举之业可成。推毛公智谋之始，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这一席话，真可算是微言大义的圣训了。比之于典诰，有何不可？
然而，得失相随。杲日出而星月黯。以工农兵思想感情为修身标准，毛泽东据此立纲常，定乾坤；而知识分子则由此离开国事天下事的传统思考目标，造成几代文化侏儒，使得每个朝代都能产生“诸葛亮”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世界社会历史急剧变革的时代，政治智慧一片灰黯，愧对战国时代的满天星斗。不亦可哀呼？
[附注]谨以此纪念“延座讲话”发表六十周年。毛泽东的话能发挥巨大历史意义，当然与他的身份地位有关系。虽然毛泽东当时未能统领全国，但他已是一方有组织的社会的首领，占据了社会意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这决定了其他人纵使说出毛泽东那一席话，也不可能收到毛泽东讲话的效果。
孔子倡孝悌，传五百年待汉而立；毛泽东于旧伦理崩乱之世，一倡尊民，当时而立，收人心，成大统，威极终身，堪称百代盖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