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论争

2007年09月19日 07:50:35 　来源：文汇报
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曾经是个很生动鲜活的会议。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先后分三次举行，与会代表百余人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
毛泽东的开场白
1942年5月2日下午一时半，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100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
来了！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宿舍一头的门里走进来。大家都自觉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大家说说笑笑，气氛融洽活跃。
当周扬介绍到公木时说：“公木，《八路军军歌》、《八路军大合唱》词作者。”毛泽东点点头笑笑，边握手边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毛泽东走到郑景康跟前时，没等周扬介绍，郑景康激动得站起来自我介绍：“我是照相的，叫郑景康。”周扬还是补充介绍道：“这是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曾给蒋介石照过像。”毛泽东很礼貌地与他握手致意。
特地从晋西北前线演出现场赶回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双手握住毛泽东的手，没想到毛泽东还认识他。“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睛都湿润了。
有人发现，毛泽东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
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藉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
开宗明义，这是以平等的态度，从民族解放，军事战争的角度，来探讨文艺工作与其他革命工作如何取得协调发展关系。他风趣地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改为我们“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毛泽东讲话中间，隐隐传来国民党军队的炮声，到过前线的人习以为常，一直在后方的同志难免有些担心。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传到讲台前，毛泽东接下来，停止讲话，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清清嗓子，岔开话题道：“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挡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沟嘛！”
这一段题外话，使大家哈哈大笑，部分代表的紧张情绪顿然缓释。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炒肉片、炒鸡蛋。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
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
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
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桀骜不驯，多有词不达意，词不尽意之感。此刻发言，显然有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4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
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李伯钊、丁玲、艾青等人，何其芳之见却渐成主流。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会议开始发言还是比较平和的，笑声不断。长期带领“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负责人柯仲平，介绍该团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送得好远，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红枣都吃不完。”他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得会场上许多人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得鸡蛋吃了。
接着，八路军“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介绍了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他说话当中感到很紧张，发言之后发现自己手上都出了汗。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显然感到很满意。
第二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
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会议开了一整天，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是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大家心情特别舒畅。即使被“轰”下去，也没有怨言。
朱德发言疾言厉色
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有一个讲话。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以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拚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
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发言的最后，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这是用通俗的大白话，一语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
毛泽东口头答卷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
下午发言讨论结束后，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在前排当中紧挨毛泽东右边的是鲁艺文工团演员田方，他当时回家对妻子于蓝讲：“很多同志都不好意思靠近毛主席去坐，我不怕，我就要坐在毛主席身旁!”
但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着丁玲。他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地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毛泽东作“结论”讲话，是在晚饭后，考虑到人太多，临时将会议安排在小礼堂外边的空地上开。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棍架成一个三角形的木架子，木架上悬挂着煤气灯。银白色的灯光，把会场照得一片通明。
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罗工柳回忆说，他当时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哎呀，这个文章难做啊。”
作“结论”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这段话也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从中透露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两位会场速记员记录稿，整理而成，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审阅。距离座谈会结束一年多以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同时，采用“通改报版”的办法，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32开本的铅印单行本。
随之各解放区、国统区和香港等地共翻印出版有85种版本。1953年4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作了266处修改，其中删掉原文92处，增补文字91处，文字修饰的83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