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山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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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山访谈录 采访与文字整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2007年9月11日 星期二 

访对象: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春山
采访日期:2007年5月11日
采访地点:广州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地环大楼
 <SCRIPTLANGUAGE="JavaScript1.1"SRC="http://ftafp.allyes.com/main/adfshow?user=ftafp|China|in_article_ad&db=ftafp&local=yes&js=on"></SCRIPT><NOSCRIPT><AHREF="http://ftafp.allyes.com/main/adfclick?user=ftafp|China|in_article_ad&db=ftafp"><IMGSRC="http://ftafp.allyes.com/main/adfshow?user=ftafp|China|in_article_ad&db=ftafp"WIDTH=300 HEIGHT=250 BORDER=0></a></NOSCRIPT>  魏城问(以下简称“问”):您在广州中山大学工作多年,经常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搞调查,那您认为,改革开放近30年来,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有些什么新的特点?周春山答(以下简称“答”):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主要是工业推动模式,近些年来逐渐转向服务业推动模式。珠三角地区工业再发展呢,也就是一种质量上的提高,这就意味着该地区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会逐步消退、逐步减少,向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金密集型企业转移。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像制革厂、制衣厂等,生产线上是需要大量工人的。但从目前来看,广东不可能再有大规模的企业进入,反而可能伴随着企业的迁出,因为现在广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资已经很高了,劳动成本也就随之提高,那么,许多企业可能就会走,转移到更为内地的地方,从广东本身来说,可能是转移到珠三角外围,或者是转移到广东省之外,像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方。问:但我听说,尽管广东东莞除了制革厂、制衣厂之外,也有了许多电子厂,但东莞的电子厂主要还是生产台式电脑,而笔记本电脑主要是在苏州的电子厂生产,是吗?答:没错。早期比较低级的工业,看重的是劳动力和运输的成本,他们来到珠三角,一是可以吸引到大量廉价劳动力,二是进出方便,因为珠三角靠近香港、澳门。但现在外资对中国的投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已经把成本因素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了,更多的则是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是否有利于占领市场,也就是说,我在中国,哪个地方有利于我占领市场,我就去哪里;二是考虑研发的条件。像东莞这个地方,虽然近些年有些钱了,但就像一个没有文化的暴发户,研发条件跟不上,所以像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就转移到苏州去了。问:但即使是生产台式电脑的电子厂,对工人的要求也与制衣厂对工人的要求大不相同,是吗?答:实际上,东莞生产电脑的工厂中的工人,也是简单的组装,也就是把那些零部件组装起来,主要是生产电脑的电风扇啊、电源啊等,不是生产CPU,也不是生产硬盘,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制衣厂的工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现在东莞、深圳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我们帮他们制定发展战略时,东莞和深圳都明确提出,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城市化模式的转变,以前是数量城市化,大量的农民进城,现在提出要实现质量城市化,要吸收高技术人才;二是开发模式的转变,以前的开发模式是土地开发,我出地,你出资金、出技术,围绕卖地来开发,现在我们强调的是,要围绕生产、研究、发展来开发,也就是从以土地开发为核心转变为以技术、资金为核心的开发。问:在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的就业需求,从而导致了大面积的贫民窟,但中国却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答:很明显,这与中国的户籍制度很有关系。农民工可以在年轻的时候进城打工,但他们的子女是来不了的,比如说,这些农民工的身份证要回去办,小孩上学要回去办,在这方面,户籍制度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不过,严格来讲,中国也有贫民窟,但不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那么严重。中国城市中的“城中村”,居民中,实际上外来人口是最多的,其中有些人以盗窃、卖淫为生。现在许多大城市对“城中村”是很关注的。由于城市扩张,很快把原来郊区的一些村庄包围了,于是就形成了“城中村”,它是村庄,但又处在城市里,管理是比较分散的,城市里又有很多商机,外来人口在“城中村”中比较容易集聚,所以说,如何处理和改造“城中村”,对许多城市的政府来说,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你知道,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政府要想改造,要花很大的力气。深圳在2005年左右,曾对“城中村”的土地实施征收,根据一个法案,对所有“城中村”的土地实行“改制”,一夜之间,全部变为国家土地,村民则变为城市居民。问:那广东省的城市化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有些什么独特的地方呢?答:首先,广东省的城市化,进程比较快,水平比较高,这是直接与广东省的经济有关系的。其次,正是由于广东省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快速地达到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所以,广东省的城市化,在质量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城市化包括质量和数量。即使中国某个地方的城市化水平是70%,美国某个地方的城市化水平也是70%,两者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广东省外来人口比较多,但外来人口很难真正城市化。第三,广东省的城市化,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还呈现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城市密集,许多城市连绵在一起。通常三角洲地区水土比较肥沃,人口比较集中,再加上广东省20多年来经济发展比较快,所以,至少在珠三角地区,许多城市已经连绵在一起,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界限已经分不清了,这样,在我们城市化研究者眼中,一种新的城市现象,一种被称为大都市区或都市连绵区的现象,就出现了。可以说,整个珠三角地区,就是连在一起的城市,这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代表了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像美国五大湖地区,从波士顿到华盛顿这一带,就是城市比较密集的地区,还有日本东京这一带,也是这种情况。珠三角地区最终也有可能演变成像美日大都市区那样的地带。这种城市结合体的出现,有一些新的特征: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交通网络发达,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你看一个国家怎么样,就看这些城市结合体,很多创新,很多高技术,只有在这种城市结合体中才能诞生。广东省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时就认为,城市结合区,代表着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在未来的国际循环、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它将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广东省对此还是比较看重的,认为政府应该促进它的发展。问:您是否认为户口制度是阻碍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一大障碍?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户口制度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户口制度是最重要的,现在呢,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户口制度过去的积极作用逐渐在减少,消极作用则在增加。我的观点是,户口制度一时可能还不能马上取消。虽然户口制度对城市化的质量和速度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也不一定完全是不好的影响。中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其中最不一样的,就是中国人口太多。13亿人口,如果城市化水平提高10%,就是1.3亿人,那么,这么多人口怎么安置?像加拿大,只有两、三千万人,怎么安置都好说。所以说,如果完全取消户口制度,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对城市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对城市原有的生活质量、对城市的住房、交通、环境等等,都有负面影响,另外,对农村的发展、农业生产也是不利的,总之,我们的国力还是承受不起这个负担。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应该在某些方面做些松动和改革,但完全取消并不可行。问: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土地承包制导致了一家一户经营的小农经济,所以,中国无法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从而间接地拖了农民进城的后腿,延缓了城市化的速度。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答:中国和西方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农村的人均耕地是很少的,农村也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如果中国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经营,那么,农村还会有一些劳动力转移出来,但是中国城市一时也容纳不了那么多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太多,基数太大。现在中国农村已经只有“三八六一部队”了,也就是说,农村大量的成年男性都走了,只剩下妇女和儿童,还有年过八旬的老人。西方的城市化与中国不同,西方由于土地比较多,人口比较少,走的往往是大城市化的道路,就是人口走向大城市。中国由于人口比较多,中国走的是乡村城市化的道路,也就是在小城镇、乡镇、县城这一级,希望给这些地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叫做“洗脚上田”、“离土不离乡”。问:但有人认为,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模式已经失败了。答:这种模式的确有很多问题。这种模式会导致工厂遍地开花,所谓“天女散花”,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是早期的一种情况,破坏了自然环境,也不利于规模经济。但对这种模式的评价,也不能笼统而论。我们要历史性地看问题,不能回过头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也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问:如今的广东,在经济发展方面与北京、上海相比,还有什么优势吗?答:根据我们做的研究,广东省现在在全国的地位已经相对下降,与北京、上海相比,这几年广东和广州的地位已经下降,因为北京是首都,上海有工业基础,两个地方的教育和文化设施都比较健全,而广东在改革开放前的情况比较差,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较快,后来其他城市赶上来了,当广东失去了政策优势、转向拼技术的时候,广东就比不过北京、上海了。广东现在不多的优势就是,现代企业比较完善,和国际交流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在经济上积累了一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