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张申府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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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在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退党。3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课，在学术界有较高声誉。因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任游行总指
挥而入狱，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50年代，由周恩来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86年病逝，享年93岁。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张申府访谈录》，作者是美国人舒衡哲，她利用五年的时间采访了张申府，用日记体写成了此书。
早期共产主义活动
1921年新年
张申府从马赛抵达巴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欧洲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四年以来最信任的朋友。整个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邀请这位青年哲学教授讨论在中国创立共产党的问题。在11月离华之前，张往上海探访陈独秀，再次像往常一样，得到陈的信任和教以政治策略。这位行将赴欧的哲学家还被委托一项新的任务：在欧洲召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的共产组织。
张在这方面干得十分出色。在短短的三年间，他为这个激进团体吸收到一些日后证明影响中国革命命运的男女，他们之中包括刘清扬、周恩来和朱德。此外，张申府在1921年春成立第一个在欧洲的中共小组。一年之后的1922年，他成为在中国国内的党组织和在欧洲各地共产党员组织的正式联络人。
然而，经过一个短暂而关键的创党活动后，张申府却突然从共产革命的公开记录中销声匿迹。在好几十年中，此人好像从未存在。
1922年秋天，柏林
一幅图片，两个故事版本，两种关于在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活动的看法。我遇到的第一个故事版本，是在50年代中共出版的书籍中看到的。这些书籍介绍中国留欧学生的活动，并描述他们如何趋于激进和卷入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了使叙述更为动人，这些书都千篇一律举出周恩来为例子，说他是这些留学生其中的一个。
因此，这营造了以下一个深入人心的印象：“周总理在欧洲”。我们见过一张照片（题为“周总理在柏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左二）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林”，复印在哈蒙特（EDHAMMOND）的《周恩来图片传记》里），显示周在小艇握桨游湖的神情。他看起来是严肃的青年，面向镜头，穿一套西服，结上领带。他是共产主义革命志士的缩影。这历史版本显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避免”的胜利。但这个是从1949年回望过去的版本。
但张申府1979年11月从他私人档案里拿出来给我看的相片却是另一个十分不同的图像。周恩来仍然双手握着船桨，但他再不是独个儿坐在船上。其实相片里总共有四个中国青年，他们正在柏林云西湖上荡舟游乐。
在船尾坐着长发戴眼镜的张申府，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书记兼通讯员。刘清扬，中共旅欧支部第一位女党员，肩上围着狐毛裘，坐在张和周恩来之间，前者是她的爱人，后者则是她的多年朋友和天津同志。在周之后坐着另一位天津朋友赵光宸。
我现在看到，50年代大量印行的周恩来图像，其实是从这张照片剪出来另外印刷的。这张完整相片所表达的故事，和它剪开来的大为不同。“周总理在欧洲”所切割出的图片，以周恩来为故事的开头，以预期的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胜利为结束。周的个人照片象征党的远见和力量，但这只不过是剪制的视像而已，遗漏了的是许多欧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活的细节和复杂性。
有张申府坐在船尾，有刘清扬围上毛裘，这张相片就添上许多色彩。它展示周恩来不过是许多中国青年中的一个，他们到欧洲寻找自我和理想。正如他们的西式服装一样，这些青年男女品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这完整的图片，打开了另一个新世界的窗口，可以让我们从事历史人物和思想的探索，甚或娱乐欣赏。
1962年3月2日，广州
周恩来亲自升起他早期共产党员生活的神秘帷幕。他在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承认他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因为中共仍然需要他，经过大跃进的困难，中国要恢复经济和重新鼓舞国民精神，知识分子必须得到尊重。
为了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周转到他本身的历史，并举出一个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人物：“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例如张申府等的宽恕和重视的态度，没能长期维持。虽然有一段时期，一些一度被禁的思想大师例如罗素和弗洛伊德等可以和毛泽东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从1962年到1966年，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入中共。60年代早期，中共采取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一些新的党史问题亦乘便公开提出。
1980年2月12日我们再次检视张申府在德国的旧图片，他逐一小心辨认每一个老朋友。我想知道欧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你介绍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情况是怎样的？”我问。张经常把这事挂在口边，我希望这次能听到一点新意思。
“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简单地答，好像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
建党初期第一年的中共，是一个松散不严谨的组织，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的组合而已。对于年轻的中共党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没有列宁的三申五令禁止其他不同信仰和个人主义行为的教条。当这些禁令后来成为共同接受的标准时，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它的羁縻。
1981年5月
一本天津出版的杂志刊登一篇张申府访问记，主题是既安全而又热门的：周恩来在欧洲的早期共产党活动。透过周恩来，张申府也得到公开说话的机会。
访问者找到张申府，要他谈谈中国共产党人在欧洲的组织生活。张告诉他们他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他在国内所建立的个人关系。在整个访问中，张的语调以纠正时下的错误看法为主。他坚持说周恩来的入党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根据张的忆述，周入党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
使他的访问者对旅欧共产活动大惑不解的是，张谈到巴黎和柏林小组的自由性质，这两个小组都是张首先带动，然后和那位未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负责的。张告诉他的访问者，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
张申府和他的天津客人曾就一问题略有争论，这是欧洲中共组织的性质问题。访问者想证实这是一个列宁式的架构组织，但这位老人却记得并非如此。他反复告诉来访者，早期的中共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已。
从见诸文字的回答可以看到，访问者所希冀的，是一个主题更为集中的历史版本，而这并非张申府愿意或能够满足他们的。例如他们问：“请告诉我们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情况。”张申府答：“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一个许多人误用的名称。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这个组织，有的只是由我们巴黎小组发起的青年团。”（注：《张申府谈旅欧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天津文史资料》，第十五期，1981年5月）
1985年7月10日
张申府名誉的恢复今天达到一个高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给他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革命和祖国的贡献。张的女儿为此写了一篇报道，说老人感到十分意外，并感谢党对他个人的关怀。一年之后的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人民日报》称他是“党的老朋友”。
欧洲的小组合
1985年5月27日，巴黎
张申府的回忆又再一次带我来到他巴黎的家：爱歌里路50号。这是他中共小组开会的地方。隔了60年之久，这里已没有20年代这群中国青年的踪影了。我怎能重组张申府在巴黎的世界呢？他在陌生土地上的共产活动的日子和我战后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环境下成长的日子是这样的不同。我这个时候，苏联已对它的东欧附庸强施严厉的列宁主义和更加严厉的斯大林统治。
相反，张申府在巴黎的日子是多么诗情画意。我可以想像到他早晨拉开他面临爱歌里路的洁白美观的窗帘，走出有铁栏围着的小阳台，手里拿着一杯茶或咖啡，望着索邦鳞次栉比的屋顶，心里盘算着今天有什么好做呢？是去听著名心理学大师耶纳（JANET）的课吗？或会不会有中国的名人学者——例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来访呢？又或是不是和刘清扬或周恩来闲谈几个小时呢？这事实上是这位共产党人在巴黎的每天生活，他的党组织就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聚谈。
我再察看那座爱歌里路的坚固庞然的建筑物，看来这是一个读书、做爱、谈政治（但不要太多）的好地方。这索邦的公寓已被中共党史遗忘，它只存在张申府的记忆和法国警方的档案里。我过去几天不停发掘这档案，经过六个小时的搜索翻阅，我在一个记着“492——中国人在巴黎的革命活动”的文件夹里，找到两份文件。首先是张申府的地址，是从一个中国学生的笔记本中搜到的，这学生在1921年秋天被法国当局因事拘捕。另一份文件是法警局的记录，记着刘清扬曾在巴黎女青年会住了四个月。两文件都没有注上日期，大概都是当时警方搜出的资料片断而已。
1980年5月19日
经过长达7个月的谈话后，张申府对他的欧洲时期作最后的补充和润色。今天我们集中谈他在巴黎的情况：
“我是在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我到达时完全没有什么麻烦。我乘坐法国邮船歌狄娜号头等舱到达，我的证件说明我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这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这身份十分有用和需要。事实上，蔡先生是聘请我做新设在里昂的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我的薪酬是每月八百法郎，这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和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收入连这一半也不到。所以我可以租住爱歌里路50号，我也可以有空去学习、上课和写作。
“同时，我也着手组织中共小组。我召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不久，再有两个人加入：陈公培和赵世炎。赵世炎是一个活力充沛的人，他是来自四川的勤工俭学学生。陈和赵都是陈独秀介绍来法国的，他们参加巴黎小组之前已是党员了。
“我一开始便打算创立刊物，以便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和学生之中传播社会主义。战后在法国的华人真是多得很。但我需要经费，最后我和章士钊联络，解决了这个问题。章当时也在欧洲，他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之前是政府官员，他在战后亲身来欧洲考察政治的改变。在英国，他会见了萧伯纳和威尔士等著名人士。
“我在中国时已认识章士钊。他是湖南人，是个很有名气的学者政治家。我在北大读书时，也和他的夫人吴若男很要好。章士钊经过巴黎时，我和他讲我的出版计划，他表示支持，并提供资金给我们创办《少年》杂志。我1921年能在欧洲创办这杂志，就是得到章士钊的财政支持。”
小团体的学术生活
1922年秋末，哥廷根
旅欧期间在德国柏林的合影。
朱德（前排右一）、陈玉珍（前排右二）、张申府（前排左一）、孙炳文（后排右一）、章伯钧（后排右二）。
8个中国人聚集在大学的休息室里拍一张合照。坐在最左边的——外表仍和以前一样一丝不苟——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朱当时的妻子。站在朱旁边的是孙炳文，朱的老朋友。在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的笑容的是章伯钧。
这8个人的服饰就和他们的姿态一样，一看便知是一个松散的组合。每人都各怀心事，都有一个追求，都对所在地国家的文化及外在风光有迷恋，都对中国和自己的前途抱有不同梦想。在他们的西服和严肃的面容下面，在他们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下面，隐含一个共同的渴望：追求新的意念和经验。
张申府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演讲，在柏林深受欢迎，因为这些演讲为人们追求新的人生观提供了养分。追求新的人生观开始于五四运动，但在学潮中脱了轨，现在这些学生可以在德国重新尝试，一如他们尝试新的衣服一样：章伯钧在柏林大学上哲学、朱德在哥廷根旁听社会科学，而张申府，他们之中最饱学的一个，则追索数学和物理学最新的发展。
在柏林的小组聚会上，张申府谈论马克思和黑格尔；而在哥廷根，他却被另一项个人喜爱——现代科学所吸引。透过中国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负责哥廷根数学学院的资深学者希伯德（DAVIDHILBERT）。希氏于1862年出生，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取得盛名。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得奖人：房勒尔（MAXVONLAUE），法兰克（JAMESFRANK）和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曾在希氏主理哥廷根学院期间在此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工作。1981年6月14日
“我在1922年认识希伯德时，他已经十分有名。他是现代形式主义的创始人，这个学派透过逻辑给予数学一个稳固的基础。他的著作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有密切的关系。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这在当时，是我最大的兴趣。
“刘清扬和周恩来去哥廷根的次数没有我这样多。对我来说，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都是思想高超的人物，跟我在柏林工人区住宅所见的不同。
“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革命》，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
张申府在哥廷根开始的关于爱因斯坦的译书从没有完成，它成为张的广泛兴趣的另一牺牲品。这未完成的计划证明张有能力接受任何新的事物，以及跟随他崇敬的思想大师作学术探求。爱因斯坦的理论对张日后所写的有关唯物辩证法的文章有所影响。它引领张申府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这道路和其他当时在欧洲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中国人都不同。
1920年11月11日
对张申府广博的头脑的又一赞赏，见于罗素给他一位法国学生的信，这学生是年轻的数学家尼确（JEANNICOD）：“亲爱的尼确，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张申府被他的大学派往法国考察当地的大学事务。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他也希望认识你的思想。”
1980年6月9日
张申府仍然保持着这60年前的信。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他没有向尼确请教：
“是的，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是一个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
张申府又再把自己视作撒种人，他所撒的不止是共产主义，范围也不只是限于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朋友圈子，而还扩大到其他人，其他从他张申府丰富的好奇心获得益处的人。
今天，张申府讲到自己漂离了尼确和维特根斯坦（罗素的另一学生）时，不禁莞尔一笑：“不过，我曾回到维特根斯坦。1927年政治革命失败后，我是第一个把《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的人。
“在巴黎和柏林时，我阅读任何吸引我的题材和读物。那时弗洛伊德及心理分析是我的第一兴趣，脑海里无时无刻都想着它们。我对性和说真话感到迷惑不已，弗洛伊德协助我明白自我欺骗的原理。于是我在索邦旁听一些心理学的课，我特别喜欢上耶纳的课，他是弗洛伊德临床心理学的先行者。耶纳也开始研究歇斯底里，1921年他在索邦已经是一个闻名的学者，出版了好几种心理学著述。”
1921年7月张申府写好了一封给《新青年》杂志的公开信，在信中张首先批评中国工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和自毁的狂热，然后提出了他的真正主题：欧洲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人的学术生活。
张申府的信保持他1918年在《新青年》初次登场时的主题和风格特色（见诸他那充满热情的《劝读杂志》），也是对杂志的调查介绍。在信中张逐一列举主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刊物，包括巴比斯（HENRIBAR－BUSSE）的《光明》（CLARTE）和以伦敦为基地的《共产主义评论》。
在文中，张申府介绍各种杂志，但在半途他岔开一笔，谈到另一新主题：
法国的新心理学自成一派，以耶纳为领袖，此派也因精神病的研究而成立，说与傅洛德（译按：FREUD，现通译弗洛伊德）之‘心解’（译按：即心理分析）相近而不同。
改变人心不是张申府或他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的新课题，但在巴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张对这仍然锲而不舍，显示他对这课题的态度有异于建党的工作。在巴黎——如在柏林一样，张不断致力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文化反叛启蒙工作，以求他的同胞达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全方位改变。
对共产主义的承担并不影响张申府对启蒙的热情。在他五年的共产党员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收回他的话和问题，无论他的观点是怎样与众不同。他由头到尾都保持他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本色，忠于他自己对真理的看法。他大量阅读各种书报，写任何想到的题目，并孜孜不倦地告诫他的同志思想革命必须和社会革命同步并进。
党政治的再现
1979年12月17日
这是我第三次造访王府仓胡同。张申府正把我一步一步带入他的哲学思想中偏僻深入的地带。我觉得迷失、不知所措。过去一个月我们没有谈他生平的政治大事。
我的专业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我没有足够的哲学修养去了解他的哲学奥义。我们已谈过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讨论完他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并探讨了他和周恩来及刘清扬的政治关系。
今天张申府要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他透过我们的谈话把他的观念铺陈出来。
自从我们初次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会晤后，张申府和我的每一次谈话都免不了说到罗素，他个人的浮筏。罗素似乎是这么多年来支持他不致没顶的救生圈——即使全中国沉溺在一浪连一浪的政治狂热中。但今天他加进一些新内容：“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我从我的笔记本望上来，眼光接触到张申府冷冷的笑容。他知道他关于孔子和罗素的言论有些怪特，但却想试探一下我对他的思想接受得有多少。到最后，变得相干的倒不是我是否同意他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而是我是否认同东方和西方应予沟通的问题。
罗素和孔子——我们越谈得多，我越察觉这两位哲人是张申府倾慕的对象：“我读过很多哲学的著作。在这些哲学家中，这两人是我最敬重和仰慕的。”在罗素和孔子成为张申府的研究对象之前，在张殚精竭虑致力把这两位哲人的思想精华滤出之前，张申府已对他们起了迷思，因为他们回应了他个人所关心的问题，并且扩阔了他的视野。当他周边的一切都显得漂泊无定、流徙不居时，孔子和罗素是他的稳定力量，是他赖以活命的泉源。直到今天，他们仍是张申府无穷的兴趣之源，因为他们已成为他个人心灵深处的一部分。
挥而入狱，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50年代，由周恩来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86年病逝，享年93岁。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张申府访谈录》，作者是美国人舒衡哲，她利用五年的时间采访了张申府，用日记体写成了此书。
早期共产主义活动
1921年新年
张申府从马赛抵达巴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欧洲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四年以来最信任的朋友。整个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邀请这位青年哲学教授讨论在中国创立共产党的问题。在11月离华之前，张往上海探访陈独秀，再次像往常一样，得到陈的信任和教以政治策略。这位行将赴欧的哲学家还被委托一项新的任务：在欧洲召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的共产组织。
张在这方面干得十分出色。在短短的三年间，他为这个激进团体吸收到一些日后证明影响中国革命命运的男女，他们之中包括刘清扬、周恩来和朱德。此外，张申府在1921年春成立第一个在欧洲的中共小组。一年之后的1922年，他成为在中国国内的党组织和在欧洲各地共产党员组织的正式联络人。
然而，经过一个短暂而关键的创党活动后，张申府却突然从共产革命的公开记录中销声匿迹。在好几十年中，此人好像从未存在。
1922年秋天，柏林
一幅图片，两个故事版本，两种关于在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活动的看法。我遇到的第一个故事版本，是在50年代中共出版的书籍中看到的。这些书籍介绍中国留欧学生的活动，并描述他们如何趋于激进和卷入共产主义运动中。为了使叙述更为动人，这些书都千篇一律举出周恩来为例子，说他是这些留学生其中的一个。
因此，这营造了以下一个深入人心的印象：“周总理在欧洲”。我们见过一张照片（题为“周总理在柏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左二）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林”，复印在哈蒙特（EDHAMMOND）的《周恩来图片传记》里），显示周在小艇握桨游湖的神情。他看起来是严肃的青年，面向镜头，穿一套西服，结上领带。他是共产主义革命志士的缩影。这历史版本显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避免”的胜利。但这个是从1949年回望过去的版本。
但张申府1979年11月从他私人档案里拿出来给我看的相片却是另一个十分不同的图像。周恩来仍然双手握着船桨，但他再不是独个儿坐在船上。其实相片里总共有四个中国青年，他们正在柏林云西湖上荡舟游乐。
在船尾坐着长发戴眼镜的张申府，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书记兼通讯员。刘清扬，中共旅欧支部第一位女党员，肩上围着狐毛裘，坐在张和周恩来之间，前者是她的爱人，后者则是她的多年朋友和天津同志。在周之后坐着另一位天津朋友赵光宸。
我现在看到，50年代大量印行的周恩来图像，其实是从这张照片剪出来另外印刷的。这张完整相片所表达的故事，和它剪开来的大为不同。“周总理在欧洲”所切割出的图片，以周恩来为故事的开头，以预期的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胜利为结束。周的个人照片象征党的远见和力量，但这只不过是剪制的视像而已，遗漏了的是许多欧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活的细节和复杂性。
有张申府坐在船尾，有刘清扬围上毛裘，这张相片就添上许多色彩。它展示周恩来不过是许多中国青年中的一个，他们到欧洲寻找自我和理想。正如他们的西式服装一样，这些青年男女品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这完整的图片，打开了另一个新世界的窗口，可以让我们从事历史人物和思想的探索，甚或娱乐欣赏。
1962年3月2日，广州
周恩来亲自升起他早期共产党员生活的神秘帷幕。他在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承认他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因为中共仍然需要他，经过大跃进的困难，中国要恢复经济和重新鼓舞国民精神，知识分子必须得到尊重。
为了表示尊重知识分子，周转到他本身的历史，并举出一个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人物：“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例如张申府等的宽恕和重视的态度，没能长期维持。虽然有一段时期，一些一度被禁的思想大师例如罗素和弗洛伊德等可以和毛泽东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从1962年到1966年，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入中共。60年代早期，中共采取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一些新的党史问题亦乘便公开提出。
1980年2月12日我们再次检视张申府在德国的旧图片，他逐一小心辨认每一个老朋友。我想知道欧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你介绍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情况是怎样的？”我问。张经常把这事挂在口边，我希望这次能听到一点新意思。
“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张简单地答，好像介绍入党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
建党初期第一年的中共，是一个松散不严谨的组织，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的组合而已。对于年轻的中共党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没有列宁的三申五令禁止其他不同信仰和个人主义行为的教条。当这些禁令后来成为共同接受的标准时，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它的羁縻。
1981年5月
一本天津出版的杂志刊登一篇张申府访问记，主题是既安全而又热门的：周恩来在欧洲的早期共产党活动。透过周恩来，张申府也得到公开说话的机会。
访问者找到张申府，要他谈谈中国共产党人在欧洲的组织生活。张告诉他们他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他在国内所建立的个人关系。在整个访问中，张的语调以纠正时下的错误看法为主。他坚持说周恩来的入党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根据张的忆述，周入党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
使他的访问者对旅欧共产活动大惑不解的是，张谈到巴黎和柏林小组的自由性质，这两个小组都是张首先带动，然后和那位未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负责的。张告诉他的访问者，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
张申府和他的天津客人曾就一问题略有争论，这是欧洲中共组织的性质问题。访问者想证实这是一个列宁式的架构组织，但这位老人却记得并非如此。他反复告诉来访者，早期的中共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已。
从见诸文字的回答可以看到，访问者所希冀的，是一个主题更为集中的历史版本，而这并非张申府愿意或能够满足他们的。例如他们问：“请告诉我们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情况。”张申府答：“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一个许多人误用的名称。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这个组织，有的只是由我们巴黎小组发起的青年团。”（注：《张申府谈旅欧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天津文史资料》，第十五期，1981年5月）
1985年7月10日
张申府名誉的恢复今天达到一个高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给他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革命和祖国的贡献。张的女儿为此写了一篇报道，说老人感到十分意外，并感谢党对他个人的关怀。一年之后的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人民日报》称他是“党的老朋友”。
欧洲的小组合
1985年5月27日，巴黎
张申府的回忆又再一次带我来到他巴黎的家：爱歌里路50号。这是他中共小组开会的地方。隔了60年之久，这里已没有20年代这群中国青年的踪影了。我怎能重组张申府在巴黎的世界呢？他在陌生土地上的共产活动的日子和我战后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环境下成长的日子是这样的不同。我这个时候，苏联已对它的东欧附庸强施严厉的列宁主义和更加严厉的斯大林统治。
相反，张申府在巴黎的日子是多么诗情画意。我可以想像到他早晨拉开他面临爱歌里路的洁白美观的窗帘，走出有铁栏围着的小阳台，手里拿着一杯茶或咖啡，望着索邦鳞次栉比的屋顶，心里盘算着今天有什么好做呢？是去听著名心理学大师耶纳（JANET）的课吗？或会不会有中国的名人学者——例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来访呢？又或是不是和刘清扬或周恩来闲谈几个小时呢？这事实上是这位共产党人在巴黎的每天生活，他的党组织就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聚谈。
我再察看那座爱歌里路的坚固庞然的建筑物，看来这是一个读书、做爱、谈政治（但不要太多）的好地方。这索邦的公寓已被中共党史遗忘，它只存在张申府的记忆和法国警方的档案里。我过去几天不停发掘这档案，经过六个小时的搜索翻阅，我在一个记着“492——中国人在巴黎的革命活动”的文件夹里，找到两份文件。首先是张申府的地址，是从一个中国学生的笔记本中搜到的，这学生在1921年秋天被法国当局因事拘捕。另一份文件是法警局的记录，记着刘清扬曾在巴黎女青年会住了四个月。两文件都没有注上日期，大概都是当时警方搜出的资料片断而已。
1980年5月19日
经过长达7个月的谈话后，张申府对他的欧洲时期作最后的补充和润色。今天我们集中谈他在巴黎的情况：
“我是在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我到达时完全没有什么麻烦。我乘坐法国邮船歌狄娜号头等舱到达，我的证件说明我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这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这身份十分有用和需要。事实上，蔡先生是聘请我做新设在里昂的华法教育会的教员。我的薪酬是每月八百法郎，这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和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收入连这一半也不到。所以我可以租住爱歌里路50号，我也可以有空去学习、上课和写作。
“同时，我也着手组织中共小组。我召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不久，再有两个人加入：陈公培和赵世炎。赵世炎是一个活力充沛的人，他是来自四川的勤工俭学学生。陈和赵都是陈独秀介绍来法国的，他们参加巴黎小组之前已是党员了。
“我一开始便打算创立刊物，以便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和学生之中传播社会主义。战后在法国的华人真是多得很。但我需要经费，最后我和章士钊联络，解决了这个问题。章当时也在欧洲，他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之前是政府官员，他在战后亲身来欧洲考察政治的改变。在英国，他会见了萧伯纳和威尔士等著名人士。
“我在中国时已认识章士钊。他是湖南人，是个很有名气的学者政治家。我在北大读书时，也和他的夫人吴若男很要好。章士钊经过巴黎时，我和他讲我的出版计划，他表示支持，并提供资金给我们创办《少年》杂志。我1921年能在欧洲创办这杂志，就是得到章士钊的财政支持。”
小团体的学术生活
1922年秋末，哥廷根
旅欧期间在德国柏林的合影。
朱德（前排右一）、陈玉珍（前排右二）、张申府（前排左一）、孙炳文（后排右一）、章伯钧（后排右二）。
8个中国人聚集在大学的休息室里拍一张合照。坐在最左边的——外表仍和以前一样一丝不苟——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朱当时的妻子。站在朱旁边的是孙炳文，朱的老朋友。在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的笑容的是章伯钧。
这8个人的服饰就和他们的姿态一样，一看便知是一个松散的组合。每人都各怀心事，都有一个追求，都对所在地国家的文化及外在风光有迷恋，都对中国和自己的前途抱有不同梦想。在他们的西服和严肃的面容下面，在他们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下面，隐含一个共同的渴望：追求新的意念和经验。
张申府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演讲，在柏林深受欢迎，因为这些演讲为人们追求新的人生观提供了养分。追求新的人生观开始于五四运动，但在学潮中脱了轨，现在这些学生可以在德国重新尝试，一如他们尝试新的衣服一样：章伯钧在柏林大学上哲学、朱德在哥廷根旁听社会科学，而张申府，他们之中最饱学的一个，则追索数学和物理学最新的发展。
在柏林的小组聚会上，张申府谈论马克思和黑格尔；而在哥廷根，他却被另一项个人喜爱——现代科学所吸引。透过中国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负责哥廷根数学学院的资深学者希伯德（DAVIDHILBERT）。希氏于1862年出生，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取得盛名。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得奖人：房勒尔（MAXVONLAUE），法兰克（JAMESFRANK）和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曾在希氏主理哥廷根学院期间在此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工作。1981年6月14日
“我在1922年认识希伯德时，他已经十分有名。他是现代形式主义的创始人，这个学派透过逻辑给予数学一个稳固的基础。他的著作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有密切的关系。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这在当时，是我最大的兴趣。
“刘清扬和周恩来去哥廷根的次数没有我这样多。对我来说，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都是思想高超的人物，跟我在柏林工人区住宅所见的不同。
“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革命》，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
张申府在哥廷根开始的关于爱因斯坦的译书从没有完成，它成为张的广泛兴趣的另一牺牲品。这未完成的计划证明张有能力接受任何新的事物，以及跟随他崇敬的思想大师作学术探求。爱因斯坦的理论对张日后所写的有关唯物辩证法的文章有所影响。它引领张申府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这道路和其他当时在欧洲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中国人都不同。
1920年11月11日
对张申府广博的头脑的又一赞赏，见于罗素给他一位法国学生的信，这学生是年轻的数学家尼确（JEANNICOD）：“亲爱的尼确，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张申府被他的大学派往法国考察当地的大学事务。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他也希望认识你的思想。”
1980年6月9日
张申府仍然保持着这60年前的信。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他没有向尼确请教：
“是的，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是一个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
张申府又再把自己视作撒种人，他所撒的不止是共产主义，范围也不只是限于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朋友圈子，而还扩大到其他人，其他从他张申府丰富的好奇心获得益处的人。
今天，张申府讲到自己漂离了尼确和维特根斯坦（罗素的另一学生）时，不禁莞尔一笑：“不过，我曾回到维特根斯坦。1927年政治革命失败后，我是第一个把《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的人。
“在巴黎和柏林时，我阅读任何吸引我的题材和读物。那时弗洛伊德及心理分析是我的第一兴趣，脑海里无时无刻都想着它们。我对性和说真话感到迷惑不已，弗洛伊德协助我明白自我欺骗的原理。于是我在索邦旁听一些心理学的课，我特别喜欢上耶纳的课，他是弗洛伊德临床心理学的先行者。耶纳也开始研究歇斯底里，1921年他在索邦已经是一个闻名的学者，出版了好几种心理学著述。”
1921年7月张申府写好了一封给《新青年》杂志的公开信，在信中张首先批评中国工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幼稚和自毁的狂热，然后提出了他的真正主题：欧洲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人的学术生活。
张申府的信保持他1918年在《新青年》初次登场时的主题和风格特色（见诸他那充满热情的《劝读杂志》），也是对杂志的调查介绍。在信中张逐一列举主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刊物，包括巴比斯（HENRIBAR－BUSSE）的《光明》（CLARTE）和以伦敦为基地的《共产主义评论》。
在文中，张申府介绍各种杂志，但在半途他岔开一笔，谈到另一新主题：
法国的新心理学自成一派，以耶纳为领袖，此派也因精神病的研究而成立，说与傅洛德（译按：FREUD，现通译弗洛伊德）之‘心解’（译按：即心理分析）相近而不同。
改变人心不是张申府或他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的新课题，但在巴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张对这仍然锲而不舍，显示他对这课题的态度有异于建党的工作。在巴黎——如在柏林一样，张不断致力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文化反叛启蒙工作，以求他的同胞达致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全方位改变。
对共产主义的承担并不影响张申府对启蒙的热情。在他五年的共产党员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收回他的话和问题，无论他的观点是怎样与众不同。他由头到尾都保持他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本色，忠于他自己对真理的看法。他大量阅读各种书报，写任何想到的题目，并孜孜不倦地告诫他的同志思想革命必须和社会革命同步并进。
党政治的再现
1979年12月17日
这是我第三次造访王府仓胡同。张申府正把我一步一步带入他的哲学思想中偏僻深入的地带。我觉得迷失、不知所措。过去一个月我们没有谈他生平的政治大事。
我的专业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我没有足够的哲学修养去了解他的哲学奥义。我们已谈过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讨论完他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并探讨了他和周恩来及刘清扬的政治关系。
今天张申府要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他透过我们的谈话把他的观念铺陈出来。
自从我们初次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会晤后，张申府和我的每一次谈话都免不了说到罗素，他个人的浮筏。罗素似乎是这么多年来支持他不致没顶的救生圈——即使全中国沉溺在一浪连一浪的政治狂热中。但今天他加进一些新内容：“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惟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
我从我的笔记本望上来，眼光接触到张申府冷冷的笑容。他知道他关于孔子和罗素的言论有些怪特，但却想试探一下我对他的思想接受得有多少。到最后，变得相干的倒不是我是否同意他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而是我是否认同东方和西方应予沟通的问题。
罗素和孔子——我们越谈得多，我越察觉这两位哲人是张申府倾慕的对象：“我读过很多哲学的著作。在这些哲学家中，这两人是我最敬重和仰慕的。”在罗素和孔子成为张申府的研究对象之前，在张殚精竭虑致力把这两位哲人的思想精华滤出之前，张申府已对他们起了迷思，因为他们回应了他个人所关心的问题，并且扩阔了他的视野。当他周边的一切都显得漂泊无定、流徙不居时，孔子和罗素是他的稳定力量，是他赖以活命的泉源。直到今天，他们仍是张申府无穷的兴趣之源，因为他们已成为他个人心灵深处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