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再复访谈录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7:52:26
编者按：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1989年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及台湾的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担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和讲座教授，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和香港城市大学荣誉教授。著有《鲁迅传》、《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放逐诸神》、《罪与文学》、《告别革命》、《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红楼梦悟》及《人论二十五种》和《漂流九卷》等三十余部学术论著及散文集。其著作已被翻译成英、德、法、日、韩等多种文字。
问：你去国十九年，最近回到北京，受到很多关注。但是，由于时空之隔，有些年轻学子对你在海外的生活与著述不够了解，你能否简单地自我描述一下？
答：很难自我描述。不过，可以说的是，和十九年前在国内一样，还是两种角色，一是思想者，二是文学作者。我的本色是文学批评、文学研究者，又是散文写作者，这个“本”我始终不放，因此在海外仍然不断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读高行健小说戏剧作品，写作《高行健论》（台北联经），只是其中一项。近几年返回古典，写作“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也是其中一项。我和林岗教授合著的《罪与文学》及我独自完成的《放逐诸神》、《现代文学诸子论》等文学论文集，都是文学角色范围。此外，因为在海外太孤独，为了活下去（生命需求），我还不断写作散文，除了《人论二十五种》外，还出版了《漂流九卷》，包括《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间》（与剑梅合著的“父女两地书”）、《阅读美国》、《沧桑百感》、《面壁沉思录》等。最近香港明报出版社和新加坡青年书局聘请二十名文学批评者选择当代五十位华语作家，出其选本，我被选中的就是《漂流九卷》，林岗已编好了选本和写好了导读，并把选本命名为《漂泊传》，年内即将出版。文学之外，我还喜欢“思想”，自称“思想者”，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思想者十八题》，有余英时先生所作的精彩的长达八千字的序文，还有和李泽厚先生合著的《告别革命》，以及我独自完成的《告别语言暴力》等文章都属于“思想者”角色的范围。我追求的是学问、思想、文采三者的统一，即史、诗、识三者的统一，但常常力不从心。
问：海外的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利于你的精神创造吗？和国内相比，哪种环境更适合于你的思想与写作？
答：显然是国外的环境更相宜。我的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是可以自由表述。如果要讲价值观，对我来说，思想自由便是最高的价值。而我的天地，就在自由思想、自由讲述之中。在海外，我可以真正当个“槛外人”，真正站立于政治权力框架之外和社会压力框架之外，可以不受现实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自由思索。不过，我们国内的人文热情很高，知音和广大读者都在国内，所以我还会与国内保持心灵上的联系。
问：从学术的层面上说，你在近二十年中，思考探索的主题是什么？能否用比较概括的语言说明一下？
答：简单地说，主题有两个：一是人生本义；二是文学本义。我对《红楼梦》的感悟和思考，就是对这两义的把握。“浮生着甚苦奔忙？”这是《红楼梦》对人生本义的叩问，也是我的人文叩问的主题。《红楼梦》展示两种人生状态，第一种是平常栖居状态，第二种是诗意栖居状态。后者是对前者的“跳出”与超越。该如何对待第一状态和如何实现超越而进入第二状态？这是我叩问的主题。
问：你思考人生本义，是思考你本人在社会人生中的本义，还是开掘文学作品中的本义？
答：两者都有，前者是生命，后者是学问，两者可以打通连接起来思考。首先，我自己作为个体生命，要问，降生到地球，来到人间一回，到底要什么？这是《红楼梦》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当然更是一个学人需要明了的问题。是要当官吗？是要功名吗？是要发财吗？当然不是。卡夫卡的父亲要卡夫卡去当官发财，这是世俗社会提供的出路，但卡夫卡对世俗社会展示的出路进行挑战，这种挑战便是作家的人生本义，也是文学本义。如果他屈服于世俗的压力，就没有今天的卡夫卡。二十世纪初期，一个欧洲的讲德语的小职员创造了文学的奇迹，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要追求什么和放下什么。清高的学者大约会否定当官发财，但另一个问题可能就不敢否定了。即：要当“救世主”吗？要当“大众的代言人”吗？我曾经想要，但后来明白了，一个思想者、写作者最重要的是充分个人化的讲述，他只发出个人的真实的声音，不代表任何群体说话。一旦想当“大众代言人”，反而会当上大众的傀儡；一旦想当“救世主”，反而不知自救，难以“自知其无知”。而自知其无知，是苏格拉底提出的人类哲学第一命题，是最重要的人生本义。因此，有人可以要“救世主”等角色，但我不能要。一旦要这些“光荣角色”，就失去个人面目，失去思想自由。我批评《水浒传》的“造反有理”，其中批评的一点是以为造反“天经地义”，一造反就政治正确，就是替天行道。但在正确的大旗号、大概念（道德法庭）之下却丧失了人性最基本的东西，也丧失个人的声音。所谓“大义灭亲”，所谓“无所畏惧”（失去任何敬畏和礼仪）都来自“造反有理”这个前提。
问：那么，你所讲的文学本义，是不是指你提出的“文学主体性”命题？
答：可以说，从“论文学主体性”开始，我就为文学回归文学本义而努力。如果说，人生本义叩问的是“人到地球上来要什么”的问题，那么，文学本义的问题则是“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学的“自性”是什么？自性这个概念原是禅宗慧能思想的核心，他讲自性、自佛、自救，我即佛，佛就在自身清净的本性之中。他以悟取代佛，以觉取代神，使佛教变成无神论，在哲学上很彻底。我到海外后用“自性”代替“主体性”，打破主客二分，融化在场与不在场，更彻底地把握文学的本义。认定文学就是心灵的事业，与功利无关，或者说，它只审视社会的功利活动，但本身不是功利活动。它的自性是它的心灵性，生命性，审美性。这一观点，林岗和我在《罪与文学》中阐释得很清楚。
问：“自性”与“主体性”有什么不同？
答：自性概念的内涵大于个性，也大于主体性，它包括作家个性、主体性，但又大于这两者。主体性的对立项是客体性（对象性）；自性的对立项是他性。文学自性排除一切他性，包括党派性、集团性、政治性、功利性、市场性，甚至也排除科学、历史学、伦理学和意识形态等。
问：你那么支持高行健，是不是觉得他正是抓住了文学的自性？
答：对，正是如此。他是文学自性意识最强或说是自性意识觉醒得最早的当代作家。他早就宣称只对语言负责，只肯定文学中的审美判断，不肯定政治判断、道德判断、意识形态判断、市场价值判断等等，完全从他性中抽离出来。我在《论高行健状态》（明报出版社）中就说他自觉地站立于非主义、非集团、非市场、非功名、非功利等状态中，即拒绝他性的状态中。他甚至认为，作家不可能充当“社会良心”、“正义化身”，一旦充当这种角色，就会陷入他性中，其结果便是付出作家自性的代价。作家当然要有良心，但这是个人良心，是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衷心体认，而以社会良心自居则会把自己的良心标准化、权威化。有些本来从事文学的人，自己的内心一片混沌，具有各种恶的可能，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并没有深入研究，却充当社会批判家和道德裁判者，结果总是言不及义，不仅于社会无补，而且丢掉了文学本义。
问：你去国十九年，最近回到北京，受到很多关注。但是，由于时空之隔，有些年轻学子对你在海外的生活与著述不够了解，你能否简单地自我描述一下？
答：很难自我描述。不过，可以说的是，和十九年前在国内一样，还是两种角色，一是思想者，二是文学作者。我的本色是文学批评、文学研究者，又是散文写作者，这个“本”我始终不放，因此在海外仍然不断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读高行健小说戏剧作品，写作《高行健论》（台北联经），只是其中一项。近几年返回古典，写作“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也是其中一项。我和林岗教授合著的《罪与文学》及我独自完成的《放逐诸神》、《现代文学诸子论》等文学论文集，都是文学角色范围。此外，因为在海外太孤独，为了活下去（生命需求），我还不断写作散文，除了《人论二十五种》外，还出版了《漂流九卷》，包括《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间》（与剑梅合著的“父女两地书”）、《阅读美国》、《沧桑百感》、《面壁沉思录》等。最近香港明报出版社和新加坡青年书局聘请二十名文学批评者选择当代五十位华语作家，出其选本，我被选中的就是《漂流九卷》，林岗已编好了选本和写好了导读，并把选本命名为《漂泊传》，年内即将出版。文学之外，我还喜欢“思想”，自称“思想者”，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思想者十八题》，有余英时先生所作的精彩的长达八千字的序文，还有和李泽厚先生合著的《告别革命》，以及我独自完成的《告别语言暴力》等文章都属于“思想者”角色的范围。我追求的是学问、思想、文采三者的统一，即史、诗、识三者的统一，但常常力不从心。
问：海外的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利于你的精神创造吗？和国内相比，哪种环境更适合于你的思想与写作？
答：显然是国外的环境更相宜。我的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是可以自由表述。如果要讲价值观，对我来说，思想自由便是最高的价值。而我的天地，就在自由思想、自由讲述之中。在海外，我可以真正当个“槛外人”，真正站立于政治权力框架之外和社会压力框架之外，可以不受现实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自由思索。不过，我们国内的人文热情很高，知音和广大读者都在国内，所以我还会与国内保持心灵上的联系。
问：从学术的层面上说，你在近二十年中，思考探索的主题是什么？能否用比较概括的语言说明一下？
答：简单地说，主题有两个：一是人生本义；二是文学本义。我对《红楼梦》的感悟和思考，就是对这两义的把握。“浮生着甚苦奔忙？”这是《红楼梦》对人生本义的叩问，也是我的人文叩问的主题。《红楼梦》展示两种人生状态，第一种是平常栖居状态，第二种是诗意栖居状态。后者是对前者的“跳出”与超越。该如何对待第一状态和如何实现超越而进入第二状态？这是我叩问的主题。
问：你思考人生本义，是思考你本人在社会人生中的本义，还是开掘文学作品中的本义？
答：两者都有，前者是生命，后者是学问，两者可以打通连接起来思考。首先，我自己作为个体生命，要问，降生到地球，来到人间一回，到底要什么？这是《红楼梦》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当然更是一个学人需要明了的问题。是要当官吗？是要功名吗？是要发财吗？当然不是。卡夫卡的父亲要卡夫卡去当官发财，这是世俗社会提供的出路，但卡夫卡对世俗社会展示的出路进行挑战，这种挑战便是作家的人生本义，也是文学本义。如果他屈服于世俗的压力，就没有今天的卡夫卡。二十世纪初期，一个欧洲的讲德语的小职员创造了文学的奇迹，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要追求什么和放下什么。清高的学者大约会否定当官发财，但另一个问题可能就不敢否定了。即：要当“救世主”吗？要当“大众的代言人”吗？我曾经想要，但后来明白了，一个思想者、写作者最重要的是充分个人化的讲述，他只发出个人的真实的声音，不代表任何群体说话。一旦想当“大众代言人”，反而会当上大众的傀儡；一旦想当“救世主”，反而不知自救，难以“自知其无知”。而自知其无知，是苏格拉底提出的人类哲学第一命题，是最重要的人生本义。因此，有人可以要“救世主”等角色，但我不能要。一旦要这些“光荣角色”，就失去个人面目，失去思想自由。我批评《水浒传》的“造反有理”，其中批评的一点是以为造反“天经地义”，一造反就政治正确，就是替天行道。但在正确的大旗号、大概念（道德法庭）之下却丧失了人性最基本的东西，也丧失个人的声音。所谓“大义灭亲”，所谓“无所畏惧”（失去任何敬畏和礼仪）都来自“造反有理”这个前提。
问：那么，你所讲的文学本义，是不是指你提出的“文学主体性”命题？
答：可以说，从“论文学主体性”开始，我就为文学回归文学本义而努力。如果说，人生本义叩问的是“人到地球上来要什么”的问题，那么，文学本义的问题则是“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学的“自性”是什么？自性这个概念原是禅宗慧能思想的核心，他讲自性、自佛、自救，我即佛，佛就在自身清净的本性之中。他以悟取代佛，以觉取代神，使佛教变成无神论，在哲学上很彻底。我到海外后用“自性”代替“主体性”，打破主客二分，融化在场与不在场，更彻底地把握文学的本义。认定文学就是心灵的事业，与功利无关，或者说，它只审视社会的功利活动，但本身不是功利活动。它的自性是它的心灵性，生命性，审美性。这一观点，林岗和我在《罪与文学》中阐释得很清楚。
问：“自性”与“主体性”有什么不同？
答：自性概念的内涵大于个性，也大于主体性，它包括作家个性、主体性，但又大于这两者。主体性的对立项是客体性（对象性）；自性的对立项是他性。文学自性排除一切他性，包括党派性、集团性、政治性、功利性、市场性，甚至也排除科学、历史学、伦理学和意识形态等。
问：你那么支持高行健，是不是觉得他正是抓住了文学的自性？
答：对，正是如此。他是文学自性意识最强或说是自性意识觉醒得最早的当代作家。他早就宣称只对语言负责，只肯定文学中的审美判断，不肯定政治判断、道德判断、意识形态判断、市场价值判断等等，完全从他性中抽离出来。我在《论高行健状态》（明报出版社）中就说他自觉地站立于非主义、非集团、非市场、非功名、非功利等状态中，即拒绝他性的状态中。他甚至认为，作家不可能充当“社会良心”、“正义化身”，一旦充当这种角色，就会陷入他性中，其结果便是付出作家自性的代价。作家当然要有良心，但这是个人良心，是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衷心体认，而以社会良心自居则会把自己的良心标准化、权威化。有些本来从事文学的人，自己的内心一片混沌，具有各种恶的可能，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并没有深入研究，却充当社会批判家和道德裁判者，结果总是言不及义，不仅于社会无补，而且丢掉了文学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