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中国人若有这两样做人做事的基本特质，必将会有更多的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涌现出来，也必将改变无数国人的生活品质。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一）
今年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离世40周年。11月中，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而40年前的春天，时年79岁的陈寅恪正是由这里被扫地出门，此后，这个既盲且膑的老人终于不堪折磨，泪尽气竭，从而提前到达了生命的终点。
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 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对陈的思想研究和学术评价，余英时之说最见中肯（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版《现代学人与学术》）。陈师平生亲近的友朋不多，有能力追随他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唯周一良、蒋天枢等少数弟子，才觉得听陈师讲课比看一场大戏还要幸福。
陈寅恪识才用人重出身，崇士族。理由是：“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其重要之影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本人即出生官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后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贬斥。寅恪早年受教于私学，同堂者还有茅以升；12岁即负笈东渡，同船者有周树人。此后断续留学15载，研读于欧美多所名校，备受赞誉。只因将学位视为身外之物，竟未得一纸文凭（后辈钱钟书留洋经历亦似陈师）。
被荐入清华时，曹氏校长因陈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欲拒之。梁启超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遂得聘。此后凡有陈寅恪讲课，常有京师各校教授旁听，陈亦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素以狂傲著称，惟奉陈寅恪为“三百年来仅一人”。此说历久至今，无人置疑。
抗战期间，寅恪一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国家光复时他却双目失明。期间任职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一组组长。时联大名教授刘文典扬言：“陈寅恪（月薪）值400大洋，我值40大洋，沈从文只值4块大洋。”解放后中山大学评教授，因陈被评为一级，其他人学问再高也无与比肩，结果均在二级以下。寅恪一生无党无派，却因学问之高，而使各派政治领袖无不仰视，传为美谈。
1949年共军围城，寅恪与胡适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而绝不赴台，亦不从妻愿去香港，执意偏安岭南。后人分析，这既出于家国情怀，及残躯不便，亦有对国民党失望、对新政权观望之意。传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曾询问陈寅恪下落（据传其著作中引用了陈的考证），毛回国方知陈在中大，即令优渥，执政广东的陶铸遂成为陈师的保护伞。60年代初，曾有多位高级领导亲自造访陈家小楼，如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惟后者求访时值寅恪生病而未见，康遂生芥蒂。
尽管陈在文革前一直受当局优待，但从此期诗作看，其心境始终郁郁。学术成就仅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种，且未得出版，选题也不似大家境界。把学术视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当然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待遇，然其出书计划始终不允（其间有康生的指令），遂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据余英时详考，陈渐已觉察到，在革命化的新史学中，自己“平生所治之学已全失其价值”。这对陈而言，必痛莫大焉。故此，方能理解他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实为“述事言情，悲生悯死”之作。正如作者在“稿竟说偈”中所言：
奇女气消，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绝舍（注：此二句似讽学生造反，师道不存）……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二）
最能体现陈寅恪风骨的是1953年他口述给北京的一封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议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分任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所所长。郭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分别致函，盛邀陈迁京就职。双目已盲的陈寅恪口述覆信，提出两个条件：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則，就不谈学术研究。”
在当时政治情势下，敢以不奉马列、不学政治为就任所长的前提，并要求国家领袖书面保证做挡箭牌，且不论陈寅恪是否“愚腐”或托辞不往，都堪称胆大包天。不过细想，此话确与陈的一贯思想相一致。这个“从不对共产党说假话”的人，大事当前，似乎也只能这样回答。此信一出，再无声息，陈也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新史学的赶超对象。郭沫若1958年给北大历史系《关于厚今薄古》的信中宣称：“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如今再看，郭的后期表现已成了文化的笑柄，范的历史研究已经沒有价值，只有陈寅恪至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时代的大动荡中，陈寅恪之所以未随风倒，既在于他学术上的强烈自信，更因为始终一贯地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根寻源，这一思想应形成于上世纪初，张扬于1920年代。当年，陈寅恪与王国维共事清华而成为忘年交，王后来自沉绝世，清华学生向遗体三鞠躬，唯陈寅恪行三拜九叩大礼。对静安之死，当时众说纷纭，陈寅恪对此则有深刻的理解：“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1929年即王国维辞世两年后，在清华大学为之立碑纪念时，陈慨然命笔，写下传颂至今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实证明，寅恪师提出的这一思想，的确被民国时期许多大学作为学术信条坚持着。有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蔡元培发端的北大精神才可能在战乱中历久而不变，西南联大才会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编入教材，共产主义学说才作为一种自由选择而未成为大学的异端。而如今，大学精神的全面退化，大学品格的普遍低下，“独立、自由”的缺失当为本源。想到80年前，陈师是那样信奉这一真理，称之“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料也有暗淡之时。若使发扬光大，仍需后人努力。
晚年陈寅恪，已到“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年为诗欠斫头”境地，仍明知不可而为之，底线绝不改变。1957年，他在给友人刘铭恕的信中说：“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伎，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余英时考，太史公为司马迁，冲虚真人乃列御寇，陈的“游戏试验”仍坚持不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可谓“愚顽”至极。
1958年，中山大学部分师生以“厚古薄今”、“无聊考证”之名向陈师问罪。陈悲愤交集，致书校长：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中大不敢造次，仍留陈住校内。三年后，栖身武汉大学的吴宓来广州探访陈师，相见甚欢。这位老清华的教务长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寅恪之特立独行，政治是非暂且不论，的确体现着学人的操守和完整的人格。余英时遂生慨叹：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
陈寅恪的遗产
关于陈寅恪凄惶的晚年，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已有详述。按中山大学教授梁宗岱的说法，陈是被造反派安在床头的高音喇叭吓死的，或许有些夸张。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若是不被撵出他住了近20年的那座小楼，肯定会多活上几年。寅恪之死，当年在大陆悄无声息。即使后来拨乱反正，陈的价值仍未得到充分肯定，至多被当作一个博学而孤傲的史家，放在“过去式”里给予泛泛的尊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知识界因思想启蒙运动遭遇挫折、渐趋功利化或犬儒化时，已在地下沉寂20多年的陈寅恪才重新被人提起，进而被一些智识者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标。受大陆学界影响，海外学者余英时等也推波助澜，以一系列专论对陈的学术思想深入剖析、不吝张扬。神秘的陈寅恪这才被揭开面纱，恢复其本来面目，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价值。时至今日，当中国的教育进退失据、学术精神渐趋泯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一派浑沌之时，重提陈寅恪，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当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个泯灭文化的时代而开始尊重大师时，却突然发现，在眼下的文化土壤上，再也没有站立着的大师了。
勿庸置疑，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杰出的代表，和值得当代学人仰慕的高峰。陈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大博大雅，在他的时代乃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从余英时说，陈寅恪的学术权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一是博通多种古典语文，二是对西方古典文化的亲切了解，三是对与史学有关的辅助学科有充分的了解，四是对中国文献资料的掌握达到惊人的广度和高度（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对此，今日学人只能望其项背。
姜亮夫回忆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经历时曾说：“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陈师常以八九种语言释文讲义，连国学根底不错的姜亮夫能听懂的内容也不过三成；这曾极大地打击了他治学的信心，幸得黄侃先生鼓励才坚持下来。实际上，就连胡适、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陈寅恪也为之提供了许多高见、解决了不少问题。如此“通儒”，史上罕见。
陈寅恪的价值不仅在学术本身。就现实的意义而言，他对学术理想的坚持、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弘扬，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尽管在陈寅恪所处时代，反传统的思潮被不断激化和加强，他仍“始终深信中国文化自具特质，中国的传统到了现代虽已不得不变，但这种改变终不应、也不能完全脱离民族文化的原有轨道。”（余英时语）联系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窃以为，体现在现行体制和经济思想上的“中国特色”相对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还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如何从“中国文化自具的特质”中寻找力量。陈寅恪以他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早就给了我们清晰的答案。
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史学家，他只会用坚实的考据理清历史的脉络，而不会像一些新史家那样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他始终坚持做人的原则，敢做敢言，绝不媚上，更不向权力屈服。在1950年代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适思想时，陈寅恪便不屑地称之为“一犬吠声，十犬吠影”。当他偶然从助手的诵读中发现弹词《再生缘》时，深为所动，大加褒扬：“（此书）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论再生缘》）在洋洋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再次赞赏精神独立、节气高超的女子柳如是：“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而今，面对道德水准的低下，文化精神的苍白，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利益对良知的挑战，我们惊异地发现，陈寅恪80年前鼓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了陌生的字眼，他在惊涛骇浪中绝不扭曲的人格更显得难能可贵。想到清华百年即至，我们用什么来纪念这位国学的导师和学界的精神领袖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空中楼阁，始终少不了普世价值的弘扬，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痛哉陈言！
从文化立场而论，“五四”时期的陈寅恪应属于中间派，后期则趋于保守，这应与他不问政治的秉性和学术研究对象有关。于文化，这或许是幸事；然而，身处轰轰烈烈的时代，不与时俱进则必然“落伍”。陈师晚岁，便亲身感受了王国维当年的痛苦，正如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悲哉陈言！
陈寅恪简介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３８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３９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３８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３９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