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坚守一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几十个年代里，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成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之信念。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

　　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后来，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坚决拒绝。如果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前，还有像陈寅恪那样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知识分子，那么五十年代就是龙鳞凤毛了。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原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争相改造、学习，跟上形势，跟上运动，甚至一些“泰斗”级的人物也竞相表态。而陈寅恪却不为所动，他至死未有这种表态。他始终坚持了清醒的知识分子立场。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写出这样的诗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这两句诗真如谶语，其含意令人惊骇。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从五十年代起，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闹，他的批判态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江水，文章唯是颂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尚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从五十年代起的这一场场学习、改造运动，最后必然达到顶峰 “十年浩劫” 。

　　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坚持这一原则，乃是大师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过去几十年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严峻和残酷，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有声望，起码与陈先生一样有声望，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说话，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

　　1953年，中科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派人去广州请陈寅恪出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信，信中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1958年，中山大学大字报批陈寅恪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寅恪为表达他“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让他带研究生。他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朮爭自由”。

　　1959年3月，周扬前去中山大学这位名声如雷贯耳的老先生，料想不到是陈坚决不想见周扬，经陈序经再三相劝下陈寅恪才答应下来。周扬后来回忆说，“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学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1959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亊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侍太远……”“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 ，一向惯于阐发时代精神的周扬，处于很被动的位置。周的“解释” 底气不足，不能使陈满意。据那天陪同周扬的王匡回忆，“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他说我们‘言而无信’，指‘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 及‘学生需向老师学习’ 这种矛盾说法。”“挑战式的”这四个字，逼真描画出陈寅恪的特别形象，他以独特的气质征服了周扬。

　　1961年3月上旬，郭沫若南方之行到达了广州。期间，郭沫若走进了陈寅恪的居所——康乐园。新旧两个史学界权威会面了。但这个会面有些不易。8年前的1953年，郭沫若以学界领导人的身份邀陈寅恪进京一同共事，陈寅恪拒绝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3年前的1958年，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而陈寅恪可以“不问秦汉”地治史论学，但郭沫若却不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从而使被尊为“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被称为“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形成了一种无形相对峙的态势。

　　据目睹了郭沫若和陈寅恪见面场面的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及当时中山大学秘书刘瀚飞回忆，郭沫若和陈寅恪见面时是亲切的，郭沫若询问陈寅恪“今年高寿几何?” 的寒喧中，当即吟了一副对子给陈寅恪：“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 。这副对子后来经冯乃超之口传出，在中山大学流传开来。郭沫若不愧是高才，这副对子将陈寅恪及自己的生辰、生肖之属和对应的干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 都镶嵌在对子中。陈寅恪1890年(旧历庚寅年)生，属虎，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归属，庚为金，故联中有“庚金”一词;郭沫若1892年(旧历壬辰年)生，属龙，壬为水，故“壬水”与“庚金”相对。更为巧合的是，郭沫若听力甚弱，陈寅恪晚年目盲，故有“郭聋陈瞽” 之谓。这副对子虽是“游戏之作”，但回味无穷的是对子中相对的两组词——“龙虎斗”与“马牛风”。“龙虎斗”是一种比喻，词意奥秘，暗示了1949年后郭沫若与陈寅恪“你来我往” 中，虽无“龙虎斗”却存在恩恩怨怨。“马牛风”其意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的郭沫若，与作为“资产阶级史学代表”的陈寅恪，实在是风马牛两不相及?还是两人的恩恩怨怨都归于学术争鸣，于个人私谊无关?陈寅恪当时对对子没有什么评价。这次会面，毕竟是“马牛风”，是两个阵线分明的史学大师的会面，缺少一种心灵与气质的呼应而消歇。十年后的1971年，郭沫若顺应领袖的好恶，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极力不顾史实，扬李抑杜，开篇章节中毫不留情地多次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身世的学术观点，反复使用诸如“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 ，“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等句式。此时陈寅恪已含冤去世二年了。“郭聋陈瞽马牛风” ，历史是无情的。郭沫若红极一世，“圣之时者也” ，成了南书房行走的“宋玉”。而陈寅恪虽已含冤而死，却以一代学术严谨的史学大师长留后世。

　　1962年，康生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当他赶到学校提出要见陈寅恪时，校长办公室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的人动员陈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藉口不愿见康生?心胸狭隘的康生显然只想到后者，他很快便用报复手段出了这一口被拒之门外的“恶气”。

　　陈寅恪一生坚守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是值得崇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