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岂能沦为专吃中国一流大学校长的工具？

『』古诗岂能沦为专吃中国一流大学校长的工具？
作者：志摩兄弟 提交日期：2005-7-15 1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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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志频
国学时兴，又见万人空巷；古诗词考据，再见一校长千夫所指。今天我们终于一齐遭遇了一个史无前例且颇为滑稽的现象：在全民喊着学国学的口号中，作为中国国学集大成者、中国一流大学的精英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与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国学面前竟然已相继翻身落马，陷入了全国网民一片唾沫的汪洋。
我无从知晓就目前喷在大众传媒上的唾沫星子收集起来是否足以淹杀这两位位高权重的校长？但从大众传媒上我已明确知道，被国人奉为神明的国学此时已像一顶文革时的高帽，谁被抓了把柄不小心被戴上了，名声差不多也就臭了。——我无意在此为两位校长开脱，位越高，权越重，需要承担的义务、责任之类也就越多，不容许有出错的几率，这是常识，我也明白；但两次偶合的“古诗事故”在遭遇了媒体接二连三的口水后，一个已严重偏离了古诗与学问本身，搞“古诗事故原因引申”与动辄上纲上线的严峻现实已摆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古诗作为一种国粹，正在作为一种不二法门的是否真正拥有学问的衡量标准，彻底沦丧为专吃大学校长的机器。
人大校长纪宝成此次“古诗事故”说白了是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遭遇的延续。新闻报道描叙的事实是，2005年07月12日，新党主席郁慕明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人大校长纪宝成在致欢迎辞时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以火一般的热情在这里欢迎郁慕明先生一行……”。
演讲一结束，马上就有人质疑：“七月流火”是说“天要凉了”，而不是说“天真热”。完了，彻底搞反了，纪宝成这么一句就彻底栽到了全国人民的手上。现在关于他的事故“引申”比起顾秉林来更有把柄：“七月流火”是国学入门典籍《诗经》里的入门诗句，此前，在2005年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组建国学院，纪校长、人大的名字已经与“国学”联系在一起了……国学重地的权威人物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错了，这还了得！这是一些在网上亲痛仇快发泄一通牢骚者的逻辑。
我们必须承认，纪宝成这错误犯得确实也够低级，至少我念初中那阵就知道了“七月流火”这火是指火星。我当年高考好象也有关于“七月流火”的病句分析，那时一般高中生都知道这“七月流火”是指七月里火星慢慢流走了，天气要转凉快了。至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刚进大学门就得背诵《诗经·国风·豳风》，记住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这样的经典句子。相对顾秉林向宋楚瑜赠送的小篆书法“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难度应该还低。但越是这些接近常识的学问，有着教授职称与博士头衔的校长们就越是错了，这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从来不去想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们从来不乏其他的“什么什么回事”。比如说——
关于顾秉林，前段批判的调子集中是：官僚，不学无术。仔细一想确实也那么回事：你担心自己不认识可以先去看看那书画呀！不先去了解就是官僚；侉字都不认识这样的校长古文功底未免太差，这校长八成是靠走官走出来的，这叫不学无术。当然还有引申来借题发挥的，而且还可以引申出更多、看上去更真理的结论。但对于是否借了题，发了挥，社会集体犯了引申过渡的毛病，我们从来是不去想它的。现在纪宝成在“七月流火”上又栽了，错误更加低级，要引申的话，除了莫须有以外，所有的问题啊毛病啊我们可以照单全收通通地给他挂过去。问题是，在古诗方面曝露出来的知识缺陷真的就可以反映出那么多方面的问题来吗？
我想这与这一知识在积累的初期形成的印象或许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的学问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麻烦。比如明日黄花这成语，就与“七月流火”差不多。但我们有多少博士教授把它写成了昨日黄花？这错不在水平，而在当初的记忆。比如小学时你误将它记明日为昨日，则以后仍你怎么努力，再念多少书，都改不过来，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心理体验。这同样与中国的文字特点及其典故的隐晦曲折性有很大关系。
古诗事故一旦酿成，于当时可能是一件并不起眼的事，但一旦成社会集中关注的焦点后，几经传播，便有了无限的夸大之嫌。但人的口头传播哪能像书面那样严谨。谁能保证这世上最严谨的逻辑学家在演讲时就不犯逻辑错误？谁又敢担保这世上最博学的现代汉语教授在黑板前讲课就不犯语法错误？侉字也好，“七月流火”也罢，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反映出来的口头表达，而我们必得要求表达者像写学术论文一样严谨，这未免有点强人所难。
退一万步，就算两校长确实不知道那字怎么读，诗歌是什么个含义，我们是否就可以对他们做如此集中而广泛的“质疑”呢？这其实就说到了中国教育长久以来养成的以识文断字为学问的弊端。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有着十分而广泛的流毒。
余秋雨在一篇谈科举的文章中说到一个笑话：古代某考生在抓破脑袋后也想不出那作文怎么做，就灵机一动，写出了一个“自两槐夹井以来”的典故。阅卷的考官收卷后一看，乖乖，这典故自己没听过，不敢断定历史上究竟是否有此典，又怕查卷人发现判错后找自己麻烦，便像皇帝穿上新装一样冠冕堂皇地给了考生高分。后来这考生如意高中后洋洋得意时自家露底，我们才知道这是他在去考场的路上看到了一个井边有两棵槐树而急中生智杜撰出来的一个典故。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对中国重典、重文字，并以之为学问的糟糕景况是一个绝佳的反面教材。
学问中人在文字方面、典故理解方面出了纰漏，则足以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让众人踏上一脚，自此遗恨千秋，而在学理、逻辑、创造性方面如果出了差错或毫无建树，则仍可躺在自己的职位上谁大觉，且不用担心遭人家唾骂。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一直就这么过来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孔乙己，这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标本式的楷模，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就是最有学问的象征，就应该得到别人的崇敬，所以中国古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只有一个头衔，那就是训诂学家。知识分子的头衔实在也只是训诂的别名而已。以国人于今对两校长的评判，其标准现在似还颇有点承享古人的余韵的迹象呀！
研究过东西方科学发展的人都明白，中国科技最大的敌人就在于上述的所谓学问式弊端，一个天人合一的指导思想，朦胧又含蓄，和鬼神之类的概念差不多，只可意味不可言传，让几千年的中国人逻辑混乱，概念指称模糊，在科技体系内好无建树，虽然有四大发明，也没弄出什么名堂，而且要名的是，数学上面一塌糊涂。西方实证的、辨证的、逻辑的、体系化的数理思想对科技的巨大支撑，导致今天中国在高科技方面落人后一大截，难道都是偶然的吗？非也！看到今天的中国人还在乐此不疲地拿中国一流大学在字句方面的训诂学一样的毛病在大张旗鼓地说事，我只能接近绝望地自我呐喊一声：哀！可怜咱中国人，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醒醒，形成一个全新的评判学问中人的价值体系与标准呢？
说至此，我敢打赌，袁隆平的断文识字能力并不能超过我，或许他在一篇学术论文里还要冒出几个错别字，但当他用全新的思想，无可辩驳的实证精神又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时，我不会去纠住他的错别字大发感慨，只会为他的新思想而欣喜、感动，而去尊敬他，甚或崇拜他。
要改变中国重学理、科技，轻文字小技巧的毛病，最大的希望就在于每一个人心中改变对包括校长在内的学问家的评判标准。一个发育严重畸形的文化大环境里试图培养出一大批真正有实力的科技的、人文的大学问家，不是笑话，就是神话。说句题外话，我们时代最看好的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就是在一帮咬文嚼字的书虫的夹攻下给毁了的。这就是大环境中规则与潜规则合流后产生的的巨大的党同伐异灭此朝食的力量。
李白早年写诗道，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对于以咬文嚼字来作为首席评判人学问标准的评论家，除了期望他们的文章是无处哭秋风，我也是别无办法了。
是的，如果一个社会整体上因古诗方面出了纰漏而否定一个教授或校长，我们首先得反思我们评判标准，追问他是否正确？如果因此小纰漏而哄抬漫天舆论，将之沦丧为专吃大学校长的机器，则这样的古诗，——哪怕是孔子亲笔写的——全部丢弃发誓永世都不要，也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