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

执掌上海大学(包括其前身上海工业大学)28年的“老校长”钱伟长逝世，一名学生在学校网站上留言：“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永远”的赞誉，有多少校长可以担得起？

7月30日，执掌上海大学(包括其前身上海工业大学)28年的“老校长”钱伟长逝世，一名学生在学校网站上留言：“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

“永远”的赞誉，有多少校长可以担得起？

从1912年，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大学令》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发轫。日月荏苒，百年后，大学行政化、校长官员化却让中国高等教育感叹无数。

在现有的制度之下，再好的校长也难发挥其应起的作用。但如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筹备中)校长朱清时所言，对于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至少可以选择不做。

可贵的是，在这个夏天，我们看到有大学校长在为突破旧体制，建立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大学而努力；看到一些大学校长抛弃官腔官架，有去揣摩年轻人内心需要的意愿和行动，更看到了这几年来，一些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团队在高等教育改革上尝试着种种突围和努力。

固然，教育制度一日不改，这些“舞蹈”的空间终究有限，但大可以期待，在这些大学校长不断地突围与变革尝试下，散乱音符或有成为黄钟大吕的力量。

就在钱伟长逝世前一天，历时二载，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这份新世纪第一个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制度架设虽近齐备，施行和落实却难免会有更久的曲折。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大学校长需要和可以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竺可桢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现在迫切呼唤的也许不是集教育家、管理家、社会活动家等于一身的“超人”校长，也许只是心怀理想主义的大学守护者。

朱清时“突围”

朱清时起初并不想当这个大学校长，但美国加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玮的一句话打动了他。吴家玮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高校改革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南科大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能够突破现在所有的条条框框

本刊记者/马军

10个月与10年，对朱清时来说是两段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是他担任正在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心力交瘁的感觉时时相伴——他要从无到有、一步到位地创办一所亚洲一流大学；后者是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在那所中国一流大学里面，孤独无奈的体验也从未间断。

“亚洲一流大学” 

7月中旬，在马不停蹄地到各地公干之后，64岁的朱清时难得抽出两天时间回中科大看看，他的家也还在这里。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朱清时，衣着朴素，说话缓慢，带着四川方言口音。走在校园里，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老校工，而不是一名特立独行的大学校长。

自从10个月前南下深圳之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那间办公室一直没人使用过。他在中科大连任两届校长，前年退休。迄今在这一职位上呆了10年之久的人，除了他，还有郭沫若。

去年教师节那天，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出任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从那一刻起，他感到自己在做一个复杂的大型“实验”。每走一步都会发现问题，记下来，绕过去，不断尝试新的路。

这个“实验”要在短时间内，以不同于现有大学的样貌，在深圳建一所“亚洲一流大学”。朱清时的同行们在内地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现在，这所筹办了三年的大学即将呱呱落地。

南科大是富裕起来的深圳市渴望“仰望星空”的产物。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与积淀，深圳市希望给全国留下的印象不仅是经济特区，还能有与特区经济相匹配的文化结晶——一所在南中国首屈一指，甚至与北大、清华比肩的大学。

早在2007年，南科大的筹建工作便开始启动，但起初并没有获得教育部的支持，直到去年12月，教育部才表态把南科大作为国家教改试点。

与以往高校校长由组织人事等上级机关直接任命的方式不同，朱清时是深圳市政府委托国际猎头公司从全球遴选的大学校长，这在国内没有先例。遴选之初，进入第一批候选名单的有200余人，外籍人士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和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经过评选委员会几轮筛选和投票，朱清时最终胜出。仅此过程便历时一年多。

在中科院院士中，朱清时素有声望。自1998年担任中科大校长起，他逐步脱离科研领域，身份从一名化学家转变为教育家。近几年，他因为高调反对大学扩招、高校评估而频频见诸媒体报道。一位曾参与校长遴选的南科大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朱校长当时被相中，肯定与他的这些主张有关。

今年2月，深圳市耗资1.76亿收回位于深圳大学城的南开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供南科大作为启动校区使用。深圳市还另外拨给南科大一片土地用作永久校区的建设。目前当地数百户村民的腾退已近尾声，预计9月份就要动工兴建。未来校区的沙盘就摆放在南科大的办公楼大堂内。从沙盘观看，依山而建的校园规模甚是宏大。

就在最近这几周时间里，朱清时和他20多人的筹建团队正在等待教育部的最后批复。接到批复后，南科大就可以正式挂牌成立。

“我们等教育部的批件等得望眼欲穿，但几乎可以肯定今年开始招生。”朱清时说，也许是9月也许是10月，或许更晚一些。

南科大的第一期教改实验班将从全国各地的高二学生中招50人。“对不少优秀学生来说，高三(阶段)纯属浪费，如果他们愿意，可以选择提前报考南科大。”朱清时透露，南科大打算自己出题，委托中科大少年班招生机构来组织笔试与面试。今年高考取得556分的山东10岁考生苏刘溢，曾被推荐给朱清时。朱清时亲自对苏刘溢进行了面试，并准备录取他为南科大第一位学生。朱清时决定，对第一期招收的50名学生，他都要亲自面试。

无论朱清时，还是深圳市，都对这座即将起航的大学寄予重望。

南下履新

其实朱清时起初并不想当这个校长，深圳市第一次盛情邀请时，他明确拒绝了。

从中科大卸任时，朱清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诸多规划，比如文物考古研究，比如书法创作，唯独没有重新出任校长这一项。

被拒后，深圳市方面发起了总动员。时任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王穗明亲自到合肥邀请朱清时，同行的还有几位知名的大学前校长和老院士。

美国加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玮的一句话打动了朱清时。吴家玮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高校改革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南科大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能够突破现在所有的条条框框。

朱清时动心了。任职中科大校长10年间，他对破除高校陈弊一直有许多构想，但始终没有机会推行。譬如高校“去行政化”，是他校长生涯的一个最大心愿，尽管他多次于不同场合呼吁，但在体制内，他无能为力。

在任期内，朱清时看到，中科大的不少教师、研究人员争相竞聘后勤、人事等行政职务。他理解他们的苦衷。在现行体制下，教授没有行政职务，就几乎没有公共资源可以利用。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高校就是另外一个官场。

几年前，地方政府官员想建高教园区，多次找到朱清时，答应给中科大批最好的地。但朱清时认为，中科大是培养拔尖人才的，不必把规模搞那么大。去那么远的地方建新校区，老师每天在路上跑，哪里还有精力搞科研？

后来网上出现一篇帖子《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认为朱清时不趁机占地圈钱，一旦国家为其他高校的巨额债务埋单，中科大就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朱清时知道这帖子出自校内“持不同意见者”之手，这让当时快要卸任的他备感压力。

压力还来自教育部的扩招要求。当时朱清时接到上头一个又一个电话，希望中科大扩招，并把扩招提高到拉动内需的政治层面。第一年，中科大响应号召，扩招了300人。但朱清时很快就发现，食堂、教室、图书馆立刻吃紧，老师不够用，作业和卷子改不过来，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朱清时决定停止扩招。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国家按学生人头数拨经费，再加上学费，每扩招一名学生，学校就能多收入1.5万元，扩招1000人就等于多收1500万。朱清时同样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从2001年起中科大每年只招1860名学生，一直保持到现在。

但不能做的事情却更多，比如他一直想做的让教授的待遇远远高于行政人员。

如今，南科大为他提供了机会，让他的构想有机会在深圳落地。朱清时开始动摇：在深圳白手起家，没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有可能打造一个理想国。加上深圳方面再三表现出来的诚意，朱清时考虑再三后，告别了退休生活，怀着满腔期望南下。

“撕裂口”

但是南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还是出乎他预想之外。

朱清时履新后，需要一台电脑办公。但他被告知，由于买电脑需要向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报批，两个月后才能买回，他只好从其他地方先借一台回来。这个小小的事情只是一个开端，直到几个月后朱清时才明白，他的大部分精力都将耗在这类事情上。

今年3月，为迎接教育部的评审，朱清时需要先建一个教学实验室，这是争取教育部同意南科大今年9月开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朱清时对此很重视，特地邀请多位专家制订出规划，打算按计划采购二三百万元的设备。

早在朱清时南下之前，深圳市已表示要为南科大拿出2300万元启动经费。原本以为这些设备采购不会有问题，不料几天后办事人员告诉他，计划报上去后被市有关部门否决。理由是，这一阶段要采购的所有东西应该汇总起来报批，不能一个项目报一次。

朱清时对此很难理解，尽管这种行政口吻他再熟悉不过。建南科大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要求把一个阶段的采购计划做全做细，实在不太可能。

按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南科大所有物品的购买，哪怕是一叠打印纸的采购都要走市财政拨款，每笔花费都要先报预算，10万元以上还必须招标。餐厅买餐具要提前报批，房顶漏水维修要先同市有关部门打交道……种种琐事让朱清时不胜其扰。

直到现在，对南科大非常重要的那个教学实验室仍未建起来。朱清时说，目前南科大推进的节奏已落后于计划，自己就像陷到了泥潭里，走一步停一下，着急却走不快。

“没有红头文件支持，我们寸步难行，只能找领导争取一个接一个的红头文件。这几个月我都在做这种事。”朱清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现有的行政化体制下撕开一个一个裂口，“全撕开之后我想中国教育就有希望了，多样性就会出来”。

在来深圳之前，朱清时心里盘算的全都是如何办学、如何制定章程、如何找到优秀人才。眼下的遭遇在他料想之外，但他又觉得很自然，“因为行政话语体制充斥整个社会，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