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

执掌上海大学(包括其前身上海工业大学)28年的“老校长”钱伟长逝世，一名学生在学校网站上留言：“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永远”的赞誉，有多少校长可以担得起？
7月30日，执掌上海大学(包括其前身上海工业大学)28年的“老校长”钱伟长逝世，一名学生在学校网站上留言：“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
“永远”的赞誉，有多少校长可以担得起？
从1912年，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大学令》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发轫。日月荏苒，百年后，大学行政化、校长官员化却让中国高等教育感叹无数。
在现有的制度之下，再好的校长也难发挥其应起的作用。但如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筹备中)校长朱清时所言，对于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至少可以选择不做。
可贵的是，在这个夏天，我们看到有大学校长在为突破旧体制，建立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大学而努力；看到一些大学校长抛弃官腔官架，有去揣摩年轻人内心需要的意愿和行动，更看到了这几年来，一些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团队在高等教育改革上尝试着种种突围和努力。
固然，教育制度一日不改，这些“舞蹈”的空间终究有限，但大可以期待，在这些大学校长不断地突围与变革尝试下，散乱音符或有成为黄钟大吕的力量。
就在钱伟长逝世前一天，历时二载，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这份新世纪第一个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制度架设虽近齐备，施行和落实却难免会有更久的曲折。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大学校长需要和可以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竺可桢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现在迫切呼唤的也许不是集教育家、管理家、社会活动家等于一身的“超人”校长，也许只是心怀理想主义的大学守护者。
朱清时“突围”
朱清时起初并不想当这个大学校长，但美国加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玮的一句话打动了他。吴家玮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高校改革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南科大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能够突破现在所有的条条框框
本刊记者/马军
10个月与10年，对朱清时来说是两段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是他担任正在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心力交瘁的感觉时时相伴——他要从无到有、一步到位地创办一所亚洲一流大学；后者是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在那所中国一流大学里面，孤独无奈的体验也从未间断。
“亚洲一流大学”
7月中旬，在马不停蹄地到各地公干之后，64岁的朱清时难得抽出两天时间回中科大看看，他的家也还在这里。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朱清时，衣着朴素，说话缓慢，带着四川方言口音。走在校园里，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老校工，而不是一名特立独行的大学校长。
自从10个月前南下深圳之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那间办公室一直没人使用过。他在中科大连任两届校长，前年退休。迄今在这一职位上呆了10年之久的人，除了他，还有郭沫若。
去年教师节那天，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出任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从那一刻起，他感到自己在做一个复杂的大型“实验”。每走一步都会发现问题，记下来，绕过去，不断尝试新的路。
这个“实验”要在短时间内，以不同于现有大学的样貌，在深圳建一所“亚洲一流大学”。朱清时的同行们在内地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现在，这所筹办了三年的大学即将呱呱落地。
南科大是富裕起来的深圳市渴望“仰望星空”的产物。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与积淀，深圳市希望给全国留下的印象不仅是经济特区，还能有与特区经济相匹配的文化结晶——一所在南中国首屈一指，甚至与北大、清华比肩的大学。
早在2007年，南科大的筹建工作便开始启动，但起初并没有获得教育部的支持，直到去年12月，教育部才表态把南科大作为国家教改试点。
与以往高校校长由组织人事等上级机关直接任命的方式不同，朱清时是深圳市政府委托国际猎头公司从全球遴选的大学校长，这在国内没有先例。遴选之初，进入第一批候选名单的有200余人，外籍人士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和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经过评选委员会几轮筛选和投票，朱清时最终胜出。仅此过程便历时一年多。
在中科院院士中，朱清时素有声望。自1998年担任中科大校长起，他逐步脱离科研领域，身份从一名化学家转变为教育家。近几年，他因为高调反对大学扩招、高校评估而频频见诸媒体报道。一位曾参与校长遴选的南科大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朱校长当时被相中，肯定与他的这些主张有关。
今年2月，深圳市耗资1.76亿收回位于深圳大学城的南开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供南科大作为启动校区使用。深圳市还另外拨给南科大一片土地用作永久校区的建设。目前当地数百户村民的腾退已近尾声，预计9月份就要动工兴建。未来校区的沙盘就摆放在南科大的办公楼大堂内。从沙盘观看，依山而建的校园规模甚是宏大。
就在最近这几周时间里，朱清时和他20多人的筹建团队正在等待教育部的最后批复。接到批复后，南科大就可以正式挂牌成立。
“我们等教育部的批件等得望眼欲穿，但几乎可以肯定今年开始招生。”朱清时说，也许是9月也许是10月，或许更晚一些。
南科大的第一期教改实验班将从全国各地的高二学生中招50人。“对不少优秀学生来说，高三(阶段)纯属浪费，如果他们愿意，可以选择提前报考南科大。”朱清时透露，南科大打算自己出题，委托中科大少年班招生机构来组织笔试与面试。今年高考取得556分的山东10岁考生苏刘溢，曾被推荐给朱清时。朱清时亲自对苏刘溢进行了面试，并准备录取他为南科大第一位学生。朱清时决定，对第一期招收的50名学生，他都要亲自面试。
无论朱清时，还是深圳市，都对这座即将起航的大学寄予重望。
南下履新
其实朱清时起初并不想当这个校长，深圳市第一次盛情邀请时，他明确拒绝了。
从中科大卸任时，朱清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诸多规划，比如文物考古研究，比如书法创作，唯独没有重新出任校长这一项。
被拒后，深圳市方面发起了总动员。时任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王穗明亲自到合肥邀请朱清时，同行的还有几位知名的大学前校长和老院士。
美国加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玮的一句话打动了朱清时。吴家玮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高校改革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南科大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能够突破现在所有的条条框框。
朱清时动心了。任职中科大校长10年间，他对破除高校陈弊一直有许多构想，但始终没有机会推行。譬如高校“去行政化”，是他校长生涯的一个最大心愿，尽管他多次于不同场合呼吁，但在体制内，他无能为力。
在任期内，朱清时看到，中科大的不少教师、研究人员争相竞聘后勤、人事等行政职务。他理解他们的苦衷。在现行体制下，教授没有行政职务，就几乎没有公共资源可以利用。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高校就是另外一个官场。
几年前，地方政府官员想建高教园区，多次找到朱清时，答应给中科大批最好的地。但朱清时认为，中科大是培养拔尖人才的，不必把规模搞那么大。去那么远的地方建新校区，老师每天在路上跑，哪里还有精力搞科研？
后来网上出现一篇帖子《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认为朱清时不趁机占地圈钱，一旦国家为其他高校的巨额债务埋单，中科大就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朱清时知道这帖子出自校内“持不同意见者”之手，这让当时快要卸任的他备感压力。
压力还来自教育部的扩招要求。当时朱清时接到上头一个又一个电话，希望中科大扩招，并把扩招提高到拉动内需的政治层面。第一年，中科大响应号召，扩招了300人。但朱清时很快就发现，食堂、教室、图书馆立刻吃紧，老师不够用，作业和卷子改不过来，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朱清时决定停止扩招。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国家按学生人头数拨经费，再加上学费，每扩招一名学生，学校就能多收入1.5万元，扩招1000人就等于多收1500万。朱清时同样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从2001年起中科大每年只招1860名学生，一直保持到现在。
但不能做的事情却更多，比如他一直想做的让教授的待遇远远高于行政人员。
如今，南科大为他提供了机会，让他的构想有机会在深圳落地。朱清时开始动摇：在深圳白手起家，没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有可能打造一个理想国。加上深圳方面再三表现出来的诚意，朱清时考虑再三后，告别了退休生活，怀着满腔期望南下。
“撕裂口”
但是南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还是出乎他预想之外。
朱清时履新后，需要一台电脑办公。但他被告知，由于买电脑需要向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报批，两个月后才能买回，他只好从其他地方先借一台回来。这个小小的事情只是一个开端，直到几个月后朱清时才明白，他的大部分精力都将耗在这类事情上。
今年3月，为迎接教育部的评审，朱清时需要先建一个教学实验室，这是争取教育部同意南科大今年9月开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朱清时对此很重视，特地邀请多位专家制订出规划，打算按计划采购二三百万元的设备。
早在朱清时南下之前，深圳市已表示要为南科大拿出2300万元启动经费。原本以为这些设备采购不会有问题，不料几天后办事人员告诉他，计划报上去后被市有关部门否决。理由是，这一阶段要采购的所有东西应该汇总起来报批，不能一个项目报一次。
朱清时对此很难理解，尽管这种行政口吻他再熟悉不过。建南科大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要求把一个阶段的采购计划做全做细，实在不太可能。
按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南科大所有物品的购买，哪怕是一叠打印纸的采购都要走市财政拨款，每笔花费都要先报预算，10万元以上还必须招标。餐厅买餐具要提前报批，房顶漏水维修要先同市有关部门打交道……种种琐事让朱清时不胜其扰。
直到现在，对南科大非常重要的那个教学实验室仍未建起来。朱清时说，目前南科大推进的节奏已落后于计划，自己就像陷到了泥潭里，走一步停一下，着急却走不快。
“没有红头文件支持，我们寸步难行，只能找领导争取一个接一个的红头文件。这几个月我都在做这种事。”朱清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现有的行政化体制下撕开一个一个裂口，“全撕开之后我想中国教育就有希望了，多样性就会出来”。
在来深圳之前，朱清时心里盘算的全都是如何办学、如何制定章程、如何找到优秀人才。眼下的遭遇在他料想之外，但他又觉得很自然，“因为行政话语体制充斥整个社会，根深蒂固。”
什么是“自主权”
南科大的团队组建被朱清时视为这所大学能否成功的关键。这所大学在筹建之初就有一个明确榜样：在短短20年内迅速崛起的香港科技大学。朱清时雄心勃勃，打算五年内面向全球招聘30位领军教授，待遇不低于香港科大。然后再以这些教授为号召，招全中国最好的学生。
他现在很心急。在他的计划中，今年9月份招生前，教师就应到位。但现实情况是，他一心要打造的超级精英教研团队仍停留在纸上。
在朱清时的办公室案头，摆着一沓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登记在册的应聘者已达千人。实际上，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帮助下，南科大已与国外十多名一流学者达成意向，仅香港科大就有三个系主任级教授确定要来加盟。
只是，即便确定了的人员暂时也来不了，因为没有住处。朱清时必须给市政府打报告，经批准后，他才能向对方作出包括住房、薪酬在内的承诺。
7月上旬，在一次给南科大“政策”的现场办公会上，主抓南科大筹备一事的深圳市委副书记王穗明召集全市各主要行政部门负责人，再三强调建设南科大对深圳市的重要性，并声明对南科大可以“特事特办”。但这个“特事特办”还有待写报告审批后形成红头文件才能成真。
虽然这条“绿色通道”还未打通，朱清时的权限还是有所扩大。过去规定10万元以上的采购必须招标，现在则放宽到50万元。这让朱清时缓了一口气：“很多东西要购进，都招标的话，我们一年到头就开招标会了。”
作为校长，他被赋予的权限真正在哪里，至今仍没有界定。这是朱清时如今最大的困惑。
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请吴家玮来创校。香港科大在短短20年内崛起，成为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并驾齐驱的亚洲一流高校。朱清时对南科大期许的最好状态就是如此。“但现在做不到。我们与港科大的最大区别是，当时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放在那里，而我们现在所有的钱都要一笔笔打报告申请，经政府各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才划拨。”
深圳市其实“不差钱”，给南科大的启动经费是2300万。只是这笔钱也没有一揽子拨下来，仍然需要朱清时一项一项去申请。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眼下朱清时正在申请一笔数以千万元的机动经费来维持运转。他说，自己在中科大当校长期间，学校账上的机动经费是几个亿。这次向深圳市政府申请机动经费，他没敢多要。
但即便如此，有关部门负责人以深圳市没有先例为由拒绝，直到在市领导过问下，情况才有所松动，让南科大就此事写申请报告。报告提交后，目前仍未得到批复。
朱清时说他能理解有关部门的做法。对方也是按章办事，无可厚非。南科大对深圳市是一个新事物，当朱清时们与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双方都很茫然，政府部门也只能参照既有的规章制度来执行。
“南科大是全新的新生事物，需要政府方面针对它建立起全新的管理机制。”朱清时说。他认为，整个社会的行政化管理思维还很浓重。尽管深圳市曾经承诺“最大限度的办学自主权”，但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大学办学的自主权。
一心要在南科大推行“去行政化”的朱清时，不得不打起精神，先跟行政权力打交道。他对南科大的设想再美好，最终还是要落在深圳这块土地上，与行政化主导的整个社会对接。
南科大的资金来源是深圳市政府，这是一切问题之源。不少人给朱清时出主意，建议他建立一个基金会面向全球募捐。不依靠政府财政，大学校长才能真正硬得起来，这是最彻底的改革。但这一做法将直接触动另一个更高级别的行政部门——教育部。没有教育部的批准，全球募捐根本无从谈起，实际上国内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教育部“转舵”
从酝酿之初，南科大其实就与教育部现有规章格格不入。
按规定，大学必须先从大专办起，在办学年限、学生人数、图书馆藏书、教师数量、专业系科等方面都达标后，才能依次升格为本科学院、大学、研究型大学。而如今，南科大却要一步到位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
此外，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措施之一，是采取一种法人治理的结构制度，这也完全打破了教育部对大学的现行规定。类似冲突还有很多。
“为什么当初会定下这些规章制度？这从源头起就不允许香港科技大学这样的大学在中国内地出现！中国不少大学为何如此死气沉沉，没有活动空间，千校一面？都与这些制度有关。”朱清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感慨良多。
今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大学教育时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此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
形势对南科大可谓柳暗花明。在南科大最终被批准成为高校教育改革试点后，朱清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学方案。
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朱清时决定在南科大取消学院和系，这在国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院系对交叉学科有不利影响，取消院系是一种新的有活力的大学模式，我们可能会成为全世界做到这一步的少数例子之一。”
取而代之的是，设几十个研究所及实验室，由学校直接管理。鼓励教师们依照自己的兴趣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研究，同时接纳本科生在研究所上课和实习。
朱清时打算重划整个学校的行政机构，使其尽可能小，尽可能不重叠。学校仍然会有各种办公室，比如教学器材办公室、人事办公室等，但这些办公室不是权力机构，而是服务机构。这样就把行政对学术的阻力降到了最低，有利于学术自由的发展。
南科大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朱清时上任之前，“局长”“处长”这样的称呼随时可闻。但朱清时来后，这些官场称谓从南科大全部消失。
此外，在朱清时的构想中，学生入学之后不分专业，而是按宿舍来分班，与辅导员、导师住在一起，用一种“书院”制度来培养学生。
为了实现他的这些构想，在校园建设方面，朱清时不惜推倒重来。早在他出任南科大校长之前，深圳市政府就已经招标当地几家建筑师事务所进行校园设计。朱清时看到设计图后，认为“风格不对，大而华丽”，他希望按照自己的办学理念来建造校园：厚重、实用、节能、环保。因此不能把行政大楼建得又大又高，不建学院大楼而建能容纳30个研究所的五栋科研楼……
朱清时希望他的南科大能给中国高校一个演示。过10年、20年，当人们看出这样的大学有活力，自然就会有学校转到这个方向上，“这样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就有希望。”
教育需要“特区”
回顾10个月来的工作，朱清时说自己的工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与教育部及深圳市等政府部门的磨合。政府在筹建、管理南科大时的体系仍然是传统的行政化体系，用旧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这样一个改革创新的试点，这是出现所有磨合和冲突的核心所在。朱清时想让政府理解，他需要的，是如同当年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教育特区”政策。
这个大型实验，对朱清时来说是挣破束缚，撕开裂口；对政府来说，是学习怎样通过更合理、更法治的方法来管理学校。怎么立法，怎么合作，每一步都在试验。
南科大的最大好处是一张白纸，朱清时今后仍然可以坚持着完成他的“去行政化”实验，哪怕磕磕绊绊。
“我要是陷到这个漩涡里面跳不出来，就会很痛苦。”朱清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但当我以一种跳出来的心态，站在旁边看整个过程，就像看一场正在进行的复杂实验，我会发现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找到一些深层次的规律。这些收获让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乐趣。”
朱清时说自己在南科大只有可能只任一届校长，他的职责是在这5年内创立各项制度，让这所大学良性运转下去。
大学校长：有限进步，无限期待
被束缚的大学校长们，在行政体制内面目模糊地游走——若套用画家陈丹青的话，它成功地使“大学校长”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
本刊记者/陈薇
2010年的这个夏天，“根叔现象”火了。
在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发表了题为《回忆》的演讲，16分钟内被掌声打断30次。演讲结束后，全场七千多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根叔！”
这位63岁的大学校长亲自撰写的演讲辞里“潮语”不断：“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甚至“姐的娱乐”“哥的寂寞”，以及“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它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左看右看不顺眼，但还要回来看的地方！”五天后，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接过了“根叔”的接力棒。
“彪悍”的演讲不需要解释，似乎只在一夜间，“根叔式”另类致辞风格横扫各大高校。周杰伦的歌词被北大校长周其凤引用：“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学生的噩梦被南开校长饶子和善意提点：“‘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则娓娓道来：“你要坚信，人海陌生，质地温暖。只要你能够与人为邻、与人共舞，社会上就有许许多多的热心人等你结识、等你合作”——这段演讲甚至被学生戏称为2010年广东高考作文《与你为邻》的范本。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根叔”，不到0.05秒的时间里出现约136万个相关网页。由于“众多说官话的校长中，突然出来一个说人话的”，根叔引发了国人的集体关注。
一片叫好声中，不乏保留意见与质疑批判者。有人评价其演讲不过是“一场俏皮话的狂欢与单纯的感情宣泄”。这正如北大毕业生方可成在其博客上的发问：“校长改说流行语，然后呢？”
根叔们
据媒体考证，“根叔”这一称呼最早于2005年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BBS白云黄鹤站上——根叔有时会在上面实名回答学生质疑。去年，已有学生在站上留言预测，根叔迟早会红。
判定依据是根叔的“二字真言”。从2008年开始，根叔的毕业演讲辞有了微妙的连续性，即以上一年演讲辞的最后一个词语，作为下一年的题目。2008年是《选择》，末句为“对于你们，华中科大永远的选择，就是牵挂！”在2009年的《牵挂》中，根叔感性结尾：“我牵挂着，你牵挂着，他也牵挂着。让我们彼此牵挂着，让牵挂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
2010年，《记忆》顺理成章地到来。这三篇致辞大量采用排比段落，结合当年热点重复咏叹，归结为对毕业生的祝福与期许。稍有不同的是，前两篇更加深情，今年则因网络流行语的大量运用而略显幽默。
除了开创独具匠心的演讲辞系列，根叔还建立了每学年3次的校长见面会制度，时间地点提前公告，任何学生都可以与他面对面交流。此外，根叔还主动要求与退学的孩子谈心，为一位颇有天赋的设计系学生(即演讲辞中的“吉丫头”)争取破格保送本校研究生的资格。
“根叔”之外，还有“凤哥”——北大学生对校长周其凤的昵称。据称在食堂见到同学生日聚会曾主动过去敬酒的“凤哥”在调离吉林大学时，学生们在网上发布了他的照片集，取名为“周校长，您真像个孩子”。
“凤哥”之前是“许爷爷”，九年间在新年联欢会上从《老鼠爱大米》《江湖笑》唱到《隐形的翅膀》的北大前校长许智宏；还有被称为“纪宝宝”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被称为“展哥”的山东大学原校长展涛……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校长，陆续显露出亲近学生、展现个性的人格魅力来。
“我总体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是肯定的。为什么呢？这说明了现在的校长能够和学生更融合在一起，更亲近。”法学家、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江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觉得，“根叔现象”的出现是高等院校改变“党八股”的一个体现。
对大学校长们的“党八股”，网民早有清晰认识：“根叔走红是一种悲哀”；“根叔为什么这么火，是因为不‘根叔’的校长太多了”。
“他们(大学校长)惮于表现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发表对一个事件的看法，都会非常小心，四平八稳。这就是官员，而不是学者。”《大学校长使命、角色与选拔》一书的作者、厦门大学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王洪才这样描述他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普遍印象。
根据国家教育部《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0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79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2689所。在这个数字背景下，《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的作者李清川认为，“至少说明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根叔’还很异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根叔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知中的大学校长角色，重新定位了校长与学生两个紧密却还遥远的群体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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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曾于2005年进行“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 3311位受访者中，69.87% 认为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教育学者熊丙奇甚至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断言，估计95%的大学校长“逻辑思维基本就是个官，总想怎样维护自己的官位、当好干部”。
中国的大学校长属于行政序列的高级干部，选拔有严格的组织程序，由上级机关任免，一般任期四五年。一旦当上大学校长，根据所服务院校的副部、正厅、副厅等不同级别，校长本人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而在学校管理中，重点学科、科研项目等审批实权仍在上级机关，学校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同样需要“跑部钱进”的大学校长不得不像其他官员一样对上负责。
“推崇等阶，唯官是重；攀炎附势，唯官是奉；俯首听命，唯官是从；行政至上，唯官至大。”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曾任江西师范大学校长的眭依凡如此批判大学里的官本位倾向。而在官本位之下，“大学校长利用权力寻租，有时候连隐晦都不隐晦了，就像皇帝的新装，大家没有捅破而已。”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谷贤林说。
官本位之下，“去行政化”被认为是纠正官本位的必由之路，然而，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尝试却说明，这势必是一场无比漫长的，涉及政治、制度、文化等在内的综合性改革。上世纪末，在王树国合并了校内13个行政部门后，学校就收到与被精简部门相对应的一些政府机关的电话，抱怨学校不重视自己的工作，无奈只好再恢复。
被束缚的大学校长，在行政体制内面目模糊地游走——若套用画家陈丹青的话，它成功地使“大学校长”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
精神虚脱
早在2007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应是一位教育家，这是众多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共识之一。
由教育家办大学的传统自民国始。1912年10月，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第一条即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即开始大学改革，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民主办学；他组建了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大学评议会”，由民主推选出的教授组成，决定学校法规、学科立废、课程增减、延聘教授等重要事项。
此时的大学校长由政府委任，大多传统文化基础深厚，兼有国外留学背景，均是具有独到教育意识与广泛社会声望的名流。他们与政府保持距离，自觉抵制官僚、政府对办学的横加干涉。“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因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和迫害而愤然辞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没私心，有魄力”，《八位大学校长》一书的作者智效民这样归纳蔡元培、蒋梦麟等老校长的共同特征。教育学者杨东平也将他们称为第一代大学校长，“每一所大学都与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等等，这些大师创建、拓展着中国现代大学之路。
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学校长由一批前辈教育家、学者和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出任，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等。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则基本照搬前苏联，经过历次改革，最终形成中央集权、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中央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
1978年之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大师办学”的传统一度接续。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大学校长，率先在武汉大学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等等，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不过这位被称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的校长最终还是被免职。
如今，大学校长们已经普遍易代。杨东平这样勾勒中国新一代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勇于进取、朴实无华、踏实务实的品质和气质。”这种共性主要来源于“他们出生于40年代，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大学毕业，80年代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在西方国家留过学。基本学理工科，以江浙一带的南方人为主，大多具有长期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底层经历，这或许是他们与西方大学校长和前辈学者最不同之处”。
这样一代大学校长面对着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和体制束缚，不得不承担起更加多元的角色。“他们可以是学术代表，可以是行政官员，也可以是学校代言人、国资信托人……处于各种权力交汇的中心，这些角色的集成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李清川表示，在他所接触的校长中，“无奈感普遍存在”。
令校长们更无奈的也许是“官本位”。当校长本人也被“全体收编”，再要像民国时期的校长们那样去抵制官本位便几乎不再可能。
一方面是大学校长不可避免地“沦陷”，另一方面，公众对大学校长有着越来越高的心理期待，希望其成为集教育家、管理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超人”：两相撞击下的现实必然是，中国大学校长因令人失望而饱受诟病。
竺可桢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如今灵魂失范，一些大学乱象纷呈，“所谓的乱就是乱了章法，大学的功能乱了套，学风搞乱了。例如，重点大学不务正业，普通大学乱串位，独立学院不独立，自学考试要上课，函授教育要住校，等等。”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评价当下高等学府。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更直批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北京大学的校史启蒙课上，众多学生伏桌大睡——“对于大家说的‘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有没有，我至今没有弄明白，包括我所认识的同学和学长，我们也没有时间和动力去了解曾经的北大精神。”一位北大大三女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慨。
大学校长缺什么
北大前校长许智宏曾直言，“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学”；人大校长纪宝成说，“我建议还学术权力以权力，落实民主办学、教授治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也说，“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而不是让人越来越像机器”。
“大学校长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该怎么做。”熊丙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近十年来，一部分怀抱理想的实干型校长们，或隐或显地主持启动了不同的改革计划。
2001年9月，北京大学启动了以老校长蔡元培命名的“元培计划”；2005年，复旦大学正式成立复旦学院；2009年，南京大学也制定了“三三制”人才培养方案：对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个性教育，渐有星火之势。主导“三三制”的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曾对媒体表示，学生要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也是我们改革的核心，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
打破教师“铁饭碗”、不升即离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在2003年前后风生水起。中山大学改革方案相对温和，而北京大学“癸未改革”激发各方强烈反响，最终，做出较大改动的第三稿《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暂行)规定》得以通过并低调施行。
任人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北大原校长许智宏，在离任前夕曾对社会表示，改革一直在稳妥推进。他认为“只有中国的大学教员真正形成了这种流动的局面，全面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才有可能”。
高校校长的选拔方式同样经历着变革。自2002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在一些高校实行副校长职务公开选拔。今年6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宣布，将面向全国公开选拔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5所省属本科高校的校长。此外，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遴选可谓殊例，经全球海选后上任的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上任后，便尝试推行去行政化的“大学实验”。
“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已明确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近日，此纲要已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我们的制度改革，按照目前的描述来说，基本已经到位了，问题是如何做得到”，高等教育专家熊丙奇表示，现在面临的状况是，“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去具体推动(改革)”。
“我国大学校长最缺乏的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理想主义，二是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职业校长的献身精神。”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优秀大学校长应当具备的条件，也是相对而言的，“也许有人可以归纳为五条，或者细分为八条、十条，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在这些条件中，我个人最看重的是理想主义者。只有理想才能够追求终极目标，才能励志教育改革，才能致力于创造，也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
“理想主义”同样为北大教育学院教授眭依凡所倚重。在他看来，在现有的社会环境及制度条件下，大学校长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们所有的大学校长都能够按规矩来办学，把自己按教育家要求，这个社会整体的环境就形成了，可能引起的由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就发生了。”
正忙于筹备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的大学校长要做什么，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至少对于那些明显违反教育规律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不做。”
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大踏步地往前走，也需要有人稳健渐进地前行。正如熊丙奇所言：大学校长们在“有限进步，而我们将无限期待”。  ★
“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有学者提出能不能让大学民主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让学校更民主一些，更自由一些”
本刊记者/杨时旸
年过八旬的江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居家背心，一步一步挪到窗前，一边开窗一边念叨着“这天太热了。”茶几上扔着一本他的学生贺卫方与章诒和合著的《四手联弹》，书是香港版。
这是江平最日常的生活状态，虽然仍关心时事，但用他的话来说还是“保命第一，真的老了”。他已经推掉了上海、香港众多大学的授课邀请，但是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江平始终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之后，在每年一度的开学典礼上，江平仍会奔波数十公里，去为法大新生作一次讲座。“讲讲法治理念，讲讲如何成才。”江平笑一笑说，“他们觉得我比较受欢迎。”
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但他的学生们更愿意称他为“永远的老校长”，虽然，他是法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他的任期未满两年。在他最后一次以校长身份参加的毕业典礼上，江平发言，“我们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一切是非功过让历史来做最终的评判吧！”
实际上，江平进入高校管理层是从1983年开始的。彼时，刚刚复校不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急缺人才。一直被政治运动打压的江平开始走出人生低谷，以留苏法学专业背景被调入领导班子，任政法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在任期间，江平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编写教材和寻找师资。文革十年，百废待兴。蓟门桥校区被三四家其他单位占据，江平等一众校领导只能在抗震棚办公，学生上课很多人还需自带马扎。与此同时，中国政法大学正在筹备建校。一年后，法大成立，江平顺利提为法大副校长。
1980年代初期，左右之争仍然没有完全消散，政法大学中有人议论“现在是右派掌权”。江平对此不置一词，仍然我行我素。“反正我是独立成性的。”如今江平这样回忆。他不参与任何派系，也不找任何后门，只求做好份内的工作。江平和其他教学骨干，在毕业生中挑选了100人，经过简单考试，让他们升为研究生。后来这一百名学生大多留校任教，成为法大建校后第一批成规模的正规师资。
在江平80寿辰的纪念文章中，他的很多学生都在回忆江平治校期间校园风气的活跃与自由。学生社团层出不穷，大家随意表达观点，有一次，尚在读书的贺卫方组织学生参与罢餐，与校领导激烈辩论，江平也并未怎样责怪，只是帮助解决问题。如今回忆起来，江平说，“很难说一个学校的气氛是由我一个人活跃起来的。但是要说我特别强调了活跃学生的情绪，那倒是有可能。”
在江平之前，法大两任校长都由司法部官员兼任，江平算是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校长。与官员的谨慎不同，江平似乎更愿意把大学变成民主的试验田。“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有个学者提出能不能让大学民主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让学校更民主一些，更自由一些。”江平说。他鼓励学生自组社团，不审查教师的讲稿，每月一次带领领导班子接受师生代表质询，甚至按照学生的反映撤换不称职的教师……
但一切尝试和努力终止于1990年，那一年江平被免职。
责权不明的体制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副院长和校长时，有从学者变成行政工作者或者官员的感觉和意识吗？
江平：在我是几乎没有这个感觉的。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开始担任副院长之后，我自己始终没有停止教学任务，原来在本科生中有课，现在仍然有课，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脱离了教学岗位；第二个，我主管的是教学，而且当时学校有一些行政干部是属于双肩挑，就是由担任教学的教授同时担起行政工作。他们在评职称的时候仍然评的是教授职称，而不是行政管理人员的职称；我回国之后被压抑了22年，那22年的阴影还没完全排除，不可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做官感觉。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学校的环境也好，当时的经费情况也好，也不可能造成做官的感觉。那时候也没什么吃喝，在我印象里我当副校长从来没在外面的餐馆请过外宾的客或别人的客，我们都是在自己食堂的二楼好点的房间，稍微炒俩小菜。
学科设置权成为对高等教育的紧箍咒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校长任内实现的突破有哪些？另外，受限于体制原因，你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有哪些？
江平：我在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内，比较大胆的一个举措是实行学分制，或者说是比较自由听课的做法。现在这个是比较习惯了，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新鲜的事情。虽然我被免职后有人说我是自由主义、自由化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指责，但我不后悔。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的，我想有两件，一个是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校长没有太大的权力。比如当时规定文体课的比重占多少，我认为中国的高等学校比起美国院校来说，这是很突出的一点。高校应该有它的自主权，或者有设置课程的自主权。不久前我听说不仅政治理论课中央要统一编教材，甚至法学的一些课程，中央也有统编教材的计划。这样的话学校就没什么自主权了，老师也没什么自主权，不能够突破课程的规定，也不能够突破统编教材的规定，必须按照统编教材讲课，那会扼杀了高等学校的自主性，将是很大困境。还有一个没做到的，就是实践课。拿一些案例来讨论，诊断式教学，但那需要小班授课，当时没有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你带领领导班子每月接受师生质询，是你的发明创造吗？领导班子内部有人对这个方式有意见吗？
江平：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应该说当时学校为了解决学生中的意见，有的学校就搞了对话会，我想对话会在当时来说是沟通校长和学生之间的很好的方式。所谓对话会就是把学校最近的一些措施，学校准备怎么做，向学生透露，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渠道，加强相互理解。比如学校当时复校以后，校舍面临着巨大困难。我们要校舍，北京市文化局就是不给，我们交涉过多少次最后还有很多困难，这些情况摆在学生面前，学生会理解，要不然他会觉得学校无能为力没有去要过这些校舍。第二个是倾听学生的意见，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以及时反馈，能够做到的尽量解决，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办法。学生提的意见当时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学习，一个是生活。对有些老师讲课不满意，希望能把实在讲得不好的老师换掉，这些意见很尖锐，我们也确实换了一些老师。这不是一个对立的会。领导班子的人心里怎么想，难说，但是表面上没有不愿意的情绪。
校长求突破很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让你给大学校长定位，你会怎么定位？应该是学者，管理者还是行政官员？
江平：我觉得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学者，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不是教授没法当校长。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公选公推。大学校长应该有一定的管理才能，我倒不主张他必须是专门的管理人才，必须是从教育部下来的官员，没必要。像美国，大学校长轮流担任，只要你是教授，而且是公选的，认为你这个人有一定的管理技能就可以任职。没有必要专门去培训管理才能，因为有下面的人员来帮助你。外国的大学校长就一个(任务)，去要钱，凭着他的身份地位去为大学募捐。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在现有体制下，一个校长是否可能改变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在这样的体制框架下，有没有空间去发挥？
江平：中国的体制可以说两个问题是关键的，一个是高等学校行政化，这你们应该看到很多了，行政官员，学科带头人，谁当上院长、校长，谁就变成学术带头人了，他们就拿到了学术资源。学校的级别，有部长级的校长，有司局级的校长，甚至教育部的官员直接来当校长，像这些都是行政化的体现。第二个是高等学校的思想僵化。思想僵化有很大的创伤，课程的设置、内容都要有关部门来核定标准，这个损害太大。有人常常说，为什么中国不能培养几个真正能在国际上拿诺贝尔奖的学者，我看关键就在这儿。
大学可以结合市场， 但不能变成市场化的产物
中国新闻周刊：前段时间“根叔现象”被社会广为关注。有人认为这是大学校长去行政化的努力，有人认为大学校长不应只限于玩弄网络时髦语言。你怎么评价？
江平：我总的认为这样的现象应该是肯定的。这说明了现在的校长能够和学生更融合在一起，更亲近。我看到最近一些大学校长的讲话，都开始用学生更能接受的语言，以更平等的身份出现，应该说大学校长跟学生中间的隔阂也是自然的，现在很难要求校长都能跟学生打成一片，最后能跟学生更多的交往恰恰是在毕业典礼，所以各个国家的大学毕业典礼是被看得很隆重的，像美国大学就要请很多家长来参加。所以在毕业典礼里面，去掉官话套话，去掉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个就很重要。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大一个改变就是要改变文风。中国的党八股过去延安整风的时候提到过，现在越来越严重，你看看官方的讲话都是套话空话，而且蔓延到各个领域，私下讲话他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改变文风应该要从中共党内开始。或者说我们从高等学校来说，应当更提倡。高等学校完全没有必要像政治局会议那样讲话，学生一听就烦了。所以我觉得改变文风从校长来开始，提倡讲话讲得通俗一些，学生好接受一些。但是不是就仅以此为满足？当然不能这样。学校终究还有他的理念、培养目标，这些东西是根本。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知识界的人在强调大学应该是精神圣地，但现在的现实环境中，大学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机构。你觉得在现实环境中，大学应该怎样定位？
江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对于现在的大学有些做法是肯定的，有些做法是不支持的，我赞成大学走向普及化，像现在提出大学扩招，总的来说我是赞成的。有 50%、60%的高中生能上大学，这是好现象。但不能太盲目，现在变成了高级技工很少，很多变成了大学生，这点是很过分的。社会上急需高级技工，应该鼓励这样的教育，德国就是有很多高级技工，而且他们的待遇也不低。我们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也工资低，那能当一个高级技工为什么不好。
总的来说，我觉得不要把高等学校太理想化，把他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赞成。但现在有些高等学校过分市场化、商业化，我是完全反对的。但这也不能怪他们自身，因为经费不够，学校被迫搞创收，这点是个大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只要是国立的高等院校，主要的经费应该由国家预算来解决。同时，我主张像外国那样，在企业家中募捐，要有鼓励企业家慈善行为的政策，以此解决国家预算经费中不足的部分，这比高校商业化好得多。大学可以结合市场，但不能变成市场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