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赵映林：胡适与卖饼小贩谈社会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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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映林：胡适与卖饼小贩谈社会改良时间:2010-08-24 16:26 作者:赵映林点击:361次
胡适的安徽小同乡、关门弟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笔者在纽约和胡先生一起去吃小馆子——多半是他领我去的——即时常看到那遍手油腻的厨司匆匆地从厨房跑出，两手在围裙上大擦之后，来和‘大使’握手的。他二人谈笑风生，真像是他们学生时代一起打工的老朋友一般。”最初看到唐德刚的描述，内心将信将疑——一个新文化运动领袖、世界级学者、大国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长”能与贩夫走卒、卖浆之流的下层劳动人民以朋友身份谈笑风生，大概是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而已！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者口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就深信不疑了。但使本人对胡适充满敬意的、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是胡适到了台湾后与下层劳动者的交往——远过上述的聊天。
《胡适日记全编》1959年10月31日：“早上有一位叫卖芝麻饼的朋友袁瓞来谈。”袁瓞何许人？像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记与厨师聊天之事，胡适日记中均未记有，唯独记载了袁瓞，这绝非偶然。
说来有因。事情起于那年的10月23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写信人叫袁瓞。
胡适去世，台湾《民族晚报》记者冯仁安在胡适追悼会上见到一位泪眼婆娑、衣着普通整齐、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孤独地站在那儿，在场外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会堂内却十分静穆的一大群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中显得特别惹眼，似乎不像是一般学者和文人官僚职业生活圈子里的人，职业的敏感让他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抓人眼球、值得一写的东西，便打听这是何许人。这才了解到他只是台北街上一个沿街叫卖芝麻饼的小贩，叫袁瓞，却与大名鼎鼎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有着两年多的交往，真是奇缘，不免惊奇，便与袁瓞约定次日前来采访他。第二天采访结束，立马赶回报社，写下了《博士与麻饼小贩》一文，刊登在报上。文章记载了袁瓞与胡适的交往，此文以后又收录进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这才让我们了解了袁瓞其人以及与胡适交往的脉络。
袁瓞，祖籍江苏清江，1949年1月正在上海一所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袁瓞被征入伍，成了青年军的一员，国民党失败后，他所在的军队由上海退到了台湾，然而，年底退伍后就失业了，他先是在高雄卖豆腐，不久又流落到台北，在一家店铺当伙计，后又自制芝麻饼，成为沿街叫卖的卖饼郎。袁瓞是一个有求知欲，好学好问的青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沿街叫卖芝麻饼，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但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他就读书，尤其喜欢读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有了一点认识就与人探讨各国政治问题，可学力和知识结构有限，一时分辨不清内阁制与总统制优劣，便在这年的10月写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大胆地致函“中研院院长”胡适，向他请教不同政体的区别与优劣。在信中，袁瓞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见了此信，很高兴，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劳作之余还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可见这是一个有着求知欲的有志人。第三天，胡适热情地给这位小贩回了信：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地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的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丘吉尔在1945年离开唐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的人，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
收到“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回复，袁瓞喜出望外，当即致信感谢。如此的书信往来和面谈，使大学者与小饼贩结成忘年交。之后，胡适热情邀请袁瓞到南港寓所和“中央研究院”来做客。怕袁瓞来时扑空，还详细告知什么时候来最好。接到胡适的信不久，这位名副其实的布衣，终于平生首次登堂入室，进了位于台北南港的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胡适以他固有的一贯热情，接待了袁瓞。
1959年10月31日上午9时，袁瓞来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登堂拜访了胡院长。胡适笑脸相迎，拉着袁瓞的手道：“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来信中，估计你有四十岁以上啊！”袁瓞进屋后打开布包，送给胡适的见面礼是十块黄灿灿的芝麻饼，双手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拜见您我无以为敬，这是我亲手给您做的。”胡适接过芝麻饼，看也不看拿起一块就吃。他咬得吱咯吱咯地响，待咽下一口后，连声称赞：“香脆可口，可三月不知肉味。好吃好吃！哈哈！”袁瓞也跟着笑了。胡适的这一举动自然、亲切，毫不做作，一下子就消除了袁瓞的拘谨，拉近了袁瓞同自己的距离。于是，这相差四十岁的一老一少，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从人生、哲学一直谈到了杜威，胡适鼓励袁瓞：“江浙真是人才辈出啊，你身居茅屋而心怀天下，是难得的一片赤子之心。”在谈话中，袁瓞每句话都以先生开始。胡适于是告诉他：“其实，按古礼，你应该称我‘适之先生’。古人常说的‘名字’由‘名’和‘字’组成。古人之所以在‘名’之外再增加一个‘字’，那‘字’是有作用和意义的：一是表成年，二是明尊卑。晚辈对长辈都应该称‘字’，以表示尊重，我的字叫‘适之’，所以，你应该称我‘适之先生’。”袁瓞一听，连忙道歉：“对不起，胡适之先生。”“又错了，不能够要‘胡’字的，你这么称呼，叫不伦不类，哈哈……”胡适忍不住笑了起来。袁瓞这才明白称呼还有这么多学问，感叹“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不是虚妄。
袁瓞这次还向胡适请教，改良主义是怎么回事。胡适在介绍了改良主义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后，告诉袁瓞：“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这与胡适平日里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是一致的。离开“大胆的假设”，就很难产生、甚至不会有创新、有发展、有变革；但仅有“大胆的假设”、有“抱负”，不做“小心的求证”则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泥坑。二者不能分割。做事讲究方法，是“小心的求证”不可忽缺的内在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做事的方法。撇开意识形态，抛开阶级斗争，不戴有色眼镜看人看事，胡适强调做事要有方法的观点是没有错的。几十年来，我们不难发现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对改变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风气的进步意义和作用。在大陆，虽经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批判，然而，一旦政治环境有所松弛，谬误退潮，这“十字真言”的生命力就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由此可见，科学与真理是批不倒的。
第一次见面，一谈就是近两个小时。因为有外宾来访，胡适不能耽搁，此时已近午时，胡适虽不能与袁瓞共进午餐，仍要安排袁瓞吃了中午饭再走，袁瓞婉辞谢绝了。胡适遂从书柜里取出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四十自述》等五本著作，亲笔题赠送给袁瓞，还说“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当晚，胡适在日记中记下袁瓞来访的事。从此以后，袁瓞经常到“适之先生”的办公室或寓所去看他，向他请教自己读书遇到的困惑，每次捎去几个芝麻饼。胡适每次回赠他几本书，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亲笔签名，总交待说：“以后你要什么书，尽管来我这里拿。”
那天，胡适在和袁瓞谈天说地时，说到自己小时候最喜欢和同村的小朋友一起在池塘里游泳，后来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时，仍喜欢游泳，遗憾的是不久鼻子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很难受，不得不减少游泳，后来割掉了才不受影响。袁瓞听了，就顺便告诉胡适说，那真是不约而同！自己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适一惊，忙问道：“痛不痛？”
“不痛。听人说，不痛就可能是鼻癌。”
“那为什么不赶紧去医院医治？”胡适问。
袁瓞回说：“听说台大医院新到了一批钴十六作放射用，可治癌症，可是太贵，诊治不起。”
胡适对袁瓞说：“台大医院院长是我的朋友，你去治疗，一切费用由我承担。”一边说着，胡适拿起笔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对一个相识未深，眼下才偶尔见面的小贩，胡适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这正是胡适的可爱可敬之处。难怪“我的朋友胡适之”会有那么大的市场。也许有人会觉得胡适是高收入者，承担动手术的医疗费不会对家中经济伤筋动骨。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胡适收入不低（台湾公职人员工资并不高，胡适主要是有稿费和演讲收入），是事实，但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胡适的开销很大，购书，尤其是购善本书是胡适的一大开销，且常常为朋友和子侄上学慷慨解囊；而妻子江冬秀又是一个麻将迷，是胡适的一大负担，胡适曾调侃说：“太太花钱要舍得。”二是袁瓞倘若真的是癌症，需要动手术，这笔治疗和医药费是相当高的。几十年来，胡适对人的帮助都是非常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性。例如1919年，林语堂带着新婚的妻子到美国留学，他是半公费生，在美国生活相当拮据。偏偏在哈佛大学专心求学时，他的半公费奖学金又突然被停了。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起了一位当时还不是太熟悉的朋友——胡适。林语堂在万般无奈中给胡适拍电报，请他代向北大校方申请预支一千美元。过了不久，钱竟然寄来了。后来，林语堂得到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给胡适写信求助，胡适又给他寄去一千美元。林语堂学成回国，如约到北大任教，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两千美元的借款。蒋梦麟查询财务，发现并无此笔支出。蒋校长恍然大悟，告诉林语堂说：“那是胡适个人的钱。”林语堂深为感动。如此不留姓名地救人于困，试问当时中国有几人能如此慷慨！即使台湾那个不时喜欢骂人的李敖在年轻困难时期也是得到过胡适的无私帮助的。
袁瓞拿着胡适亲笔信找到高院长，高天成见到信，就知道这是胡适又在做善事了，不敢怠慢，安排最好的医生给袁瓞做了全面检查。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原来是一场虚惊。袁瓞也高兴，马上向胡适报了喜。
袁瓞与胡适的交往、友谊一越保持到胡适去世。在两年多的交往中胡适对袁瓞的来信，是有信必复，实在忙不过来，不能及时回复时，之后回信总是要说明情况。其中有一封信说道：
袁瓞先生：
谢谢你寄来的几封信和诗文。这一阵子，因为太忙，没有能给你写信，有几件就压在文件堆里了。你的女朋友的两首诗，今天没有找出来，稍迟找出寄还你。
因为你昨天的信上说，你十七日要来南港，所以我赶这信请你不要来，因为我明天就要出门去“躲生日”了。回来大概在十九日了。我劝你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万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着铅桶卖麻饼的朋友忽然失踪了，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
祝你平安
胡适
一九五九，十二，十四夜
胡适在信末的嘱咐不是空穴来风。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在台湾清党和整肃一切政治异己。袁瓞向胡适请教的政治和一些社会问题，都是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有时不免还夹杂着对政治时事的抨击。国民党为了防止人民思想的“异化”，只要是政治需要，对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和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的——威胁、恐吓、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胡适之所以说得幽默轻松，为的是使袁瓞免于紧张、担心。同时，也从中可以窥见胡适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不依法律办事，胡作非为，任意捕人、随意定罪的恐怖政治的不满。但限于身份，又不能对袁瓞说得过于明白。袁瓞是否理解胡适的的这一层真实想法，就不得而知了。
胡适从美国回台定居后，虽说担任的是同民党统治的台湾地区的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但由于他毕生追求科学、民主、自由、法治，宣扬平等、博爱、人权的政治理念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抵触，经常遭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心情并不畅快，特别是50年代的雷震《自由中国》案，对胡适刺激很大，几次发作心脏病。就这次与袁瓞见面后不久，胡适又因心脏病住进了台大医院。很巧，他的知交、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也住在台大医院，就在胡适隔壁的病房。一天，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拿了一块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吃过。”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芝麻饼，就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一个朋友做的。”在旁的梅贻琦更是幽默：“台北那么多卖芝麻饼的，都是你的朋友呀！”这二人的对话把梅夫人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于是胡适就把与袁瓞交往的事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的欢迎新院士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袁瓞闻讯后悲伤万状，急忙赶制了一副挽联送到“极乐殡仪馆”吊唁这位平易近人的“中研院院长”。他含泪对人说：“从今后我一照镜子看到自己的鼻子，就会想到胡适先生的人情，今生今世我再难遇到先生这样的人了！”袁瓞的故事为胡适先生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风添了浓重一笔。著名大学者不仅“往来皆鸿儒”，而且“相交有白丁”，身份卑微的卖饼小贩也成了他的朋友，其人格魅力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人格魅力，更反映出胡适思想中是怎样的缺乏“官本位”意识。其实，了解了胡适的为人，对此就不会感到惊奇。同情劳动人民，坚持真理，无意官场做官，贯穿了胡适的一生。1917年11月9日，胡适从美国回来担任北大教授不过三个月，见到北京城里人力车夫的辛苦劳作，不胜感叹，当晚就写了一首纪事白话诗《人力车夫》：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
你老的心肠好，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
全诗语言朴实，感情真切，对当时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作了有力控诉，充分反映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自己那无奈的心情。可不是吗？“诗言志”啊！
可见胡适与卖饼小贩的交往仅是胡适为人的一个缩影。他一生不以贵贱论人，待人接物不以个人好恶行事，重视友爱情谊，上个世纪30年代，他住在北平米粮库4号，星期日下午会见宾客，不论和尚、士兵、学生都可以不经预先约定就直接来访问他。久而久之，每逢星期日下午会见客人，雷打不动，形成规矩。他的夫人江冬秀开玩笑说：“这是胡适之做礼拜。”这个规矩，到了台湾一直没变。对此，胡适的说法是“我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胡适与袁瓞两人超越社会地位悬殊界限的忘年之交，折射出胡适奖掖引导启蒙青年的深刻用心。透过胡适的人际关系，庶几有助于我们或多或少认识更进一步认识胡适这个人，以及中国上个世纪前六十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与背景——一滴水也是可以见到太阳的光亮。
有人说：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此言不虚，胡适的那些故事，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性的温暖。回顾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自由自在和那些事，至今似乎还会让人产生一丝的惆怅与无奈。胡适的胸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真正理解了人生后修炼而成的。这样的胸襟需要洞悉人世间的光明和黑暗、人生道路的平坦和困顿，方能真正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胸襟去包容世人，包容宇宙。所以，他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宽容是胡适待人对事的座右铭。他有一段名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说得是多么地好噢！其中所包含的内涵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与创新不可或缺的。
来源:《温故》2010年08月20日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82416633.html ]
胡适的安徽小同乡、关门弟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笔者在纽约和胡先生一起去吃小馆子——多半是他领我去的——即时常看到那遍手油腻的厨司匆匆地从厨房跑出，两手在围裙上大擦之后，来和‘大使’握手的。他二人谈笑风生，真像是他们学生时代一起打工的老朋友一般。”最初看到唐德刚的描述，内心将信将疑——一个新文化运动领袖、世界级学者、大国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长”能与贩夫走卒、卖浆之流的下层劳动人民以朋友身份谈笑风生，大概是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而已！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者口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就深信不疑了。但使本人对胡适充满敬意的、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是胡适到了台湾后与下层劳动者的交往——远过上述的聊天。
《胡适日记全编》1959年10月31日：“早上有一位叫卖芝麻饼的朋友袁瓞来谈。”袁瓞何许人？像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记与厨师聊天之事，胡适日记中均未记有，唯独记载了袁瓞，这绝非偶然。
说来有因。事情起于那年的10月23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写信人叫袁瓞。
胡适去世，台湾《民族晚报》记者冯仁安在胡适追悼会上见到一位泪眼婆娑、衣着普通整齐、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孤独地站在那儿，在场外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会堂内却十分静穆的一大群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中显得特别惹眼，似乎不像是一般学者和文人官僚职业生活圈子里的人，职业的敏感让他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抓人眼球、值得一写的东西，便打听这是何许人。这才了解到他只是台北街上一个沿街叫卖芝麻饼的小贩，叫袁瓞，却与大名鼎鼎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有着两年多的交往，真是奇缘，不免惊奇，便与袁瓞约定次日前来采访他。第二天采访结束，立马赶回报社，写下了《博士与麻饼小贩》一文，刊登在报上。文章记载了袁瓞与胡适的交往，此文以后又收录进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这才让我们了解了袁瓞其人以及与胡适交往的脉络。
袁瓞，祖籍江苏清江，1949年1月正在上海一所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袁瓞被征入伍，成了青年军的一员，国民党失败后，他所在的军队由上海退到了台湾，然而，年底退伍后就失业了，他先是在高雄卖豆腐，不久又流落到台北，在一家店铺当伙计，后又自制芝麻饼，成为沿街叫卖的卖饼郎。袁瓞是一个有求知欲，好学好问的青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沿街叫卖芝麻饼，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但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他就读书，尤其喜欢读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有了一点认识就与人探讨各国政治问题，可学力和知识结构有限，一时分辨不清内阁制与总统制优劣，便在这年的10月写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大胆地致函“中研院院长”胡适，向他请教不同政体的区别与优劣。在信中，袁瓞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见了此信，很高兴，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劳作之余还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可见这是一个有着求知欲的有志人。第三天，胡适热情地给这位小贩回了信：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地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的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丘吉尔在1945年离开唐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的人，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
收到“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回复，袁瓞喜出望外，当即致信感谢。如此的书信往来和面谈，使大学者与小饼贩结成忘年交。之后，胡适热情邀请袁瓞到南港寓所和“中央研究院”来做客。怕袁瓞来时扑空，还详细告知什么时候来最好。接到胡适的信不久，这位名副其实的布衣，终于平生首次登堂入室，进了位于台北南港的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胡适以他固有的一贯热情，接待了袁瓞。
1959年10月31日上午9时，袁瓞来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登堂拜访了胡院长。胡适笑脸相迎，拉着袁瓞的手道：“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来信中，估计你有四十岁以上啊！”袁瓞进屋后打开布包，送给胡适的见面礼是十块黄灿灿的芝麻饼，双手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拜见您我无以为敬，这是我亲手给您做的。”胡适接过芝麻饼，看也不看拿起一块就吃。他咬得吱咯吱咯地响，待咽下一口后，连声称赞：“香脆可口，可三月不知肉味。好吃好吃！哈哈！”袁瓞也跟着笑了。胡适的这一举动自然、亲切，毫不做作，一下子就消除了袁瓞的拘谨，拉近了袁瓞同自己的距离。于是，这相差四十岁的一老一少，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从人生、哲学一直谈到了杜威，胡适鼓励袁瓞：“江浙真是人才辈出啊，你身居茅屋而心怀天下，是难得的一片赤子之心。”在谈话中，袁瓞每句话都以先生开始。胡适于是告诉他：“其实，按古礼，你应该称我‘适之先生’。古人常说的‘名字’由‘名’和‘字’组成。古人之所以在‘名’之外再增加一个‘字’，那‘字’是有作用和意义的：一是表成年，二是明尊卑。晚辈对长辈都应该称‘字’，以表示尊重，我的字叫‘适之’，所以，你应该称我‘适之先生’。”袁瓞一听，连忙道歉：“对不起，胡适之先生。”“又错了，不能够要‘胡’字的，你这么称呼，叫不伦不类，哈哈……”胡适忍不住笑了起来。袁瓞这才明白称呼还有这么多学问，感叹“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不是虚妄。
袁瓞这次还向胡适请教，改良主义是怎么回事。胡适在介绍了改良主义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后，告诉袁瓞：“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这与胡适平日里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是一致的。离开“大胆的假设”，就很难产生、甚至不会有创新、有发展、有变革；但仅有“大胆的假设”、有“抱负”，不做“小心的求证”则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泥坑。二者不能分割。做事讲究方法，是“小心的求证”不可忽缺的内在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做事的方法。撇开意识形态，抛开阶级斗争，不戴有色眼镜看人看事，胡适强调做事要有方法的观点是没有错的。几十年来，我们不难发现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对改变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风气的进步意义和作用。在大陆，虽经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批判，然而，一旦政治环境有所松弛，谬误退潮，这“十字真言”的生命力就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由此可见，科学与真理是批不倒的。
第一次见面，一谈就是近两个小时。因为有外宾来访，胡适不能耽搁，此时已近午时，胡适虽不能与袁瓞共进午餐，仍要安排袁瓞吃了中午饭再走，袁瓞婉辞谢绝了。胡适遂从书柜里取出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四十自述》等五本著作，亲笔题赠送给袁瓞，还说“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当晚，胡适在日记中记下袁瓞来访的事。从此以后，袁瓞经常到“适之先生”的办公室或寓所去看他，向他请教自己读书遇到的困惑，每次捎去几个芝麻饼。胡适每次回赠他几本书，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亲笔签名，总交待说：“以后你要什么书，尽管来我这里拿。”
那天，胡适在和袁瓞谈天说地时，说到自己小时候最喜欢和同村的小朋友一起在池塘里游泳，后来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时，仍喜欢游泳，遗憾的是不久鼻子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很难受，不得不减少游泳，后来割掉了才不受影响。袁瓞听了，就顺便告诉胡适说，那真是不约而同！自己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适一惊，忙问道：“痛不痛？”
“不痛。听人说，不痛就可能是鼻癌。”
“那为什么不赶紧去医院医治？”胡适问。
袁瓞回说：“听说台大医院新到了一批钴十六作放射用，可治癌症，可是太贵，诊治不起。”
胡适对袁瓞说：“台大医院院长是我的朋友，你去治疗，一切费用由我承担。”一边说着，胡适拿起笔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对一个相识未深，眼下才偶尔见面的小贩，胡适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这正是胡适的可爱可敬之处。难怪“我的朋友胡适之”会有那么大的市场。也许有人会觉得胡适是高收入者，承担动手术的医疗费不会对家中经济伤筋动骨。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胡适收入不低（台湾公职人员工资并不高，胡适主要是有稿费和演讲收入），是事实，但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胡适的开销很大，购书，尤其是购善本书是胡适的一大开销，且常常为朋友和子侄上学慷慨解囊；而妻子江冬秀又是一个麻将迷，是胡适的一大负担，胡适曾调侃说：“太太花钱要舍得。”二是袁瓞倘若真的是癌症，需要动手术，这笔治疗和医药费是相当高的。几十年来，胡适对人的帮助都是非常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性。例如1919年，林语堂带着新婚的妻子到美国留学，他是半公费生，在美国生活相当拮据。偏偏在哈佛大学专心求学时，他的半公费奖学金又突然被停了。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起了一位当时还不是太熟悉的朋友——胡适。林语堂在万般无奈中给胡适拍电报，请他代向北大校方申请预支一千美元。过了不久，钱竟然寄来了。后来，林语堂得到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给胡适写信求助，胡适又给他寄去一千美元。林语堂学成回国，如约到北大任教，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两千美元的借款。蒋梦麟查询财务，发现并无此笔支出。蒋校长恍然大悟，告诉林语堂说：“那是胡适个人的钱。”林语堂深为感动。如此不留姓名地救人于困，试问当时中国有几人能如此慷慨！即使台湾那个不时喜欢骂人的李敖在年轻困难时期也是得到过胡适的无私帮助的。
袁瓞拿着胡适亲笔信找到高院长，高天成见到信，就知道这是胡适又在做善事了，不敢怠慢，安排最好的医生给袁瓞做了全面检查。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原来是一场虚惊。袁瓞也高兴，马上向胡适报了喜。
袁瓞与胡适的交往、友谊一越保持到胡适去世。在两年多的交往中胡适对袁瓞的来信，是有信必复，实在忙不过来，不能及时回复时，之后回信总是要说明情况。其中有一封信说道：
袁瓞先生：
谢谢你寄来的几封信和诗文。这一阵子，因为太忙，没有能给你写信，有几件就压在文件堆里了。你的女朋友的两首诗，今天没有找出来，稍迟找出寄还你。
因为你昨天的信上说，你十七日要来南港，所以我赶这信请你不要来，因为我明天就要出门去“躲生日”了。回来大概在十九日了。我劝你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万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着铅桶卖麻饼的朋友忽然失踪了，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
祝你平安
胡适
一九五九，十二，十四夜
胡适在信末的嘱咐不是空穴来风。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在台湾清党和整肃一切政治异己。袁瓞向胡适请教的政治和一些社会问题，都是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有时不免还夹杂着对政治时事的抨击。国民党为了防止人民思想的“异化”，只要是政治需要，对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和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的——威胁、恐吓、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胡适之所以说得幽默轻松，为的是使袁瓞免于紧张、担心。同时，也从中可以窥见胡适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不依法律办事，胡作非为，任意捕人、随意定罪的恐怖政治的不满。但限于身份，又不能对袁瓞说得过于明白。袁瓞是否理解胡适的的这一层真实想法，就不得而知了。
胡适从美国回台定居后，虽说担任的是同民党统治的台湾地区的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但由于他毕生追求科学、民主、自由、法治，宣扬平等、博爱、人权的政治理念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抵触，经常遭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心情并不畅快，特别是50年代的雷震《自由中国》案，对胡适刺激很大，几次发作心脏病。就这次与袁瓞见面后不久，胡适又因心脏病住进了台大医院。很巧，他的知交、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也住在台大医院，就在胡适隔壁的病房。一天，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拿了一块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吃过。”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芝麻饼，就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一个朋友做的。”在旁的梅贻琦更是幽默：“台北那么多卖芝麻饼的，都是你的朋友呀！”这二人的对话把梅夫人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于是胡适就把与袁瓞交往的事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的欢迎新院士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袁瓞闻讯后悲伤万状，急忙赶制了一副挽联送到“极乐殡仪馆”吊唁这位平易近人的“中研院院长”。他含泪对人说：“从今后我一照镜子看到自己的鼻子，就会想到胡适先生的人情，今生今世我再难遇到先生这样的人了！”袁瓞的故事为胡适先生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风添了浓重一笔。著名大学者不仅“往来皆鸿儒”，而且“相交有白丁”，身份卑微的卖饼小贩也成了他的朋友，其人格魅力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人格魅力，更反映出胡适思想中是怎样的缺乏“官本位”意识。其实，了解了胡适的为人，对此就不会感到惊奇。同情劳动人民，坚持真理，无意官场做官，贯穿了胡适的一生。1917年11月9日，胡适从美国回来担任北大教授不过三个月，见到北京城里人力车夫的辛苦劳作，不胜感叹，当晚就写了一首纪事白话诗《人力车夫》：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
你老的心肠好，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
全诗语言朴实，感情真切，对当时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作了有力控诉，充分反映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自己那无奈的心情。可不是吗？“诗言志”啊！
可见胡适与卖饼小贩的交往仅是胡适为人的一个缩影。他一生不以贵贱论人，待人接物不以个人好恶行事，重视友爱情谊，上个世纪30年代，他住在北平米粮库4号，星期日下午会见宾客，不论和尚、士兵、学生都可以不经预先约定就直接来访问他。久而久之，每逢星期日下午会见客人，雷打不动，形成规矩。他的夫人江冬秀开玩笑说：“这是胡适之做礼拜。”这个规矩，到了台湾一直没变。对此，胡适的说法是“我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胡适与袁瓞两人超越社会地位悬殊界限的忘年之交，折射出胡适奖掖引导启蒙青年的深刻用心。透过胡适的人际关系，庶几有助于我们或多或少认识更进一步认识胡适这个人，以及中国上个世纪前六十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与背景——一滴水也是可以见到太阳的光亮。
有人说：多读胡适可以改善人性。此言不虚，胡适的那些故事，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性的温暖。回顾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自由自在和那些事，至今似乎还会让人产生一丝的惆怅与无奈。胡适的胸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真正理解了人生后修炼而成的。这样的胸襟需要洞悉人世间的光明和黑暗、人生道路的平坦和困顿，方能真正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胸襟去包容世人，包容宇宙。所以，他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宽容是胡适待人对事的座右铭。他有一段名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说得是多么地好噢！其中所包含的内涵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与创新不可或缺的。
来源:《温故》2010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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