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映林:毛泽东与胡适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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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到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
二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不仅受到胡适的影响,而且在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得到过胡适的支持。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说明胡适不是口是心非。
是年
胡适的这段评介、赞扬,无疑是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极大支持与鼓舞。以胡适当年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影响,他的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一般文章所能及,即使如后来名声响彻云霄的李大钊、鲁迅文章也是一时不及。正是由于胡适对《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褒扬,使得该文迅速为《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后来大陆在50年代批胡适时,把胡适主持《每周评论》时撰写的这篇文章算到了李大钊身上。
根据现存已查阅到的史料,我们得知胡适当年还曾支持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胡适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也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时是得到了胡适的支持的。正因为这样,胡适才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重。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如果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没有给予支持的话,毛泽东是决不会写信向他报告湖南“驱张”后的新形势的。
三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统战策略,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努力争取的。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这年的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是年的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非常不满,1949年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讲了出来。
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都没有听。胡适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后笑拒了。这样一来,胡适从统战名单中除去了。 摘自《温故》之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