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国学探微]驳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 [国学探微]驳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作者：夏双刃 提交日期：2006-3-16 23:08:00
古今为文而浪得虚名者，莫逾胡适；胡适为文而浪得虚名者，莫逾《文学改良刍议》。审胡适当时，不过一雌黄小子，向于庚款留美诸生中，名殿牛后；复于美国求学期间，特好悠游。其数十博士头衔，多名誉之类，即如其最为正宗之哥伦比亚博士，亦迟至民国十六年始得到手，世人不省，乃呼之博士博士不已，胡适竟栩栩然而受之，此一耻也；己学既嬉，反欲凌迈诸饱学之前辈同侪，反噬国故，亵渎群经，后生不省，乃呼之导师导师不已，胡适亦飘飘然而受之，此二耻也。为白话运动，而自知菲薄，惟敢嗫嚅而称改良，使同志承金刚怒目之暴名，而自得其清闲，女子不省，皆呼之偶像偶像不已，胡适皆欣欣然而受之，此三耻也。得此三耻，而犹称文起八代之衰，比肩韩、柳，颉颃陈、周，斯耻更何其也！
余谓当日之留美俊彦，学力不逮胡适者几希，然十年后看，虚名躐等胡适者亦几希？此何故也？胡适所招摇者，适美国所骄傲者，即民主与自由是也。此故无害之学，然持此无害之学，以为自立门户之手段，以为灭绝传统之暴行，以为以夷变夏之倒戈，则不可不谓之有害之人，不可不谓之小人，不可不谓之国贼矣。余视陈寅恪谢绝哈佛，徜徉欧陆，念念不忘者唯中华衣冠，谆谆诲人者皆民族气节，真欲替胡适以头枪地尔！
余审国故之飘零，神州之陆沉，天下之寝亡，必掘胡适以鞭之。欲掘胡适而鞭之，必浚其源而梳其流，拔其纛而掩其灰。故余拈其发端作乱之篇以驳之，当此文章坏绝、贪欲横流、信仰崩摧之世，宁无君子与余同道耶？
盖胡适文学改良之论，不过八事，曰须言之有物，曰不摹仿古人，曰须讲求文法，曰不作无病之呻吟，曰务去烂调套语，曰不用典，曰不讲对仗，曰不避俗字俗语。觑其八事，不禁莞尔！盖其无一事非古人所曾论及，亦无一事可栽赃于传统之文学也。
一、驳所谓“须言之有物”
《易》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此非“言之有物”耶？余知胡适未读易经，亦无可厚非矣，盖孔子五十方学易，余何苛求乎胡适？审自古善为文者，谆谆以有物为诫，三千年未尝废也。今胡适乃遽尔曰“言之有物”，横槊凭陵，自以为有曹瞒之雄，实足发噱也。
胡适固自审不足，乃拈出情感、思想二事，以为依托，此乱紫以夺朱耳。盖情感者文章之灵魂也，审中华三千年文学，宁有一瞬而忘此耶？胡适适民初之世，定庵、公度已殁，领袖消歇，文坛寂寞，固百花凋谢，万马齐喑，然此不过一世之萧条，庸人之未逮，岂能将中华衣冠并缚而谤之？所谓行尸走肉之喻，固非谬矣，然为文者孰不知之，唯力逮与不逮耳！
若以思想为文者，则备足哂矣。所谓见地、识力、理想，此皆为文所必不可偏废者也。岂有为文而不逞其才、举其识、张其理想者耶？盖此乃为文者之本能耳，不知何关乎思想？夫文学诚有以有思想而贵者，如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等俱是也，然李白之诗、王实甫之传奇、兰陵笑笑生之小说，究以思想而贵耶？以文学而贵耶？夫康德、马恩、十力、漱溟，皆善于思想之贤哲也，然与文学何涉？普希金、泰戈尔、徐志摩、张恨水，皆未见有高明之思想也，然颇擅胜场于文学。余故知胡适不过持管以窥豹，必不能知豹之肝胆也。
胡适之见地特止于此耳，请看古人之见地。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扬子曰：“言心声也。”白香山曰：“事核而文直。”盖古人不特知言之有文、言之有物，亦知言之有指、言之有心，更知言之有度也。后人以孟子、扬子、香山为善文者，从其为文之法而为文，力有逮有不逮，其衷曲则一也。胡适强不知以为知，曰有物者有别于载道，噫！特敝帚自珍之雄耳！
二、驳所谓“不摹仿古人”
胡适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者，剽王静安之论耳，诚荦荦大者也。然文学之时代性，谓因时代而递进，非据时代以分裂也。魏晋江左之佳什，仰诗骚为正宗；韩柳欧苏之名篇，奉班马为圭臬；又长短句者诗之余绪，折子戏者余绪之抽；即若白话小说，亦不能脱诗词章回之学。余但信商周不能为唐诗，相如、子云不能为宋词，而不信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更不信“即令作之，亦必不工”！贾谊、相如在汉，骚不逊楚；韩、柳在唐，文不逊汉；东坡、放翁在宋，诗不逊唐。即若明清以来，夏完淳之大哀，何输与汉；黄仲则之绮怀，何输与唐；曹雪芹之红楼梦，何输与施耐庵；柯劭忞之新元史，何输与宋潜溪？彼必欲合施耐庵、曹雪芹为同时代，则孰不可以为同时代？
以胡适所见，一时代视前时代之文学，何止不遑多让，直若糟粕耳。然唐宋既视三都、两京如糟粕，明清何不视李白、杜甫如糟粕？民国何不视施耐庵、曹雪芹为糟粕？我辈何不视胡适、鲁迅为糟粕耶？夫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者，一代复一代更进之文学也，愈进一代，则境界拓大一代，沉淀深沉一代。如通天高楼，上一层则多千里，然向来层阶，又宁能视如糟粕耶？于是知胡适之论，不过空中楼阁之论；胡适之人，不过云里雾里之人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真理，试看胡适“不摹仿古人”之论。何谓摹仿？婴儿问世，不摹仿无以知行走；童蒙初学，不摹仿无以知得失。故通天高楼，前人为造阶梯，后人拾级而上，此摹仿也。汉人学楚而更进，魏晋学楚汉而更进，唐宋学楚汉魏晋而更进，明清学楚汉魏晋唐宋以更进，以例推矣，如是则一代强乎一代，文学亦一代远较一代为高明也。使今人不学《诗》，则《诗》当焚乎？然今人果不学《诗》矣，此胡适之罪也。
胡适果不学《诗》矣！“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礼也，非辞也。盖中国典章制度，大备于周，卿大夫诵诗，外交以成。三千载以下，犹存乎庙堂之上，若黄钟大吕，不可须臾倾废也。胡适以文学而讥之，实无礼之狂徒耳。若是，则视基督教之“阿门”何如哉？
余读胡适所举之陈伯严诗，真嚼蜡也。然胡适何不举黄公度之台湾诗、汪精卫之题壁诗耶？试问以《尝试》、《去国》之文法，能作引刀一快否？故陈伯严之病根，彼自折磨而已，何坏乎七五言之佳文字？胡适之用心亦可诛矣！
胡适以白话小说为中国唯一无愧于世界之文学，实自卑心理之表现耳。余生百年之后，虽爱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链生之小说，亦不信其可逾黄公度、王静安、杨云史之诗词也。盖小说叙事者也，与世界各国无异；而诗词者国粹者也，为世界各国所无。余度胡适之意，必以此弱国之粹为羞耻，以此弱国之文学为敝屣也。然诗词之道，置之开元则强，置之天宝则乱，置之靖康则哀，所谓乱世之音哀以思，国乐、国画、国剧，莫不赖此而为国粹，愈乱世而愈见其精神。今胡适不察，以他国之寸量中华之尺，宁不自暴其短欤？
自胡适以来，诗骚寝灭，学子无以知雅俗之辨，庙堂不能见春秋之言，古之礼法均荡然矣。余羡五四青年，犹有童蒙之学，能通古今之变；余伤五四后之青年，惟学三民马列，读白话散文，偶有几章唐诗，不过画饼充饥，能看而不能食者也。余者，皆外国文学也！噫！此特文学之殖民地也！
三、驳所谓“须讲求文法”
胡适以国人不讲求文法之结构，余意甚不解也。夫中国能为文者何止千万，竟皆不讲求文法者耶？胡适以国人多不讲求文法，余以国人寡不讲求文法。夫文言有文言之文法，白话有白话之文法，中文有中文之文法，洋文有洋文之文法，胡适欲以洋人之文法变中文之文法，以白话之文法变文言之文法，此何等流氓之行为耶？
如是推之，骈文有骈文之文法，律诗有律诗之文法，苟必以白话之文法为骈文，则骈文必死；苟必以新诗之文法为律诗，则律诗必亡。王勃之四六名篇，以白话判之，必为赘冗；杜甫之五七佳构，以新诗判之，必皆蛇足。审骈文、律诗，重建筑之美，境界之高，有殿宇之匀称，亦有园林之别致，固非洋人所能知也。探其源始，则出乎汉字之本。夫汉字表意之文字也，若以表意之能，岂记音之洋文所能及耶？且以汉字为文，历三千载，于表意之高明，岂操若干字母之洋人所可妄议哉？胡适特洋人之庸徒耳，故反噬国故之心虽有，昂藏抗礼之才则无。有者，惟愚弄青年耳！
胡适以讲求文法为不足辩，余亦以此为不足辩，以上寥寥数语，聊聊而已！
四、驳所谓“不作无病之呻吟”
稼轩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强说愁者无病呻吟也，无病呻吟者少年也，少年者胡适也。胡适特爱上层楼之少年耳，五四青年亦爱上层楼之少年也，故胡适呻吟则少年呻吟，呻吟者病态也，病态者反以常态为病态，不亦谬乎？
金兵南下，公呼渡河，故稼轩虽非文论家，而知无病呻吟之谬。屈子、贾生、王粲，皆怀沙有恨，纵非文论家，亦岂不知无病呻吟之非？胡适则欲使青年不学屈子、贾生、王粲，而学费舒特（Fichte）、玛志尼（Mazzini）之属，余不知五四之青年，如何竟不为屈子、贾生、王粲作赫斯之怒也。
寒灰者悲凉之感，死灰者绝望已极，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哀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皆人情之本能、自然之流露也。胡适竟以此为亡国之哀音，余不省其何意也。贾生赋鵩鸟，汉室方隆；王粲赋登楼，英雄并起。曹公暮年，壮心不已；杜甫秋风，寒士开颜。希腊以悲剧自强，日本以哀伤惟美，此皆不免秋风落日之类，然则何伤乎文学耶？且寒灰、死灰之属，皆成词已久，胡适必欲扑灭之，则其獠獍之心，立可知矣。
病国危时，胡适以痛哭流涕为无益，此亦不然矣。二十年后之九一八歌曲，岂非痛苦流涕者耶？国人闻之，莫不相向痛哭流涕以至于失声也。人之初生，即痛苦流涕，此人之本能耳；文学者性情之响，乃本能之发挥耳。故痛哭流涕者，实为文学之灵魂也。审九一八歌曲，凡我国人，无不痛苦流涕，适足以激发民族之决心，促成民族之团结，宁可诬之为无益哉？《世说》载：诸公新亭对泣，王敦独作愤语，曰欲克服神州。然王敦究曾克服神州否？盖胡适者，王敦之类也。
至于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国人亦深戒之，先贤高论多矣，岂待胡适？
五、驳所谓“务去烂调套语”
虫沙、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皆淘汰之语词也，蹉跎、身世、寥落、飘零、寒窗、斜阳、芳草，皆传世之美词也。胡适不知，必欲齐而论之，使斜阳不能语，芳草不能道，芳草斜阳之美境不能言，真文学之贼也。
清真、美成之词，太多翠葆、蛾绿之类，此其弊也。后人或美其辞而学之，或知其弊以戒之，故词者雕虫一技，而派系多矣。诗、文、戏曲、小说亦如此也。衍至民初，各有其宗，皆未绝也。睹胡适所征胡先骕者，词人之末流耳，先骕亦不以此闻名也。何则胡适竟欣欣然有得色，自以为得计，真小人得志矣！
格律诗之势微于今日，如雅颂体之势微于汉晋也。今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名词遽变，真梦幻泡影耳！故格律诗五七之言，不合时宜，必不能当此变也。然后生可畏，即今日之网络，爱此道而工此道者，亦绝不少。胡适卖其友胡先骕为例，余亦卖余友孟依依为证。试举孟依依一词，与先骕词同录于下，可明其理：
“雪霏霏，春杳杳。一树梅花，一树梅花好。爱惜琼瑶何忍扫。雪满园庭，雪满园庭道。 念行人，铺素稿。欲写相思，欲写相思巧。只说梅花将落了。君要归来，君要归来早。”——孟依依之《苏幕遮》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 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胡先骕之《齐天乐（节录）》
钱仲联曰：“自有为词被胡适所讥者，时人学梦窗者多有此失，不独先骕为然。”胡适以先骕词为脱离实际，余亦以为然。然胡适若见孟依依词，又岂能讥其为脱离实际者耶？孟依依之词，亦多霏霏、杳杳之烂调俗语也，然其精深之处，足以动心。孟依依之词如此，则民初之诸大家，岂不如孟依依哉？而胡适惟举其小友先骕而折之，此其偷梁换柱之计也。
余意孟依依之词，颇多小儿女之态，然余友徐晋如之词，则可与千古词人相埓矣。
古今第一伤心，都因浊酒销清志。云来海上，风从雠国，醉予如此。大野鸿哀，庙堂柘舞，不争何世。对新蒲细柳，蛾眉惨绿，还独洒、新亭泪。 惯见成名竖子，遍乾坤、炫其文字。茫茫八极，沉沉酣睡，似生犹死。江汉难方，香荃谁托，两间憔悴。向人前应悔、倾城品貌，被无情弃。——徐晋如《水龙吟》
胡适所谓烂调俗语，于徐晋如词亦多矣，然晋如之词，慷慨深沉，英雄块垒，非如此烂调俗语，不能得此！盖胡适为诗词，但能打诨而已，故不能知诗词大家之心志也
六、驳所谓“不用典”
用典者，为文之难事也，素为文法之两难。稼轩掉书袋，常遭诟病，此其故也。稼轩一世之雄，犹得诟病如许，遂使胡适之徒，知用典之可乘也。故胡适所为八事之中，皆蜻蜓点水，惟于用典一事，能穷追猛打矣。
“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皆用事也。余本胡适小心求证之治学态度，读上古至隋唐之诗，逐篇而诵，摘其要句，成《诗史》一书，其中有专言用事或用典者，特录于下：
“左思用事，每有独创。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感事伤己。然其‘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俱不出用事之定式。使鲁连必傍秦字，李牧不脱赵名。视唐人则悬梁何必是苏秦，曳犬不止有李斯。盖用典之成熟，尚待时日。兹献用事三定式备哂：
双对句——如上‘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
单对句——如上‘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
陈述句——如上‘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此三定式，貌似简单，而自汉迄唐，颇少逾越，逾越者尽一代文雄也。”
故用事、用典云云，渐进之名词，发展之文法也。自汉迄唐，纵以陶潜、鲍照之才，亦绝少逾此三定式也。而四杰以降，鸡犬升天，诗人之用事渐趋隽永，彷佛羽化，遂标以典名，示其雅也。使闻“退避三舍”，必若见晋文之鼓；闻“莼鲈之思”，必若寄江南之旅。此无限拓大之境界，亦无比精深之匠心也，岂普通之用事所能及乎？胡适强不知以为知，竟分门别类，妄剖广狭，亵渎经典，篇幅虽费，恰博士买驴耳。
夫“退避三舍”，《左传》言晋文楚成之事也，国人孰不知之？盖此精彩故典，苟若不知，犹西人之不知挪亚、摩西者也，将何敢自称中国人？当今之世，传统断绝，不知者差强不足罪；然当胡适之世，经史未废，不知者必荒于嬉也。不意胡适竟云“终以不用为上”，欲易“三舍”为“百里”。噫！退避百里者，胡适博士之文学也。
诗盲以诗为酸，文盲以文为耻，典故盲以典故为洪水猛兽，胡适但赞其所知之典，乃非其所不知之典。盖诗词本高雅之学，不用典何以为诗词？用典本艰深之事，不苦学何以能用典？彼不知典而詈诗，更以诗人为懒人者，犹不识字而骂娘，怪亲娘不富贵者，皆流氓无产者之类也。余审胡适，特一文学之流氓无产者也。
有善用典者，必有不善用典者；有佳典，亦必有恶典。若夫僻典、泛典、不合文法之典、失其原意之典，则孰不知其非，而待胡适言之也？若“阳关三叠”、“莼鲈之思”，今人虽寡用之，然尚在两可之间，断难定论矣。余故知胡适所谓懒不可救，是其自欺欺人也。
七、驳所谓“不讲对仗”
对仗者骈文律诗之本也，而寡见于古文。韩子伤四六之弊，乃起八代之衰，复兴古文。审韩柳欧苏之文，皆寡于对仗者也；然韩柳欧苏之诗，则皆工于对仗者也。故对仗者佳构也，惟不重于古文；为文者非不能也，惟为或不为而已。
若声律之学，源出江左，此前之文赋诗歌，纵多对仗，亦绝无平仄之限。此后既知平仄，乐其音声之美，乃有格律之学。此后之为古文者，偶于文中对仗一二，若得其法，栩栩有趣，可谓点睛。然善为古文者之对仗，亦必不拘于平仄字数之类，恐妨文章之整体美也。此较排偶高明，而较对偶自由，亦中国文学之独到处也。
而若为骈文、律诗者，则务须讲求对仗。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皆为见功夫处。若排律者，皆游戏练笔之作耳，不可以文学价值判断之。且各类对仗，纵无通篇之美者，亦多拔萃之句。“寒堂渡鹤影，冷月葬诗魂”，排律之截句也，然非良句乎？余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杰出之文学家，亦绝不以林琴南、徐枕亚、苏曼殊为小道之文学家。孙中山讨袁，以骈俪壮其声势；吴佩孚骂梁，以声律佐其文采。阳春白雪，知之者少；高山广陵，一曲成绝。骈文律诗者，即二十世纪之广陵散也。故骈文律诗断非小道也。胡适欲芟夷骈文，扫灭律诗，直说可耳，余不省与对仗何干！噫！博士呵博士，逻辑混乱之博士也！
八、驳所谓“不避俗语俗字”
胡适果下里巴人之文学家也，故不避俗语俗字。余亦不以下里巴人为耻，惟下里巴人者，特市井流行之物事，如小说、戏曲、杂文、流行歌曲、大字报、灌水，皆必下里巴人而可勃兴焉。胡适欲推广白话，必下里巴人；欲芟夷旧诗，必下里巴人。故胡适虽称文学改良，而后人呼之文学运动者，下里巴人之谓也。
若胡适白话之论，余稍无异议也。夫白话确有推广民智、沟通中外之功，当此之世，非白话则无以措手足也。然中国之白话，又何待乎胡适？三言二拍、水浒红楼，皆白话也；清季谴责小说，亦多白话也；王照先胡适二十年而倡白话，张元济、章太炎虽轻胡适，亦有白话之作。白话之作，必不避俗语俗字也，如武松谑孙二娘：“兀那不是便毛！”薛蟠解蚊子歌：“一根фх往里戳。”何其俗也，而何曾避？明清如此，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链生亦如此。苟能为雅文学者，亦必能为薛蟠体；能为薛蟠体者，未必能为雅文学也。雅不易与，而俗易与。今胡适欲人皆学薛蟠体，而不欲人先学雅文学，是使俗之愈俗而雅之亦俗也。
胡适以蒙元文学为高，此其以夷变夏之明证耳。有元一代，近乎百年，蒙人屠戮巨姓，驰马良田，徒炫武力，无视文人，华夏噤声而不敢言论，诗骚萧歇而无以传承，故使说唱文学大行于世，以市井闾里，此最易与也。余观三国、水浒之诗章，皆不若后来小说，此之证也。明季光复，士人念念以中华衣冠为美，遂兴复古之学，以去腥膻之气。衍入诗文，或有矫枉过正，然视蒙元之萧疏，已不可作同日语。满清入关，易华族美服，士人羞痛，然毕竟假文人以治天下，故诗文之学，气节虽变，而体例一也。不意二百年后，胡适胡服归国，便骑瞎马而骑射，向睡狮而亮弦。纵灭宋之张宏范、髡毛之孙之獬，亦不曾挥洒若此。而今衣冠尽古，风雅都绝，胡适犹遥称君子，余真替国人不值矣。
故俗语俗字者，文学之形式也，能雅善俗者代有不穷；衣冠风雅者，文学之本质也，存古开新者世皆所希。胡适两非其人也。
余所以驳胡适者何故？若夫今之国人，皆能作一二文言，知一二典故，能诵孔夫子诫，读太史公书，则传统续绝，衣冠尚在。如此，则余何须驳之！若西方之文艺复兴，亦于万马齐喑之时，若干杰出文士，苦学拉丁文言，供聆往圣奥义，复明辨而发挥之，成一代新学，西方以此复兴，霸数百年，中国亦罹其祸。清季椎发陋服，人民窒息，固望洋兴叹，特多羞恨。使明季犹存，衣冠齐楚，风度翩然，断不至如此自卑也。夫中西文化之优劣，岂可等军事而一之。故熊十力、梁漱溟诸贤哲，皆辩而下之；王国维、陈寅恪诸先师，皆合璧中西。而胡适等人，惟知师洋人而绝席于业师，羞中华而泄愤于文化，不可不谓偏激矣。所谓五四青年者，皆有破而无立，故当年之烧楼殴赵者，恰二十年后之汉奸；当年之激扬文字者，恰五十年后之独夫，此皆其明证耳！
放之文学，则自胡适以后，文学果大胜于前否？“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皆旧体也。新诗已九十年，而国人耳熟能详者，能有几首新诗？白话散文亦九十年，而国人熟知之名句，有几出乎此哉？然胡适之影响亦深巨矣，视当今之公文，虽非文学，然无不符合胡适之八事，其较明清之八股，更多几股耶？其他如天安门诗篇、红卫兵标语，善恶有别，而才华无异，皆胡适之门徒耳。此文学运动之流弊耳！
余论
夫《易经》、《诗经》、《书经》，皆上古茫昧之篇。非今世视之为茫昧也，即太史公之世，亦视之为茫昧也。何以故？盖上古记事，皆以其当时之白话。故《易经》者殷商之白话，《诗经》者两周之白话，《书经》者或三代之白话也。然一代有一代之白话，故以孔子之能，治《易》不易；以郑玄之才，授《诗》曰能。夫太史公书，亦多当时之白话，然后人尊其垂范，以为治史之标准文体，故二十六史，皆太史公体也。即若齐梁骈俪盛行，范晔、沈约犹不能辍此。至唐则有古文运动，韩子起八代之衰，存骈文为旁技，复古文之正统，儒学因复兴矣。睹唐以降，文风或变，然其骨骼精神，皆太史公所制者也。故清代能读汉代之书，民初亦能知千古之变。明之童子，诗有唐风；清之异族，词逾宋格。揽两千年如一体耳，故金城汤池，一人叛而家族怒，国家亡而天下存。若夫司马迁、沈约、韩愈、苏轼、宋濂，皆以当时之白话为文，则百年不相知、隔代不能读也。《史记》之于唐人，犹《尚书》之于汉季也。如此，传统必支离破碎，国家必分崩离析，中华亦早湮没矣。嗟乎！胡适尚有童蒙之学，虽颇荒于嬉，然毕竟之乎者也，句读尚解；而胡适之后，顿寡经史之学，至今神州十亿，能读史者，百不遗一矣。今不能知古，来不能知今，世情淡薄，信仰崩摧，余穷其根源，其一要者，正在胡适也！
胡适：文学改良诌议[ 1917年1月]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咸”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禾农）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古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儿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
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链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马肃）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饣豆）（饣丁）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岂有鸩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钮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狼虎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木巳）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艹专）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艹专）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艹专）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人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原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2卷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