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往事的西洋镜

              往事的西洋镜——我看《倾城之恋》 

    一个倾覆的的大都市，她遇见他。想想那面厚实坚硬、斑驳着沧桑的墙，与一座飞跨的桥先接着，似乎有着某种情理上的突兀。桥与墙，本身便组成一个悖论，可以向两个方向推演的一道论证题。穿越一座桥过去，走到一个延展得阔无边际的墙下，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结束和实实在在的恒久；从墙根下出来，穿越一座浮桥，便是浅水饭店，香港最奢华的街区。后者像是一个深的隐喻：从一种古老的誓言里走出的爱情，蓦然置身于浮世繁华的不确定中。　　这似乎是张成心布置的一个矛盾背景。也如她选定的一对人，一个是留洋归国、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范柳源，一位是隐身于传统中国文化深闺的没落世家小姐白流苏。只是这样还不足以构成矛盾。偏偏白流苏是一个离婚女子，年轻而寡，本来可凭自身优越的身体条件去那光风霁月的浮世悲欢中捞得一纸生存的通行证，无奈又违不得几千年的“女子不出门”的世家纲常，心里也走不出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套子，因此不得不寄身篱下，横遭了七八年自家人的白眼，只盼得有朝一日可“再嫁从身”，觅得一份婚姻保障下的“经济安全”。再说说范柳源，成长于英伦。一应的传统观念在他看来多是痛苦的、无法接受的，带着深深的文化隔阂和动荡时局中的情非得已。对于流苏，他认为她是他想象中的传统女子，守礼、严谨。无才便是德的中国女子，没有染上“西学东渐”过程中积蓄的末世颓靡的流毒和享乐主义的病态放纵。然而对于平生浮浪惯了的柳原，接受这样一个美丽而渺茫的女子未尝不是一件道德上的压力，固然她的美可以给他美妙新鲜的、干净的刺激。因此这份谅解来得十分不易。幸亏一场战争，毁了那份末世繁华的平衡，恍若一瞬间所有的泡影都被打破，所谓的文明不复存在，一切必需从最初开始，包括价值和信仰。尽管，那份信仰是战时的，未完全形成的。
　　与其说张的《倾城之恋》是部战时的爱情小说，不如将其认同为一个破碎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的支点和生命存在的出口。40年代的香港，暮色如秋，一弯惨淡的纤月昏昏然挂在半吊着藤花的阳台上，森冷如霜。有浮生的寒苦和辗转的古意，掺和成末世的苍凉浪漫。张运用回眸的姿势，遥遥擎着望远镜，镜头随人物的遭际或远或近，把人物心理的思绪勾回铺展在支离混乱的时间荒野里，予人品咂不尽的久远旷味。
　　他去她的房间看月，那泪水中的月亮白得虚晃模糊。人仿佛只是一个幻影，生活重重地跌入一个华而不实的睡梦。相对安稳的浮生，因此吊在半空，并不觉得踏实，这梦般的美好原来如此不近人情。生逢离乱，自然聚散难期。因此范的口中带出张氏的悲叹：死生契阔，如此广袤生死是由不得人的，战时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流苏的怅惘不是没道理的，他和她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一个特殊的十字路口——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战争稍歇，一切都是实在冰冷的现实。
　　墙在文中出现了三处。具有潜在的暗示意味。第一处是柳原初遇流苏，跨过去一座浮桥，一堵墙突兀地横在眼前，自然易使人想起地老天荒之类的词语。这是一处思想的对冲，至少是范柳源这位久经羁旅的华侨子弟无法一下子接受的，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末世生存的绝望和亘古久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神圣所在的对冲。早年的异国风情先入为主地占据了其对整体生命价值的取向和思考，因此他无法认同时下不伦不类的新瓶装旧酒式的都市风流，反是传统一些的中国让他更容易接受。不过也只能是想象中的接受，实践起来是很难的。他是生长于墙外的，正如流苏所言，因此还能勉强认清自己和墙内的生活与社会的距离，而她则是一直成长与墙内，因为不甘心做“出墙红杏”反而保持了一分传统的纯洁与天真。而这时的他和她仍是不适合的，因为没有一处共同的根基。
　　其后的一处出现在1941年，香港沦陷之时。还是浅水湾饭店，一间敞厅打得千疮百孔，墙也坍了一面，所有人逃无可逃，惶惶不可终日。墙坍了一面，似乎是一种希望的昭示。人的信仰是这样，先破后立。坍倒的墙，原本的那幽暗背景下古波斯地毯上的才子、佳人式的中国情调和爵爷公主式的西式调都已不复存在，失去信仰的人群一下子困惑起来，在战争的十字路口迷失了。迷失了，所以才会蓦然意识到身旁实实在在的事物，那些熟悉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怜的慈悲。所以“在那一刻”，他只有她，她也只有他。最后一处墙的的出现是回忆式的长镜头，带点自嘲的味道。
　　她蓦地搂紧了睡在身边的他，他抽出一只手紧紧握住她的手。是了，这已不再是梦，梦是战时的落花流水，已然沦陷。她是生在清朗的月色里，听着悲凉却也爽利的风，眼前还是那堵厚实的墙。那是一种原始的、颠扑不破的地老天荒。她的内心开始真正树立起对他的信仰。这信仰，不是浪漫的风花雪月，而是死心塌地的默然契合。这，兴许也是张默认的“执子之手”。她不说“与子偕老”。只是说十年八年，无形中赋予了这相当完满的结局一种不得已的色调。略嫌冷淡，却也使人分外清醒。
　　风光一时的萨黑夷妮，这西式风流的核心人物，也因了战争而一无所有。像一朵不经风雨的花，俗艳妖媚至极，终是难抵世态寒凉。她不是流苏，没有东方式的隐忍和恒久的淡定，因此只做了一个浮嚣的背影。她没有实在的信仰，因此不能在一种生活平衡被打破之后去适应另外一种截然迥异的人生。
　　张在小说中提到了一个细节，这对于解读范柳源的复合人格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口。他是“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这绝不是英伦的绅士风度，但却是生存最基本的要求。他是粗枝大叶的树，固然长期的贵族生涯把他修葺得齐整俨然。然而在遭遇风雨的时候，这棵树必然能够毫不犹豫地展示出与之斗争的原始力量。一个真实而强有力的男子，不是文弱的，没有酸气；亦不是附庸风雅的，没有上流贵族的孱弱。
　　流苏是平静的，一条淡然流淌了多年的女人的河。柳源刚好是第一位恰巧出现在河边的汲水男子。只不过，是在一种难能的巧合下。一个都市坍塌了，他们的背景蓦然变得遥阔、原始，像一支茫远的古歌，唱得悠远淳朴，带着朝圣的虔诚和远足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