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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族是在清末从山东逃难过来的，更准确地说，我的高祖父当时孤身一人穿过兵荒马乱来到这个小村子就没有再继续逃了。现在不可能再去探寻他为什么停下来，总之他定居在当地，开始了本分的农民生活。

由于当时荒地太多，所以如果肯下气力生活就肯定会好转，高祖带着我曾祖父兄弟四人正是如此。在曾祖他们都长大成人以后，他们甚至可以考虑培养一个识文断字的家族代言人了，我的祖父幸运的被选中去读书，此时已经是民初了。

民国是个大动荡大混乱的年代，即使是最偏远的乡村也避免不了它的侵扰，更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家族也是如此。

我祖父兄弟四人，祖父行三，他的叔伯弟兄有十几个，俨然当地的大家族。当其时，虽然每“房”（家族分支）的土地是各自耕种，但并没有分家，高祖父已经过世，所有的大事决定权在于老迈的高祖母，妯娌们分成几组轮流做饭，想象几十口人一起开饭的场景一定很壮观。

依照古礼，家族的土地是首先划出一块比较肥沃的来配属长子长孙，即所谓“林地”，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各“房”。“林地”的作用是保障家族祭祀和对外交涉的费用，高祖母在世的时候，这个进项是由她老人家支配的。大曾祖父作为长子对外代表家族，但回到家里也必须恭顺地早晚给高祖母请安，按照高祖母的意思安排家务。

祖父在高祖母的关爱下走进学堂，费用出自“林地”，虽然他的父亲不是长子，他也并不是长孙。

祖父念的是县城里新式学堂，长大后又到日本镀金一年多。由于祖父的早逝，他就读的是哪所学校和具体专业已不可考，好像是在千叶的一个什么学校，可惜家族里没有第二个识字的人能够有意识的记住这些掌故。

说起来不可思议，这个家族所以不惜血本培养读书人，竟然只是为了“打赢官司”，想必高祖父逃难的原因应该不那么简单。

祖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思想上向往外面的世界，乃至他把小妾都赏给了和他一起长大的长工。那长工家只有一亩半地，父辈还不是长工，直到解放后也还和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由于家族庞大，与外人的争讼之事屡有发生，加之有外人求写诉状，所以祖父根本不可能获得允许外出谋事。祖父把一肚子怨气发泄到我奶奶身上，对其的苛刻甚于对长工。我奶奶的忍气吞声也没有能够拴住他的心，最终祖父扔下妻儿远走察冀，这是后话。

据说当时仅凭祖父的一纸诉状，我们家族就能打赢官司，对方甚至可能有牢狱之灾。由此家族的声望也逐渐提升，当家的大曾祖对祖父的表现很是满意。

那时当地一直有不少小股的土匪出没，土匪大多是蒙城一带的，但对于我们这样的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土匪们并不太敢招惹，但骚扰总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土匪“二撇子”赤手空拳大白天独身闯入家中，“饿了，让婶给做点饭吃”，很显然是吃霸王餐。饭是小事，冒犯就是大事了，据说是因为“一口一个婶”才没打死他，耗到黄昏最终给他吃了“韭菜炒鸡蛋”。后来打听到是他们土匪之间打赌，“看能不能吃到我家的饭”。这个事件发生在三零年左右，之后家里用一百块大洋买来了一杆快抢，土匪们使用的不过是土枪而已。

三一或三二年，我们县曾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交农”事件。

所谓“交农”，就是农民罢工，农民们把犁耙等农具带到县城堆积到衙门后扬长而去，表示“老子不干了”，并不需要和政府交涉。各衙门无法办公，自然会想办法处理和满足农民的要求。祖父参与联络和组织了这次“交农”，其后作为农民代表之一和政府交涉，最终政府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并把堆积的农具送还各地农民了事。当时“农民”还不是一个近乎侮辱性的词汇，不然祖父肯定会以“海归”的身份出面了。

这是我所知道的与祖父有关的最大的事件。

这个事件发生不久，祖父撇下妻儿不辞而别，那时父亲还没有出生。

祖父出去大概只半年就回来了，回来时非常风光，是“带着两个背着盒子炮”的卫兵回来的。原来，祖父已经是冯系军队某周姓师长的副官了，中国人总忘不掉“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祖父肯定是显摆的成分多一些。祖父小住几日又离开了，一家人欢天喜地之余，没有谁关注奶奶的感受。

我印象中没有人记得祖父曾经写过信回家。

几年杳无音讯之后，祖父突然出现了。这次回家没有了上次的风光，祖父憔悴狼狈得很，并且没有穿军装。他带来了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东洋人打进来了”，他们的部队被打散，而他本人已经又在外已结婚生子。当他提出卖掉他的份地再出去时，整个家族不干了，奶奶和年幼的大伯成为他们反对祖父的最大的理由。

但是，真正的理由是传统心态：从高祖父两手空空在这里定居以来，这个家族只有开荒买地建房的份，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卖地。卖地总是和卖房、卖儿卖女联系在一起，只有为人不齿的败家子才会干出来。大曾祖父是一家之长，他的态度很坚决，“一个土坷垃也别想卖掉”，并且由于“外面兵荒马乱”，命令看住祖父让他老实呆在家里。不知道祖父怎么想，而我感到幸运，当时我的亲二伯还没有出世，而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

鬼子的前锋很快过去，并没有在我们那停留，只留了十来个兵守在县城。然而，这十来个兵也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我高中时一个同学说，他们那有个靠近京沪铁路的大村子被鬼子几乎杀光：近千人全部被集中在村外土岗上，杀了七百多人，最后一两百没有杀，“鬼子杀累了，坐在土坡上歇息抽烟”，等待中这些没有被捆绑的老百姓终于在不知谁的一声喊下四散逃命，那句喊是——“快跑啊”！鬼子们也并没有追赶，只是放声大笑。

祖父困守家中实在无事可做，无聊之余就在集市附近开了个免费的小学堂，或其真心要教育兴邦也未可知。然而，祖父从此再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最后默默无闻的病死家乡。

我们家族的门风比较彪悍，可能源于我们的山东血统。

日本鬼子占领后，我们家族出了四个游击队员和两个新四军战士，五伯是其中一个。

五伯是家族排行，比我亲大伯还要年长。五伯生就一副彪形大汉的模样，加之脾气暴躁，好打抱不平，当地人都敬畏几分，于是大曾祖就安排他守护庄稼和看菜园。

据说，日本鬼子来的前一年，五伯曾用私刑处死一个小偷。那是个人见人弃的乡村无赖，就差没去当土匪了，但五伯处死他的手段也让人头皮发麻。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个倒霉的小偷被五伯抓了现行，五伯把他捆起来，然后用小米熬了一盆稠粥，用勺子一勺勺喂他吞下。滚烫的粥肯定吞不下，五伯是放一盆凉水在旁边，舀一勺粥在水里飞快浸一下然后喂那小偷。如是者再三，喂掉半盆粥，然后解开小偷让他滚了。然而，那小偷没有走出两里地就被烧破肚肠而死。

五伯恨不出生在冷兵器时代，据说他可以用两根手指挑起打场用的五十斤的“落石”，能单手提起三百斤的“石磙”，赤手空拳三二十人不能近身。

我们村靠着公路，是自城北入城的唯一大道。那时节贩夫走卒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重要一环，交通工具是四个木轮的畜力大车和人力独轮车，由于村庄稀落，加之世道不太平，走夜路需要很大的勇气，时有土匪出没不说，更多的是装神弄鬼的拦路抢劫。

穷乡僻壤，鬼神之说通常盛行，然而五伯偏偏是不信邪的人。听说十几里外的茅草岗上出现“吊死鬼”劫财劫色，五伯挑一个夜晚独自去了。久寻不着就坐石头上等，也许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吊死鬼”看在眼里，但一个没有行李的单身男人对“它”没有吸引力，所以才不出现。看到这个男人竟然没有离开得迹象，大概担心影响生意吧，“它”出来了。

随“它”左跳右跳，做着各种嘴脸，五伯端坐不动。在“它”伸头向五伯吐出舌头的瞬间，五伯一巴掌打过去。

顿时，整个世界清净了。那“吊死鬼”一溜烟跑掉了，“它”实实在在就是一个——人。

五伯有次走夜路，转上一个小土坡时发现了几个埋伏的强盗，他想起了刚刚超越的两辆贩运大车，便装作没看见折头回去。

五伯让大车跟着他，然后大踏步走在前面，几个强盗显然没有料到他去而复返，轻呼问谁，五伯大喝“刚才是谁还是谁”！众贼终不敢发，任由他们过去。

日本鬼子打过来时，我们那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跑反”，就是“鬼子东来就西跑，鬼子西来就东跑”，仅仅根据传闻，并没有谁见到真正的鬼子。

然而，有一次跑反的人最终和鬼子遭遇了，鬼子远远的开了枪，竟然打死了我曾祖母抱在怀里的一个姑姑，五伯的亲妹妹，跑反的人群就被打死了这个刚断奶的小女孩。五伯是看着妹妹死掉的。

五伯回到家就让人打造了一支矛头，我小时候还见过他留下来的一支矛头，近四十公分长，可以想象装柄后格斗时的杀伤力。

在我那小姑姑被鬼子打死不久，我们村实实在在发生了一场战斗。

前文提到过，鬼子一路杀过来，逐城攻击，大队鬼子过去了，很小部分留下来占领城池，其势力还没有波及乡村，所以竟然有一股国军路过驻扎我们村子，附近几个远些的村子也都有国军驻扎。村前村后都挖了机枪掩体，好像他们并不急着要走。时间是1937年的冬天。

现在是时候介绍我们村子的地理环境了。

我们村东面紧挨着一条河，夏天有渡口，冬天水少就架个独木桥，渡口联络着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对岸是公路，渡口及公路两边是露天集市，南边离村半里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北面一箭之地有一个长满杂树的土岗，西面是一马平川。

某天，某人起早去县城卖红薯，不然就是豆腐，经过我们村时还没有天亮，走过土地庙一里地不到就连滚带爬地回来了，挑子也扔了——鬼子没有走公路而是沿着几乎干涸的河道摸了过来，刺刀闪着冷光，已经近在眼前。

国军是放了哨兵在土地庙的，然而天寒地冻，那家伙裹着衣服睡着了。“老总，老总，快醒醒”，但那哨兵没有醒，这人顾不得这些，撒腿就跑向村子，快到村子就猛喊“东洋兵来啦！东洋兵来啦！”

这时候鬼子才开始放枪，偷袭变成了攻击。

村头国军的机枪对着河道猛扫，不到一个小时鬼子就退走了。国军打扫战场，发现竟然一个鬼子都没有打死，而那个哨兵则在梦中被捅死在小庙里。

事隔几天的下午，村南出现四个鬼子骑兵，并不靠近村子，盘桓一阵，然后绕到村北的土岗附近，停在那像是商量什么。

在这段时间，两个村子的国军已经联络好用重机枪打他们了。我们村的国军突然用重机枪打过去，当场就打死一个鬼子，其余自然往远离我们村的北边逃，那边的国军也突然用重机枪打，仓皇乱窜的三个鬼子最终都被打死了。

当夜所有的国军都撤走了，而四个鬼子的尸体由我们村派人用大车拉到县城还给了鬼子，好像鬼子奖励了一个罐头。

自从鬼子安顿下来，我们村就被派了军粮，每次两口袋。

没有人能说出共产党影响到我们村的准确时间，而我们家族竟然一下有六个参加了多支共产党员孟某领导下的游击队，后来两个参加了新四军，其余的由于队伍被打散都退出了。

插句题外话，我从中学时候就喜欢淘旧书，有次竟然在书里发现了一张文革时批判那个孟某的批判会入场券。

五伯在游击队里是比较有胆色的一个，他的矛尖上有一个鬼子和几个汉奸的鬼魂。

袭击杀死一个汉奸很容易，要杀死一个鬼子就非常不容易。直到四二年，驻扎的鬼子已经不知换了多少茬，五伯才有机会杀死了其中一个为妹妹报了仇。

然而，五伯差点没有机会报仇。

四零年腊月，五伯的游击队驻扎在距县城五十多里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村长是个汉奸，装积极地安顿了吃住，然后趁夜亲自到县城告密。一去一来，鬼子赶到时天快亮了，躲在草堆边睡觉的哨兵首先被捅死，然后机枪架在了门外和窗台。发现鬼子和鬼子扫射几乎同时，众人赤条条从被窝里跳出来，发一声喊冲向门口，最远的冲出了两百米，几乎到了河边，再冲十米就可能逃掉。然而，这二十几个人就这样赤身躺在了冰凉的土地。

第二天消息就传到了我们村，家里派人去认尸，然而并没有找到五伯的尸体。几天后，失魂落魄的五伯披着一块麻袋之类的东西回来了。整个游击队就他一个活了下来，鬼子扫射的时候他没有冲向门口，而是冲破屋顶逃跑的。（过去的土房很矮，茅草顶）

出事以后，五伯一直在家躲着，没有人来找麻烦也没有人来传递消息，好像敌我双方都不知道他还活着。这个惨痛的结局使老百姓参加游击队的热情降到了冰点，而直到一年多以后，那个汉奸才被灭了门。

重建的游击队开始限制人数，远没有以前的规模，五伯的游击队只有五个人，但直到抗战胜利，他们都还活着。

游击队员平常还都是庄稼汉，出任务时才会合，一般出任务是晚上，也几乎没有主动打击过军事目标，游击队的任务是恐吓汉奸来搜集情报，并且基本上需要连夜回家。他们更象民兵，而不是搞武装斗争的真正游击队。五伯的武器一直是类似短剑的矛头，五伯农闲时白天搞点贩卖。

四二年秋天，五伯贩卖的是山东大枣。

县城以北，本县还有一个大镇，距离县城刚好五十里，那儿有三个鬼子驻扎。其实，鬼子们并不像有些影视所描绘的那样经常出来烧杀淫掠，这几个鬼子很少出门，是伪军警包办一切杂事。

那个短命的日本兵真是活该倒霉，他好像有什么急事一定要在这么一天去县城，然而他们没有马匹，只有自行车。我们那儿的公路当时还是普通的土路面，偏偏又下了雨，出镇不远就无法骑自行车。五伯卖了枣子推着独轮车回家，刚好看到这个鬼子扛着自行车走在烂泥里。五伯很快超过了他。由于天长，五伯黄昏前就到了家。不知道怎么心里老是放不下那个鬼子，思来想去就找到另外两个距离近的队友商量，最后终于决定杀死这个真正的鬼子。由于不敢开枪，他们打算不带土枪，就用刀。五伯回家后把锄柄卸下来装上了矛头。

这时天早黑透了，五伯他们检查路面，发现这鬼子已经过去了，我们村距离县城不过十多里，可能追不上鬼子了。但还是决定追到三里铺，追不到就回来。应该很少人知道：当时鬼子的防滑作战皮鞋是两趾的，就像牛的蹄子，所以脚印非常容易辨认。

五伯他们在离城五里的地方追上了这个鬼子，他的自行车应该是寄放到某处了，并且肯定是找了饭吃，这鬼子也发现了身后的人，警惕的端抢在手。另外两个人高举双手以示没有武器（本以为赶不上，他们确实没有带武器），五伯也晃晃手中的矛，黑暗中可以认为是一根木棒。由于当时汪精卫政权和日本关系很亲密，当地属于所谓“治安区”，加之走夜路带根棍防身也是正常现象。

总之，那鬼子放低了枪口，招呼他们先过，对于鬼子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五伯刺死鬼子的过程短暂精彩但算不上太惊险。据说五伯是单手一下子就把鬼子刺了个对穿，而那鬼子倒下时还一脸的惊诧盯着他。五伯他们没有拿走鬼子的枪，只带走了刺刀，因为快枪太容易走漏风声，而他们的土枪在社会上随处可见。小时候，我多次见过五伯的儿子擦拭这把军刺。

有一点可以肯定，四十年代时大多数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的恐惧感都消失了，这可能是五伯他们敢于追杀鬼子的最重要原因。

由于杀死了一个日本鬼子，五伯很快参加了新四军的正规部队。进入正规部队后，五伯的故事戛然而止，除了打淮海战役时他的死，以及五伯家里从此悬挂着的烈士证书和“光荣人家”牌匾。

五伯的死实在离奇：他们打垮了一片坟地里的国民党阻击部队，五伯冲上一个坟包去拽机枪，想用机枪扫射逃跑的敌人，竟没想到那个死了的机枪手还紧紧扣着扳机，而弹匣里还有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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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10-4-16 15:49:03 被小编N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