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邓小平

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邓小平

1986年9月，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邓小平告诉主持工作的领导，“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12月中旬又对他们说：“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显然，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很清楚任何事情有始就有终，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作为党在一个时期的一个中心任务，会随着社会的变化，条件的变化，党会提出新的任务。不能把一个时期的任务作为一个始终不倒的旗帜，这样会在时局发生变化时因为难以提出新的目标和任务而影响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绩。

如果总结过去的经验，会发现每当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合适的任务，并且在任务基本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新的任务时，一切就比较顺利，就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并巩固所取得的成果，如果在提出口号和任务完成后，没有能够及时提出新的任务，而是把已经完成的任务依然作为基本口号和路线，始终没个完，就会失败，甚至原来取得的成绩也会丧失。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党中央把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要 “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这个任务实际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于是毛泽东说：“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因此，在1956年开始，共产党把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主要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接替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三面红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但是这个思路中，大跃进显然对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任务是不合适的，明显出了偏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即使大跃进已经不再实行，但我们依然坚持三面红旗这个提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任何对大跃进的批评都会受到批判。

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按毛泽东的主张，文化大革命是解决反修防修的措施，任务是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台，让政权回到“坚持革命路线的人”手中。且不评论这个目标和任务是否合适，但1969年九大召开前，全国各省市各级单位基本完成了所谓“夺权”， 这个任务应该算完成了。毛泽东也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就是结束文革。九大报告中承认：“全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既然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任务应该是完成了，剩下点扫尾工作了。按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习惯，这个时期应该提出新的任务，新的口号和目标。但是九大报告没有这样做，而是提出“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而所谓斗批改，根本不足以成为一届党代会的基本任务，毛泽东自己对此所做的指示无非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显然，这些任务完全属于“扫尾”工作，所谓斗批改，改斗的斗斗倒了，批也批臭了，毛泽东的指示显然重点在于“改”。由于这个时候林彪还没接班，四人帮还没真正掌权，于是扫尾工作变成了主要工作，林彪在九大报告给出的任务是：“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接着是5个“批判”）……继续……批倒批臭”。文革就不得不沿着“批”的道路继续进行，谁说革命胜利了，现在该建设了，谁就挨批。要继续革命，要不断革命，必须坚持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文革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事情。

接着林彪丧命温都尔汗，四人帮还一个劲儿的，不断变换花样的“批”。毛泽东这个时期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虽然成为很多人诟病的言辞，但难道这句话没有“已经实现了‘大治’，七八年后再来”的意思吗？不是对不间断文革的否定吗？

毛泽东是个政治家，懂得一个事情有始就有终，没有没完没了的事情。但是当所谓“坚持革命路线的人”其实是一群阴谋家，他们只有让这个事情没完没了才能浑水摸鱼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文革搞了10年，最后被强行制止。

回头看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9年了，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长的一个“任务”。我们把邓小平当时提出的一项有步骤，有期限的任务，变成了“历史新时期”、“ 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和“伟大事业”。改革既然成为一个“事业”，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前的全部活动了。

可惜，改革、开放显然不具备“事业”特性，只具备“任务”特性。改革是对旧体制的改动、修正。可以“创新无限”，但没办法“修改无限”。开放也是这样，开放是对封闭而言，就像脱衣服，一件一件脱，总有个脱得没什么脱的时候。

严格来讲，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任务就基本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完全不存在，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处在市场竞争中，资源已经完全由市场配置。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根本找不到什么可以改的对象了。也可以说也到了宣布改革开放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没这样做，一些人把目标盯在国有企业上，把“产权明晰化”这个本来不是市场经济规则，或者说只是一派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作为改革的依据，开始了一场“继续革命”的活动。其实，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主体究竟是依据供求关系的市场还是别的，根本对进入市场的主体究竟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没有要求。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成分有的也很高，英国工党时期最高也达到30%，西方经济理论对国有经济到底占多大成分也是处于争论状态。但是我们连斗——批——改的步骤斗没进行，而是走了改——斗——批道路。1997年后什么逻辑也不说，就把50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斗下岗了，让几十万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了，做都做完了才有个什么“冰棍理论”来批。即使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是合适的，但这已经与“改革”无关，因为这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的任务无关，这只能叫“创新”。

同时开始的教育、医疗“改革”也明显具备“创新”的特点而不具备“改革”的属性。上世纪以前，全世界的教育、卫生本来都处于“市场”状态，政府都很少干预他们。但卫生、教育有明显的“公共事务”特性，上世纪初以来全世界无论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教育和卫生用非市场渠道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对卫生和教育的干预程度大大加强，很多国家的卫生和教育资源几乎全部由国家调配，这才是历史趋势，是现代化的基本走向。但是我们走了一条与世界潮流相反的道路，这只能叫“创新”，不叫改革，因为改革的目标是“现代化”。

而开放这个任务，其实早在改革前就基本完成了。开放对中国来讲，就是能否最大限度得利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和世界进出口总额急速上升带来的机会，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西方国家在进入虚拟经济以后，表现出产业空洞化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产业资本以直接投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以加速度转移，从1990年的369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525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不像西方国家之间的并购，而是以建厂方式对制造业投资，这为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提供了机会。同时，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意味着世界贸易将激增，世界进出口总额从90年的3.9万亿美元提高到2004年的18.5万亿美元。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吸收这些产业资本，哪个国家就有经济起飞机会。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次西方国家产业资本转移是以企业直接投资方式，而不是政府贷款方式进行的，不具备吸收这些资本的国家只有那些与美国处于直接对峙的，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国家。就这个条件来讲，中国在1972年后就具备了吸收西方工业国直接投资的条件。同时我们必须区分“封闭”与“封锁”，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一直寻求与所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是东西对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造成了中国开放程度不足。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实现对外开放，包括进口大型设备到吸收国外贷款都尽头十足。而用特区方式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早在7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指示研究了。宣布80年代宣布对外开放，更多的是姿态而不是实质。起码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还有什么要“开放”的呢？

那么，继续把改革开放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旗帜和事业有什么不好呢？该做的照样做不就行了吗？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低收入群体的扩大将严重影响中国内需的增长；同时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保障和教育、卫生体系被打破而新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当时的任务是避免贫富分化现象出现，建立新的劳动保障机制和公共教育、医疗体系。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恰好不是用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是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完全的“计划”手段，是政府干预。如果还把“完善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作为主打口号，不仅理论上说不清楚，造成思想混乱，而且已经基本西化的主流理论界一定会唱反调。这个时期如果宣布改革开放胜利结束，宣布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把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指导思想，则与要完成的任务完全匹配。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十六大后，问题明显暴露了，中央及时提出了要建设和谐社会，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改革开放”，试图解决贫富分化严重，两极分化加剧，包括纠正教育、卫生改革中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显然并不能用“市场化”和“减少政府干预”等改革初期的理论所支持，于是形成对改革进行“反思”的思潮。甚至形成主流理论界不断质疑中央的提法的情况，去论证究竟“小康社会”重要还是“和谐社会”重要，论证贫富分化并不严重，论证富人还不够富是穷人穷的原因，论证高学费有利于穷人等，并在中央所有利民措施上唱反调（比如春运不提价、政府控制房价等）。而对解决当前问题感觉失望的群体，开始以怀念毛泽东的方式来表达。这说明由于实际任务与指导思想不匹配，不利于对实际任务的解决，也不会得到任何群体支持。

最主要的是，中国真正面临的危机所有情势都是要求在金融体制上与国际接轨，而这个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在内，都在接轨后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堕入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的泥潭。只要继续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中国一定无法避免不走这条路。而这这条路的终点，现在看也就是三、四年的光景了。

如果有人建议中国共产党现在宣布“改革开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现在宣布胜利结束”，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接着的话是“新时期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科学发展观做指导，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让人觉得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