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要有一个“青年节”？

中国人为什么要有一个“青年节”？
每当五月来临，就有这样几个问题困惑着我。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中要有一个“五四青年节”？为什么“青年”要和“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西方文化里，有母亲节，父亲节，儿童节，却就是没有一个“青年节”？ 西方社会里，报纸、舆论也承认青年人精力旺盛的特点。但是从不把思想不成熟的年轻人旺盛的精力引向政治。在西方的政治舞台上，人们很少看到职业青年空谈家。也很少有年青的非专业人士和在校学生在国家大事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艺术等各方面的论坛上夸夸其谈，说三道四……。在中国的媒体和政治舞台上，常常会有一些并没有什么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出来对于国事高谈阔论。
.      几十年来,随着自己从少年、青年又走过中年，“五四运动”在自己的心路历程上也经历过神圣、激情、平静和困惑。我愿意把我自己对于“五四运动”和“青年”的思考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 1） “五四运动”常常被人带着一顶“新文化运动”的桂冠。有人说，“五四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更有人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因此有人干脆就将两个运动混为一谈，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运动。
. 2） “新文化”其本意是针对“旧文化”而言。在1904年科举废除前的一二十年间，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旧学（中学）”已经不能拯救一个弱国的命运。于是办学堂，兴新学（西学），留学东洋成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开始发展起来，而废除科举制度的1905年，就是新文化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随后的这二三十年间，借着西学东渐的机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于西方文明有了系统学习和移植的机会（这是在实行科举制度时不可能的），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有了第一次深刻、系统、认真的反思，开始真正的意识到中国文明在人文和人权这些价值观上的问题。关心“新文化”的人多了，就有人以“运动”相称，以壮声势。本来新文化潮流完全可以成为发展成为一个以涵盖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再造中华文明三重任务的中国人的文化启蒙运动，然而随着国（1919年）共（1921年）两党的相继建立，政党政治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新文化运动开始被政治化和庸俗化，每一个政党都开始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算到自己的功劳簿上。再往后，随着1937年的七七事变的全面抗战的开始，新文化运动日趋式微，从此，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恢复和发展。
.  3） 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呢？ 从历史宏观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政治副产品。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的五月四日。开始是北京的学生对于“巴黎和会”的列强欺负中国表示愤怒而展开的一场游行示威活动。以后这个学生运动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人民的响应。有人说这是一个青年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实从后来的历史资料证实，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政客在背后操纵的痕迹。我十分赞成胡适之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看法，即“五四运动”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政治干扰。按胡适的说法：“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弄得知识界人人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五四运动”之后，类似的运动频频发生，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每隔几年来一次，虽然每个事件的时代背景、导火线和诉诸的政治目的各有不同，但运动组织的方式却大同小异，参与的绝大多是都是青年，这也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的的“五四青年运动”的传统。
.  4）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风牛马不相及。仔细研究这两个运动中最活跃的参与者，不难区分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如严复、林琴南、郑观应、郭嵩焘、容闳、梁启超、曾纪泽、鲁迅、张骞、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胡适之，都是已过“而立”之年的“超龄团员”。而真正参加“五四运动”的健将，如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张国焘、许德衍、周恩来等……，都是年龄在20左右的在校学生。
.  5）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觉、自发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一批学有所成的爱国学者。“五四运动”是一个由爱国政治人物精心策划的、并非自发的爱国政治运动。“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日后大多成了一批职业政客和政治家。然而，过去几十年里，每逢五四青年节，都有人出来著书立说，鼓吹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其实这些论调是混淆视听，有意把“新文化运动”的成绩记在“五四运动”的功劳簿上，其用心就是为了给青年人灌迷魂汤。须知，写《狂人日记》时候的鲁迅算不得年轻人。鼓吹“文学革命”时侯的陈独秀也早已过了“而立之年”。那位公然喊出要打“孔家店”的四川人吴虞已经是49岁，被胡适称为“老英雄”。
.  6） 五四运动后，许多中国的政治家们都在制造一种青年神话，即认为只有青年的爱国热忱才能领导一个国家的爱国群众运动。其实，这种偏见对于一个国家并非福音。历史证明，爱国情结和年龄无关。每一个年龄层中都有爱国情结深厚的人群。倒是人的世界观的成熟和稳定理智的心理素质和年龄大大有关。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不能低于35岁，大概也是这个道理。
. 7） “五四运动”的确是由于一批爱国青年学生的参与而发动起来。但是把“青年”变成 “五四运动”的标签和专利，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们第一次发现“青年”的政治热情具有象汽油一样的‘一点就着’的特点。青年人的感情用事和缺乏社会经验，注定使这一个人群成为谁都可以利用的力量。在今天所有的发达国家里，在一个寻求稳定的社会里，政治人物总是小心翼翼、想方设法不让这个力量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里面没有“青年节”的原因。而过去90年里，在神州大地的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家们的眼里，说青年人喜欢听的好话，利用“五四精神”来激励青年，就是把“青年”这个政治力量为自己所用的最好方式。
. 8） 今天的中国文化中仍然存着盲目吹捧“青年”的误区。许多人依然认为青年人比社会上其他年龄阶层的人都有革命精神。人们依然认同概念含糊的“五四精神”带来的价值观上的误区。盲目的认为，“旧”的，就是坏的；“新”的，就是好的；“小”的就是好的，“老”的就是坏的。青年人“旧”的东西少，所以青年人永远代表着正确的方向。事实证明，青年本身并没有“天生正确”的属性。文革期间，打死自己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女红卫兵们是年轻人。1967年夏天在湖南道县施行大屠杀，杀光全县几千名5个月到78岁的‘阶级敌人’的人们也是年轻人。只要用科学发展观认真研究，这些所谓的青年精神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唯心论。“五四精神”喊了90年了，为什么我们至今还在重复这种神话？
. 9） 让我们以平常心来看待青年。“五月四日”，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节日。“五四运动”纪念日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而不仅仅属于“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