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的是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的是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周其仁) ========================================

史晋川教授出席“中国改革三十年”国际研讨会

2008年07月24日 　民研网　 文字大小 [ 大 中 小 ]  

         史晋川教授于7月13-18日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席了“中国改革三十年(2008 Chicago China Economic Transformation)”国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科斯基金会等学术机构主办，科斯教授亲自主持会议，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福格尔、蒙代尔和德姆塞茨教授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及有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计六十余人参加会议。五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就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CRPE秘书处
                                                                                                                                       200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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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掠影http://zhangwuchang.blog.sohu.com/95712785.html   张五常作品 > 日志 2008-07-28 | 本博客管理员：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掠影 标签： 芝加哥大学   中国经济研讨会  

美国时间7月14～18日的五天里，我有幸参加了科斯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讨会，以下是尽可能凭记忆记录下来的片段与感想。

 

一、会议篇：人与事

这一部分集中记录会议中经历到的人与事，学术性的话题将在下一部分的“思与想”中再行涉及。

 

（一）科斯篇

（本博客管理员按：本篇涉及大量科斯在会议的开幕词与闭幕词里的内容，而科斯目前不欲向外界透露这些讲话的详情，因此本篇暂时不便发布，以后合适时再行补上。敬请体谅！）

 

（二）其他经济学大师

这次莅临会议的几个经济学大师，可谓各具特色。科斯是典型的英国绅士，举止优雅，言谈缓慢。诺斯沉默时是个“酷哥”，平时总是坐一个角落里一声不吭，从不参与会场中的争论。可是当他做Panel的主持时，却是威严肃杀，弹压全场，可以说是所有Panel的主持中最强势的。（来自多伦多York University的Landa也做过Panel的主持，曾笑称诺斯如果生在古代，一定是个大独裁者。）

诺斯主持Panel的时候，某与会者急于发言，未经他允可就想说话，他大吼一声：“I’m on the show!”登时所有人噤若寒蝉。是的，当他on the show的时候，他就是绝对的主角！后来，科斯研究院的Benham和来自世界银行、同时也是科斯研究院成员之一的Shirley一起举手要求发言，由于二人分别坐在会场相对的两翼，而诺斯的坐姿略斜，面向Benham所在的一翼而背向Shirley所在的一翼，于是他只看到Benham举手，就让他发言。在相处的这五天里，我体会到Benham是个大好人，非常关心中国来的人，总是设法安排我们与几位经济学大师有密切接触对话的机会，帮助我们克服中国人常有的羞涩与内向。像他这样一个谦谦君子，自然是奉行“Lady first”之道的，所以当时就推让Shirley先说。诺斯却说：“我要你先说就你先说，我要她后说就她后说！”Benham无奈，只好简单说了一句，然后以一句“详细的情形我们私下再行讨论吧”就结束了发言，其实还是把发言的机会让给了Shirley。

Mundell对张五常教授的文章最推崇备至，在星期二匆匆赶来后，发表了“迟来的”评论，把该文盛赞为30年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最powerful的文章。又把张五常将科斯的理论介绍进中国所带来的影响与当年汉森把凯恩斯主义介绍到美国所带来的影响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所不同的只是前者“more useful”，顺带着还要不失时机地幽了凯恩斯主义一默。

德姆塞茨（Demsetz）呢，在学术辩论上是个“好战分子”，任何议题他都积极地参与发言，从来都是不甘寂寞。还有就是一谈起美国政治制度就百般推崇，认为一切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不记得以前是听周其仁还是谁说过，德姆塞茨在课堂上对学生非常严格，提问时总是穷追猛打，所以学生都很怕他，上他的课都战战兢兢的，神经绷得紧张，丝毫不敢走神，惟恐听漏了什么就回答不了他的提问。这样听起来他似乎是个难以接近、不好相处、傲慢自大的家伙，可其实在私下里，他是个非常幽默可爱的小老头，说话热情洋溢，几句不到就能把周围的听众笑倒一片。可以说，德姆塞茨是这次会议中我们见过的所有经济学大师中最适合结为私交的好朋友。

第一次与德姆塞茨私下聊天，是在星期二上午会议之前的早餐上。我和朱锡庆教授、刘晓明市长（前长沙市长）、科斯的助手王宁正围坐在一个小餐桌上边吃边聊。因为位置有限，吃完的人必须赶紧离开以腾出位置给还没吃的人。当时德姆塞茨正走进来要吃早餐，四处寻找空位。王宁吃得差不多了，赶紧站起来把位置让给他。我也一样，所以也赶紧起来让座。德姆塞茨跟王宁客气，指着他胸前挂的牌子，说：“你是稀有的红星，比我这普通的紫星可是重要得多的！”一句话就把我们都笑翻了。原来会议方为了方便大家能看牌子一眼就明白对方在会议中的职能，在牌子上贴了不同颜色的星星。像王宁兼办会务的，贴的就是红色的星星；德姆塞茨是特别嘉宾，贴的是紫色的星星。毕竟负责会务的人数较少，于是德姆塞茨就故意歪用“物以稀为贵”的理论来搏众人一笑。但毕竟位置不足，王宁还是赶紧吃完把位子让了出来。至于我则需要帮忙给朱锡庆、刘市长与德姆塞茨之间交谈做翻译而再次被拉住。德姆塞茨说：“你是我的翻译，可不能跑掉啦！”

坐下后，德姆塞茨看了一眼刘市长胸前的牌子，问：“为什么你是前市长？是不是他们把你炒鱿鱼了？”我们又是笑得直不了腰。好不容易止住笑，刘市长回答说，是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现在长沙的地方官员的年龄都在50岁之下，所以他在半年前就从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现在是在人大里做主席。德姆塞茨跟我咬耳朵，说：“你问他，是不是中国的市长都长得像他那么帅？”我笑着转告，刘市长笑得还没来得及回答，德姆塞茨已一副急不可待的神情追问：“如果我去中国，我也该能当个市长吧？”我们全体再次绝倒。

第二次交谈时间比较长的，是在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午餐时间。除了每天有发言的与会者跟科斯在一个小房间里共进午餐外，其余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吃。座位是随意地组合的，所以每次吃饭时同桌的人都不一样。那天我跟朱锡庆、刘市长、向松祚、肖耿，还有世银的Shirley等人一桌，德姆塞茨拿着一盘食物也走过来，就坐在朱锡庆与刘市长之间，与我们同桌，于是又有机会跟他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自然又是一路的欢声笑语。

开始时朱锡庆问的还是比较严肃正经的学术问题。他托我向德姆塞茨翻译说，他看过德姆塞茨那篇关于团队生产的文章，对他启发很大。德姆塞茨回答说，可是科斯不喜欢这篇文章，因为跟他的想法不同，那文章是用shirking作为解释的。不过他们还是朋友。

大部分时间里，德姆塞茨讲的是他与夫人的故事。这次他夫人也来了，我见过她，长得非常漂亮。年纪那么大了，还是那么风姿绰约，迷人之极。他说他和夫人就是在芝加哥这里出生、长大的，所以那天午餐的时候他夫人不在，就是探望亲戚朋友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只相隔一个block，放学后邻近的孩子一起玩，因此他们有时也会在同一个game里玩耍。所以看起来他们是自由恋爱的，其实是arranged marriage。一片笑声中，向松祚说，你们夫妻这样的关系，在中国就叫做“青梅竹马”。向博是用中文说“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我就用英文把这个词的意思与典故告诉德姆塞茨。

德姆塞茨又说，他夫人的文字功夫很好，每次他要写文章，都是把想写的内容告诉夫人，让她帮忙斟酌用词。写好了之后，还要让夫人来修改。所以他写的文章，可以说是他跟夫人合写的，可是呢，最后文章上署的只是他的名字。我们又是笑得前仰后合。这番话倒是让我想起了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大师米尔（Mill，又有翻译为“穆勒”），他们夫妻也是伉俪情深，而且穆勒夫人聪明智慧，穆勒曾说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都是跟穆勒夫人商讨的结果，并经过穆勒夫人的润饰文字，按理说应该同时署上她的名字才对。德姆塞茨续道，他在芝大读书的时候，夫人在一个医学会里做文职工作。医学的术语都非常复杂，可是夫人轻而易举就把它们都记住了，实在让他惊叹。也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夫人也颇通医术。因为德姆塞茨有皮肤太薄而容易受伤流血的毛病，因此他长途旅行时带着夫人在身边，也就等于带着个贴身护士，感觉真是安全极了。为了说明他皮肤薄的毛病，德姆塞茨挽起袖子给我们看他手臂上的伤。把袖子放下来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笑话：“虽然我有这种皮肤薄的毛病，不过奇怪的是从来就没有人说过我的脸皮是薄的。”一言既出，我们又笑得人仰马翻。我们都说：“你有这么又漂亮又贤淑的夫人，真是幸运啊。”德姆塞茨说：“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是我要说，她有我这样的丈夫才幸运哩。因为当我死了之后，她就会有很多钱了。”又惹得我们大笑不已。

最后一次跟德姆塞茨进行如此快乐满满的聊天，已经是在临离开芝加哥的时候了。那是在酒店的lobby，我已经在柜台办了check out的手续，在等同行朋友办手续。正好看到德姆塞茨也坐在那里，就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问我吃过早餐没有，如果没吃过的话，他可以介绍一个很好的餐馆，那里供应的是芝加哥当地人都爱吃的早餐。（后来我遇见另一个中国人朋友，他打算下午才走，我就转述了德姆塞茨介绍的那个餐厅。他笑着说，他早知道了，因为德姆塞茨向所有人都推荐这个餐厅。）可是我要赶着去机场，随便吃了些面包草草解决了早餐问题，也不可能有空去他介绍的那个餐厅了。

我说：“美国给我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环境很干净。芝加哥的天空湛蓝洁净，芝加哥河清澈碧绿，密歇根湖美丽如海。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一个沉重的代价是污染严重，工业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各式各样的污染都很严重。我听说以前芝加哥的污染也很厉害，但现在却治理得那么好，有什么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呢？”德姆塞茨说：“是的，芝加哥以前污染很严重，是属于工业污染。现在我居住的洛杉矶以前的污染也很厉害，但主要是汽车污染，因为那里四面环山，汽车排出的废气积沉着吹不散。但后来都得到了治理，以科斯理论为基础的污染权交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或可借鉴。”实际上，这次会议里有一个发言就是芝加哥的一个从事污染权交易的公司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的负责人谈在中国开拓污染权交易市场的状况。

最后最后的离别时，德姆塞茨给我来了一个紧紧的拥抱。这五天里一直给我们带来欢笑不断的老人，在这最后的拥抱里，却竟是透出些许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