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实现民主——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昭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每个封建王朝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兴盛，建国以后发展开拓，过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停滞，发展不起来了。再过一段以后开始衰落灭亡，被新王朝取代。

　　“末代皇帝”溥仪与皇后婉容

　　历史上王朝此亡彼兴，像走马灯一样转换

　　《三国演义》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此兴彼亡，就像走马灯一样转换。总的印象是，王朝的兴亡似乎有一个循环的周期，这种历史的循环论早在西汉就出现了。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其根据就是战国以来阴阳家传下来的所谓“五德终始说”，宇宙间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把它附会到王朝命运的兴替。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兴亡周期率。

　　兴兴亡亡的王朝里面情况也不大一样，有的王朝时间长一些，有的王朝时间短一些;有的王朝版图大一些，有的王朝版图小一些;有的王朝国力强一些，有的王朝国力弱一些;有的王朝内部相对稳定，有的王朝却是变乱频仍。历史上那些时期长一些、版图大一些、国力强一些的王朝，数得出来的有十几个，有的王朝虽然时间短，但地位重要。

　　这些王朝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兴盛，建国以后发展开拓，过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停滞，发展不起来了。再过一段以后开始衰落灭亡，被新王朝取代。时间比较长点的王朝面临的问题往往有相似之处，借用黄炎培的话，可以称为王朝兴亡周期率。那些时间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其矛盾迅速激化、爆发，似乎是更明显地说明了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作用。

　　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途径之一是采取非暴力的手段，为了一个好名声，不愿意马上把旧的皇帝杀掉，美其名曰效法尧舜的“禅让”，其实就是篡位。

　　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三种途径

　　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不外三种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靠战争，所谓“以马上得天下”，靠骑马打仗建立王朝，得到天下。这里又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直接推翻了旧王朝，以后出现军阀混战、群雄并起的局面，新王朝在混战间崛起，其中有一些原来大起义的领袖，在混战中成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比方像秦朝末年的刘邦、元朝末年的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在群雄混战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刘秀、五代后梁的朱温。

　　还有一种情况，农民大起义没有能够推翻旧王朝，但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义后的混战中降生。像东汉末年的曹操，在黄巾农民起义中起兵，建立了强大的势力，终于他的儿子曹丕当上了皇帝。像隋朝末年农民起义中各种武装势力出现一场大混战，有农民起义军，有旧的贵族、军队将领。其中李渊原来是隋朝贵族，后来也趁机从太原起兵，一直打到长安，当了皇帝，建立唐朝。反过来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把各种武装势力都消灭了，统一了国家。唐朝末年也发生了农民大起义，重要领袖是黄巢。黄巢一直打进长安，唐朝的皇帝跑到四川，黄巢起义在长安坚持三年，最后坚持不住撤到山东，在各路军阀的围攻下，失败而亡。经过20多年军阀混战，全国政权落在起义军叛徒朱温建立的后梁手里。

　　在这两种情况中，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在旧王朝的覆亡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农民起义的结局如何，政权最后还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里，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个途径是王朝的更替采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兴统治集团操控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他们成了新的开国皇帝。但是他们要讲一个好名声，不愿意马上把旧的皇帝杀掉或者把旧的政权彻底摧毁，美其名曰效法尧舜的“禅让”，其实就是篡位。像王莽代西汉、曹丕代东汉、司马炎代曹魏、杨坚代北周、赵匡胤借“陈桥兵变”取代后周，都是借用了“禅让”的名义。

　　第三种途径，那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旧王朝战乱的机会起兵南下，征服半个乃至全部中国。像西晋末年的“五胡十六国”征服了黄河流域，只有南方没有征服;五代后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占领了现在河北、山西北部的十六个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内。后来东北方向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女真族建立金朝，跟北宋联合把辽国打败灭掉，然后双方分赃不均又闹翻。两国间打过几仗，最后双方以淮河为界，黄河流域落到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手中。

　　认为农民起义只有破坏作用的观点不公正，第一，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不会造反;统治者的镇压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只有农民起义的冲击，才能结束黑暗统治。

　　王朝末期为政苛暴，导致农民起义

　　为什么王朝兴亡跟农民起义有关系?古代中国是农业国，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农民有一个特点，既是个体小所有者又是个体小生产者，他们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维持生活主要是守着自己的或租种地主的一小块土地，在土地上辛苦劳动，维持很低下的生活，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破产，家里死人病人，或有天灾或有兵祸打仗，甚至封建政府的剥削重了，他们就受不了。往往历史上一个旧王朝，官府剥削非常残暴，农民还能够忍受，可以降低生活水平，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在重负里一旦增加点东西，或者天灾、战争，就像负重的骆驼已达到极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压倒了。农民受不了了，活不下去了，起义就开始爆发，一路打过去，很多贫苦的生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参加起义军。

　　这跟封建王朝末期的政治很有关系。王朝末期为政总是很苛暴，赋税刑罚很重。比如隋炀帝靠着阴谋上台后，修宫室，修东都洛阳城，开运河，修长城，修路，大举巡游，还要打仗，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全国每年征发徭役几百万人，老百姓受不了，爆发小股起义，很快变成大起义，隋朝垮台，隋炀帝最后被隋朝军队兵变杀了，隋朝也就亡了。明朝末年苛征三饷——剿饷、辽饷、练饷，辽饷是对付清朝，打仗要征调军费，剿饷对付农民起义，练饷是练地方武装。民不聊生，死亡枕藉，流民四散。最后李自成势如破竹，攻下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在煤山即现在景山，明朝灭亡。

　　在历史研究中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很不一样，以前人们认为农民起义都是好的，都是英雄，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 ”以后回过头再看、再反思，就有不同的看法。农民战争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战争本身很残酷，杀人也很多，对经济破坏也很严重。有一些论点认为太平天国时候对江南破坏太厉害，以致中国近代化受到很大影响，搞不成近代化，发展不起来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因而太平天国对经济只有破坏作用。

　　这个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不会造反，农民希望有一个稳定平安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就可以了，只有实在受不了才会被迫起来造反。农民起义规模很大，是一个群众性运动，不是少数人挑起来的，实际上是王朝末期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追究战争责任，与其说全归罪于农民，不如说剥削者、统治者要负主要责任。

　　第二，农民战争是很残酷，但是打仗是双方面的，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其残酷更有过之。明末战乱中有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之说。

　　第三，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创造条件。这里正体现了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当然，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势力，并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旧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继之而起的还是封建王朝，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矛盾;第二个矛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这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局面就会改观。

　　新王朝面临三大矛盾

　　经过大战乱以后建立的新王朝面对很多新问题，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矛盾。这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局面就会改观，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如果不好好处理就会引起社会大动荡，引起王朝很快灭亡。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农民同地主间的矛盾。大战乱以后建立的新王朝如果接受过去的教训，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局面就会有些变化。

　　新王朝缓和矛盾的政策一般是轻徭赋、减刑罚，与民休息，老百姓可以稍微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唐朝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就是减免赋税、刑罚带来的局面。

　　第二个矛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建立，但是新势力尚未稳固，人心尚未完全认同，不断有人造反，想当皇帝，反对新朝，所以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中央王朝建立，不但地方上很多势力反抗，同时中央内部也有各种势力对抗，所以内部斗争很复杂、很严重。

　　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的皇帝。按照习惯，宋太祖应该传位给他儿子，可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有野心，趁着宋太祖生病的机会逼迫赵匡胤，两人吵起来。吵些什么，外边人不知道，只能躲在外边远远地看，只看见蜡烛影子摇摇晃晃，有人影来回晃动，听有斧头把儿着地的声音，这就是有名的 “烛影斧声”。过了一小会儿，宋太宗宣布宋太祖死了，临终嘱托由宋太宗继位，“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破解，大概是赵匡义搞了一个阴谋，事先有所布置。

　　历史上宫廷政变，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很富有戏剧性，玄武门之变、烛影斧声、靖难之役都有很大戏剧性。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可以是一个瓶颈，一个狭窄的通道，过得去就好，过不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整个王朝也被颠覆。像西晋建立没多久就出现“八王之乱”，打得天下大乱，最后出现农民起义，出现五胡十六国，西晋就灭亡了。

　　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当旧王朝强大的时候，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一种压制手段，一旦旧王朝衰落灭亡，北方游牧民族趁势而起，开始南下侵犯新朝，新王朝往往是在建立之初，统治还不稳固，国力还不行，所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采取不同手段、不同策略。

　　所以每个新的朝代对付北方民族都有自己的措施和政策，措施和政策如果正确，国家就能维持，如果不正确就导致危险。

　　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

　　王朝到了中期一定要革新

　　一个王朝到了中期，统治时间长了，开国时新鲜的劲头失去了，惰性出现了，国家的治理渐渐弛缓了，各种矛盾开始孕育，土地兼并激烈起来，赋税逐渐苛繁，贫富分化开始严重，吏治走向败坏，腐败滋生，统治者奢靡浪费开始成风，对外战争迁延不决，小股农民起义出现了，这时一些有见识的统治者开始指陈时弊、倡言改革。改革针对国计民生，重要的在经济方面，希望能够减轻农民的一些负担，减轻一些经济危机、财政危机。

　　西汉武帝时候，任用张汤、桑弘羊改革币制，统一用五铢钱，另外还有一些办法如均输平准、专卖盐铁，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控制贸易、控制商业，也限制大商人的实力膨胀，改善一些财政经济状况，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财政非常乱，收入很少，就重用刘晏改盐法，把盐改为专卖，收盐税。盐税是一种间接税，交税以后，盐价涨，消费者买的是高价盐，实际上等于交了税。杨炎行两税法，把税制整顿清理集中，主要收土地税和户税，收税由收实物改为原则上收钱，这个办法起过一些作用。

　　北宋王安石进行税制经济方面的改革。明朝张居正把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一条鞭法”，来减轻人民负担。到清朝康熙时候，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候实行“摊丁入亩”，丁税取消改成田税，与人口增加没有关系，收税标准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头多少。

　　所以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被别有用心的人标榜改革而走了样，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再有反对改革的人力量很强，有些改革者甚至成为悲剧人物。

　　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一直有人反对，王安石下台以后，还有人反对，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改革名义，搞鬼名堂。北宋的大奸臣蔡京标榜支持王安石变法，可是搞的是另外一套。唐朝中期刘晏、杨炎改革以后，唐顺宗的时候有一次革新，所谓“二王八司马”后来都挨整了，唐朝大诗人柳宗元、刘禹锡都挨整。唐文宗有过一次政变，也失败了。

　　随着一个王朝中期的危机，进行改革或者主张改革失败，或者一段改革有了若干成果，但终于要失败。所以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矛盾还是尖锐化，等到矛盾尖锐起来以后，有些人大声疾呼要求改革，改不了了，国家机器像一个重载的破车，顺着坡下，一直往前开，重力加速度越来越大。最后只有一个办法，掉到悬崖底下，翻车摔了，那时候改也不行，不改也不行，最后的出路，就是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

　　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一直在探索，历经曲折，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就是这个民主道路。我想这就是王朝兴亡周期率给我们的最大昭示。

　　王朝兴亡的三点启示

　　从两千年王朝兴亡，可以认识到：

　　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往往在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一个新王朝在农民大起义起来以后建立，往往很注意农民起义的教训，旧王朝灭亡的教训，痛定思痛。西汉初年一些人经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秦末的覆辙，唐太宗也是不断以隋朝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训。新王朝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跟新王朝统治者们怎么看待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措施有关系。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一旦羽毛丰满，势力强大，就会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这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统治者历来很重视吏治问题，王朝兴起后往往很注意整饬吏治，像西汉、唐朝包括明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是吏治的腐败。

　　当时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有一个基本思想——“民本”，“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近代看就不够了。

　　中国历史上一再讲到“为民做主”，讲到“亲民”、“为民父母”、“爱民如子”、“民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总还有一定距离。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它应该是螺旋形的，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这种上升发展到宋朝以后势头受到阻碍。而欧洲，从十字军东征，11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很快，资本主义因素出现。

　　60年以前在延安窑洞里，黄炎培讲到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时候，不无忧虑。毛泽东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 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一直在探索，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封建统治开始一直努力进行，历经曲折，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就是这个民主道路。

　　我想这就是王朝兴亡周期率给我们的最大昭示。

　　宁可，湖南浏阳人，1928年12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史学家、敦煌学专家。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唐史学会常务理事、《历史研究》副总编等职。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等;主编或参加主编的书藉有《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