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回归十年看香港

日期：2007-07-02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曹景行
曹景行先生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我在香港待了二十年，回归前十年，回归后十年。这个十年，对香港是一个重要的调试期和过渡期。十年香港不容易，不容易在于许多变化，大学就是其中之一。
回归后十年，我觉得在打破香港人、香港社会与内地之间的心理界限方面，大学起了重要作用。十年之间，两地大学之间的交流比1997之前提高了层次，扩大了范围，特别是香港的大学开始招收内地学生，可看作香港社会、香港人开始突破对内地的心理障碍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知道，从1999年开始，香港在马会的资助之下，开始招收内地本科生。在此之前，香港的大学根本性问题就是优秀的生源不足。但是香港能否到其他地方招生，特别是到内地去招生，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每次提出来都遭到社会和舆论的强烈反对，理由就是“凭什么我们纳税人的钱要被拿去支持大陆学生读书”，最后被压下来。这样一种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心理障碍，回归之后得以逐渐突破。
由怕到爱，从拒绝到认同
如果现在对香港人进行调查，要求他们对特首、议员和解放军进行评分，得分最高的肯定是解放军。印象的改变，实际上也是对一国两制和内地体制的了解和认识。
这种心理上的变化还体现在其他一些事例上。我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对内地人心理障碍的突破。
如果你问一个香港人，1997年最怕谁，他会告诉你最怕艾敬。艾敬有一首歌叫《我的1997》，歌词让香港人极为害怕，他们认为“九七”回归就是内地人全部要来香港，所以在香港人的心里，这首歌成了一个很不好的符号。我到香港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是香港和内地差距最大的时候。在很多香港人眼里，内地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贫穷的，所以他们用“阿灿”这个词来形容内地人。“阿灿”是当时一部反映从广东偷渡香港的电视剧中的人物，后来成为了从内地去香港的人的代号。即使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内地人去香港也不受欢迎，被戏称为“表叔”、“表婶”。这种心态在当时是十分普遍和强烈的。
这种情况在十年之中改变了。现在香港人欢迎内地人到香港。特别是“自由行”实行三年来，每年到香港的内地人数由60万增加到了600万，相当于每六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内地人来支持香港的消费。在所有到香港的游客之中，内地游客是人均消费最高的。在香港经受了金融风暴和非典打击之后，这是内地支持香港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给香港人带来了机会，要获得这个机会必须会使用普通话，于是香港人开始讲普通话。据1997年的调查显示，在五岁以上的香港人中，只有四分之一会说普通话，而2006年的调查显示，40%的香港人会说普通话。十年之间，会说普通话的香港人增加了一百万！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对解放军由怕转为爱。“九七”之前，香港人把解放军当成一个政治符号，所以在香港回归前夕，解放军要进入香港是一件大事，所有媒体都对此做了很多报道。香港人担心什么呢？多少年以来，香港人把解放军看成是内地制度的一个象征，他们担心解放军进驻香港，会不会成为香港变成内地体制的一种象征。“九七”之前，进驻香港的解放军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特别的关注，但是过了十年，香港人对内地各个方面，印象改变最大的即是解放军。如果现在对香港人进行调查，要求他们对特首、议员和解放军进行评分，得分最高的肯定是解放军。平时香港民众根本看不见解放军。解放军基本上不出军营，如果出军营，完全遵守香港的法律。就是负责军队运输的司机，在军营与深圳的往返之间，不到万不得已，他们连脚都不会着地。除了严格遵守纪律，每到“八一”建军节或者“七一”香港回归的日子，香港解放军就会开放军营，让香港民众进去参观，观看军队表演，与市民联欢。为了领取到一张观看解放军表演的免费入场券，香港市民甚至通宵排队等候。十年中，对解放军印象的改变，实际上也是对一国两制和内地体制的了解和认识。
第二，由怕到爱的两个符号。
除了对人由怕转到爱，还有两个由怕转到爱的符号，其中一个就是护照。“九七”回归之前，香港人的护照叫“英国海外属地公民护照”，英文简称为“BNO”，但是持该种护照的人并不拥有英国国籍。在国际上，虽然该种护照可以在部分地区免签证，但是一旦发生意外，不受英国领事馆的保护。尽管如此，在香港回归前的三个月，最后一次英国人颁发“BNO”护照的时候，有20万香港人排队领取，最后一周的最后一天，通宵排队的大概有54000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搭末班车新闻事件。大家认为拿一个“BNO”护照是一道护身符。十年之后，这个护照差不多到期了，但再去续期的人很少很少，因为大家知道，特区护照要比这个护照好用的多。现在的香港护照在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免签证，而且受到全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保护。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同。
再有一个符号就是人民币。十年前，人民币贬值很厉害，深圳到处使用港币，黑市上也疯狂兑换港币。但是现在，香港到处可以看见店铺张贴着告示“欢迎使用人民币”。而在深圳，很多店反而贴着“本店不收港币”的告示。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人民币的币值开始超过港币的时候，对香港是一个心理压力，甚至有人提出我们以后的港币汇率不再与美元挂钩，而与人民币挂钩。这种说法在十年前不敢想象。十年前虽然有人认为回归后港币可能消失，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港币还是能够保持它对人民币的优势。现在看来，这两种货币至少是同等的价值，同等地使用。
第三，香港人本身的变化。
在“九七”之前，香港出现了一个移民潮。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去的，大概是五六十万，而且很多是社会中的精英、专业人士。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移民出去的人，可能至少有一半，在这十年当中又移民回来了。这些回流的移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很具讽刺意味，但这就是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九七”之后，人们慢慢认清了一国两制确实能够实现，香港没有太大变化。最新的情况是，就连香港移民出去的第二代也开始回来。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国两制政策从理论变成实际，并且在回归十年中得到了香港社会的公认。与之同等重要的，是中国内地在这十年中的发展。
“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
《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给香港民心打了一支稳定剂。但真正让香港人信服五十年不变的，是中国内地实行的改革开放。
十年之中，一国两制能够做到如此的成功，很不容易，这就如同当年香港顺利回归十分不容易一样。我个人认为，十年前的顺利回归，就保证了一国两制顺利实施的开始。十年前的顺利平静回归，超出了很多人、尤其是西方媒体的预料。他们预料中的回归应该伴随着大规模的抗争，大量的市民游行示威。而实际上，香港社会是以一种平顺的心境来面对了香港回归。那么，这样的心境是如何来的？
这还得追溯到回归前十多年所经历的变化曲折。收回香港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很奇特，因为最早提出香港回归问题的不是中国方面，而是英国方面。我们知道，香港和九龙的南部都是割让给英国人的，但是九龙北部的新界只是租借，到期日是1997年6月30日。离“九七”回归还有十多年，香港政府因为发展需要批地进行工程建设，于是就开始试探北京，问能否批准“九七”以后的工程地，遭到了北京的拒绝。正是英国人的这种试探，才使香港的回归正式提上了北京的议事日程，并开始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到1981年左右，意见成熟。这时候也正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1982年9月，当撒切尔夫人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谈香港问题的时候，英国人的底线就是主权换治权。但是邓小平在会见时的几句话让以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人输光所有底线。邓小平讲话的大意就是，第一，不谈主权问题，主权问题很明确，那就是收回香港的主权，要谈的就是如何收回的问题。第二，有关主权问题的谈判，时间为两年，如果谈判没有结果，中国将自行解决香港问题。第三，在1997年之前，英国如果在香港制造动荡，那么我们不排除在另外的时间、以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
在中方明确的态度面前，撒切尔夫人不得不接受了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现实。在此后的谈判过程中，英国一再希望能够从主权问题上对中国有所削弱，但统统失败了。比如说英国人在谈判过程中就希望香港回归后是完全自治，而不是高度自治。英国希望在1997年之后的香港能够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这也遭到了中方的驳斥，最后只能设立总领事馆。其中争议最激烈的就是香港驻军问题，英国人要求解放军驻在深圳，不进入香港，但遭到了邓小平的断然拒绝，因为军队就是主权的象征。如此一来，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都解决了。1984年9月，中英双方达成了最后的谈判结果，时间刚好是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见面后的两年。所以在整个收回香港的过程中，邓小平功不可没。
面对香港的回归，当时一部分香港人确实是惶惶不安的，可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社会就安稳下来了，最主要的就在于《中英联合声明》中确定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邓小平对这一原则的概括就是，香港回归之后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也不用变。更形象的说法就是，香港回归之后“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
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接着就是制定《基本法》。《基本法》广泛征求了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于1990年由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在香港，《基本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其中关于香港的政治体制以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的规定已经超出了《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最近，香港资深文化人陈冠中撰文指出：“《基本法》是香港的幸运，因为这样的条件是当时可以给香港的最好的一个架构，即使现在再重新写《基本法》也未必有这么好。”可见《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确实给香港民心打了一支稳定剂。但这些毕竟还是只是纸上的文件，是口头承诺的五十年不变。
真正让香港人信服五十年不变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从中英上世纪80年代谈判开始，直到1997年之间，中国内地本身的变化，这就是中国内地实行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为香港顺利回归奠定了基础。否则，无论怎样，对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香港都不会那么容易接受。
回归前后的波折与香港的未来
香港要转型，要发展，要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方向，唯有与中国内地融为一体。这是香港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形成的一个共识。
在回归之前，也出现过许多问题。其中1989年最为严重，香港人心再次浮动。三年之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道：“只要我们把经济再搞上去，就能够收复香港。”此后，一部分人心浮动的香港人稳定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1992年之后，内地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步伐，这就为香港的回归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果说《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确定了香港回归的架构，那么，能够实现这个架构的却是改革开放。
1989年之后，英国方面始终对于香港回归难以释怀，于是试图改变《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为此，他们采取了两个大的措施。第一个就是卫奕信任总督时，提出玫瑰园建设方案，包括修建新机场，以及从新机场到香港市区的新马大桥等等。香港需要这些大型的建设工程，可是这些工程建设跨越“九七”，加之投资不封顶，如果事先不与中方商量，一旦工程在“九七”之前耗尽政府的财政资金，那么“九七”之后建立的特区政府将无法运作。因此中方反对英国的做法。最后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英国为未来的特区政府留足各项财政资金。这一协议达成之后，香港有了一个基本的保证，也保证了后来特区政府拥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回归后的金融风暴。
这是中英之间的一次小的交锋，此后，英国各界认为时任香港总督的卫奕信对中方过于软弱，过于顺从中国。建议换一个更为强硬的人来接替总督之职，这便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彭定康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要改变《中英联合声明》，改变香港九七回归的基本框架。从他1994年上任到1997年香港回归，彭定康与中方展开了一个长达四年的较量。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上。根据《基本法》，香港“九七”以后的政治架构与回归之前的政治架构是衔接的，可是，英国试图在这几年中建立起一套普选的政治架构，企图用这种政治架构迫使中国方面接受，然后在这种架构凝聚起来的支持者中实行政党政治，并且使这些支持者成为政治架构中的主导力量，从而不与基本法衔接。在这种情形之下，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对英国抱有美好的幻想，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就另起炉灶，拒绝接受英方的做法。在回归前的四年之间，中英之间就这个政治体制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政治较量。如果没有这个波折，香港回归会更加平顺，政治对立和分裂就不会那么严重。这种政治对立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不仅政治上有冲突，经济上更是大风大浪。香港7月1日回归，亚洲金融风暴7月2日就在泰国发生，10月份正面冲击香港，此后差不多大半年时间，香港成为对冲基金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到1998年8月，香港政府决定和对冲基金全面交战，进入市场拉升恒生指数，稳定香港房价，经过两个星期，最后香港政府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成功渡过金融危机的过程之中，中央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香港政府虽然成功应对了这次金融风暴，但也暴露出了香港经济的体制性缺陷。制造业搬迁到内地后，香港经济单一的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主。在金融风暴中，金融和房地产都遭到了严重冲击，股票和楼价分别下降了三分之二，失业率大幅度上升，香港经济从未出现过如此困难的局面。
就在经济状况刚刚有所好转的时候，香港又遭到了“非典”冲击，在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共有290多人死于“非典”，甚至一幢楼里就有几十人死于“非典”。那时候的香港非常恐慌，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就在那个时候，香港人感觉到，香港经济要转型了，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央政府一系列支持香港的措施出台了，“自由行”就是其中之一，同时给予到内地发展的香港企业众多优惠，还鼓励内地的企业到香港上市，到香港集资。
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给了香港信心，反过来也使香港认识到：香港要转型，要发展，要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方向，唯有与中国内地融为一体。这是香港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形成的一个共识。所以，2003年香港更换特首后，特区政府加快步伐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其中包括吸引内地人才，以及与南方部分省份合作制定“9＋2”发展战略等。
对于香港而言，回归前有风浪波折，回归后同样有波折风浪，所以香港的人心是逐步地在接受，并不是所有的香港人立马就觉得回归以后是多么的有利。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仍然认为，在回归的十年之中，自身的利益并未增加，社会地位也并没有提高，甚至还有一种失落感和不满的情绪。这些人主要是香港中产阶层中的一部分。他们有一定经济实力，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过程当中成为中产，是香港的第一代中产，也是所谓第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金融风暴中，中产阶层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有的甚至出现负资产，而中下阶层的人拥有比较优厚的社会福利保障，比如医疗、教育、住房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7月1日，香港出现了一次50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的确切资料显示，在参与示威的人员中，主要就是上述的中产人士。同样也是这部分人，仍然是香港政治反对派的主要社会基础。这些力量集中在香港的政治体制问题上，在普选等问题上不断形成新的波折。普选与《基本法》不相符合，也很难确定是否对香港的现实有利。但是这却成为了香港能够走出过渡期，进入到“一国两制”的稳定时期的一个遗留难题。
遗留难题中，除了这样的政治问题，还包括“23条”，即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这也是上次示威游行的主要矛头针对点。《基本法》关于国家安全的第“23条”是留给香港人自己制定的，可是现在尚未制定，可以说是香港人到现在还欠着中央政府，每次提出制定时，就会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这两个遗留问题不解决，香港的政治体制还是会出现波动。马上就会发生的是，特首将以意见书的形式提出他的普选方案。据说这个方案有三个选择。我想这三个选择，第一都不会违反《基本法》；第二选择能够让中央政府接受；但是符合《基本法》，又能够让中央政府接受的方案，肯定不会被反对派接受，这样的情况在2005年曾经发生过。所以，政治体制上的波折应该还会延续下去，可是无论怎样，总体而言，只要香港社会保持现在这样的繁荣稳定，特别是和内地整体结合的进一步加强，香港会看清楚利益所在和自己的未来所在。政治体制也必将适应这样的大趋势。
（演讲时间：2007年6月22日，肖福林根据录音整理，本报有删节）
思想者小传
曹景行 祖籍浙江，1947年生于上海。1968年下乡到皖南的茶林场。1978年被复旦大学录取，学历史4年后，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年逾四十移居香港，转入新闻行业。初入《亚洲周刊》时当撰述员，后任副总编兼《明报》主笔，并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文报章撰写评论。五十岁时再次改行做电视。1998年加入凤凰卫视。2005年7月开始，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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