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香港记者感悟的香港十年

十年树木。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十年也往往意味着太多的改变。
从1997到2007，每一年都是一个不同的香港。而每个人眼中的香港，又都有着不同的模样。
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同行争相去“探访”香港时，我们选择了十组词语，希望可以从中勾勒出十年来香港走过的风雨变迁。
闾丘露薇，1997年加盟香港凤凰卫视，此后以香港为圆心，报道半径辐射亚欧美。
2001年和2003年，她先后深入阿富汗前线和巴格达战场采访，成为一朵耀眼的“战地玫瑰”。10年来，在香港和内地穿梭的经历，也使她对香港有着特别的感悟

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冉冉升起。

金融风暴袭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图为1998年1月7日，香港市民在街头股票机前查询股市行情。

非典袭来，香港充满温情。

十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

CEPA和“自由行”计划，使香港经济重振生机。

香港中环天星码头作告别航。图为2006年11月11日，不少市民来到香港中环天星码头拍照留念。

两任特首率领香港走过10年。

马照跑，跑得更快。
1997 不舍·犹疑
回归前的那天晚上，结束了一天的采访工作，和绝大部分香港人一样，我坐在电视机前，见证香港的历史。不过，和其他香港人不同的是，对于从英国殖民统治的城市过渡到中国的一部分，我没有太深刻的感受，因为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刚刚移民到香港两年的内地新移民，虽然已经可以在这个城市自如地生活，但是总觉得没有太多的牵连。而在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眼里，我这个广东话还讲得有点儿口音的上海人，也并未被当成香港人的一部分。
我还记得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伤感的眼神，他的两个漂亮女儿，站在父亲身后的人群里，眼睛都已经哭得红肿。他们的伤感，我想除了对于香港的留恋，也有作为英国人那种失落的感觉。人群中，可以从那些香港人的脸上看到恋恋不舍，正像他们矛盾的心情，面对一个即将开始的陌生的未来，陌生的祖国，有期待，也有怀疑。
7月1日清晨，我站在会展中心金紫荆广场前的空地上，准备采访第一个升旗仪式。不少市民一家大小赶到这里，为的是见证这个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些站在围栏外面的普通市民，和在围栏内的特区政府官员、临时立法会议员，在我看来，他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面对我伸过去的话筒，不善言语的市民说来说去都是这样一句话：希望自己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改变，不一定越来越好，但一定不要越来越差。他们的心愿是如此简单，也是如此的直接。但是对于这些官员和议员们来说，从这一天开始，他们不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真的要开始学习如何自己管治这个地方。而他们要面对的还有很多香港人以及国际社会的疑虑，那就是，他们真的可以独立地进行工作吗？一国两制真的可以在香港落实吗？就在这个刚刚诞生的特区政府运作不久，禽流感发生了，6个人因为感染H5N1病毒死亡，特区政府用3天的时间扑杀了150万只鸡，但是就在这时，另一场风暴正在悄悄来临。
1998 泪眼·捍卫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香港人却没有办法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快乐之中。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重新上扬。但是这场刚刚开始的风暴，却暴露出一些证券行的问题。1998年1月，百富勤宣布清盘，我还记得“红筹之父”梁伯韬对着我们的镜头，向所有香港人流下的眼泪。不过他的眼泪比不上小股民的辛酸，一个星期之后，正达集团名下的正达证券和财务公司因为财政和流动资金出现问题宣布倒闭，1万多名小股民血本无归。
8月，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下跌到6600多点，香港银行门口，出现了挤兑的人龙。每当想到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银行大堂里的那些小股民，看着股票报价时茫然无助的眼神，以及定格在那里的身影。那时的香港，走在街头随时可以感受到萧条，房价大跌，负资产出现，到处都是开仓清货准备结业的红色标语，怵目惊心。最终，特区政府决定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港元。
回忆这段日子，当时还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说，他也哭了，因为压力，因为他要动用的不是自己的钱，是香港人的。
不过也正是这场金融风暴，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香港人的精神。对于资产缩水和财富减少，抱怨政府的人并不多，人们最多感叹一下自己运气不好，然后又开始埋头赚钱，要改变的，只不过是原本吃大鱼大肉的习惯。而香港人又是健忘的，当股市楼市再次畅旺时，鱼翅捞饭又开始恢复正常。
1999 争议·笃定
这一年的1月29日，当时的终审法院大法官李国能就“吴嘉玲案件”作出裁决，成为终审法院首次涉及“基本法”的案件。李国能多年后坦言，自己非常清楚这次判词将会有深远影响，因此非常小心，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判决会引起香港回归后首次的宪政风暴：第一次人大释法。
回归之后的第三天，大批无证儿童到入境处自首，获得了入境处发出的行街纸，同时也拉开这些港人内地所生子女争取居港权的行动序幕。1997年7月，临时立法会通过“居权证”制度，要求所有港人内地子女都需在内地申请居港权。1999年1月，终审法院裁定，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如果能够证明父亲或者母亲是香港永久居民，就可以享有居港权。特区政府在2月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6月份，人大常委会指出，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出生的时候，父亲或者母亲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才有居港权。
十年之后，李国能回忆起当年的判词，他说他不后悔，如果重来一次，他会作出同样的判决。他希望公众能够明白，人大释法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宪政安排的一部分，而内地和香港两地法律制度的不同，对于“基本法”当然会持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有一点共识，就是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人大才会释法。之后的2004和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释法。
2000 疯狂·审慎
2月23日，我的采访任务是到汇丰银行的门口，去拍摄那些排队交表的人龙。这一天，是中文网站Tom.com截至交表的日子，30万香港人到汇丰银行总部及9家分行排队交表，挤得鞋都掉了，结果香港警方要紧急实施交通管制。Tom.com最终获得1500倍超额认购，创下了香港的历史纪录。3月1日，Tom.com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当天股价比招股价上升了5倍。
这是疯狂的日子，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成了股民大军的一分子。并购合并，几分钱的股票可以在几个星期里上升几倍。3月，特区政府向电讯盈科批出了数码港项目，并且表示会建设电子贸易港，发展网络科技，表明了政府要推动香港高科技发展的决心，同时也把科网股的热潮推上高峰。3月底，港股上升到18398点的历史高位，所有人都觉得，香港已经从亚洲金融风暴里面走了出来。5月底，美国纳斯达克7只大型股份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民的科网股热潮更加高涨。
当科网股越炒越高的时候，也是泡沫爆破风险最高的时候。也是在3月份，因为微软涉及垄断官司，导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大跌，结果触发了香港科技股的小股灾。
不过，虽然股市重新经历波折，但是香港经济在这一年终于走出了通缩的阴影。2000年，香港经济增幅达到10.5%，这是近13年来的最高增长率。失业率稳步回落到4.5%，不少公司还在增加雇员，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及办事处由1999年的2500家增加到3000家。香港中文大学当时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市民仍不敢对前景盲目乐观，但已经逐渐从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2001 纷扰·忧心
特区政府在2001年举行首届语文基准试，但报考的在职老师只占全港在职教师的百分之一，其余大多数为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教统局6月公布考试成绩，书写能力只有三分之一考生合格，而口语亦只有一半考生合格，有人因此担忧香港教师的语文能力。
特区政府从1998年开始推行母语教学，并且规定香港只有部分中学可以用英文教学，其余的必须用中文。政府是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精通两文三语的学生，只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政府想像的那样顺利。有研究显示，获派英文中学的青少年，普遍的感受都是快乐的，而家长对于子女获派英中的结果普遍都有较正面的反应；相反，获派中文中学的青少年大部分感到失望和不愉快，而且认为英文中学比中文中学好。虽然那时我的女儿只有四岁，但是身为母亲的我，已经对于这些家长的担忧感同身受，因为香港教育的优势，很大一部分在于英文，而现在变相降低了香港学生的竞争能力。事实上，之后几年的会考成绩显示，英文合格率一年低于一年。
推行母语教学，需要足够多的中文教师，特区政府在2000年规定，全港在职教师须参加语文基准试，并在五年内达到基准。此举引起教育界的不满，认为有侮辱教师之嫌。经过协商，各方同意采取“豁免、考试和进修”的三途并行方案，拨款资助语文教师进修，并将基准试改称“语文能力评核”，来纾解教师的不满。
2002 使命·问责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00年的施政报告里，就提出要引入一套新的高官问责制度，第二年，他比较具体地讲述了问责制的基本框架。2002年7月1日，高官问责制在香港实施，三司十一局的官员，全部列入问责范围，这些官员不再是公务员，而是用合约的方式聘用的问责官员，任期和行政长官一样为五年。
问责制的推出，是想为公务员体系增加弹性，当有危急事情发生时，可以作出更加灵活的反应。需要承担责任时，这些官员要向公众道歉，甚至是辞职。
问责制的推出当时产生争议，一些人担心问责制会让行政长官大权独揽，而且架构重叠，对公务员的稳定性、常任性造成冲击。而且担心他们和立法会议员的关系会变得敌对。
第一个辞职的问责官员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准备宣布财政预算案之前，他为自己新婚的爱妻买了一辆私家车。之后媒体发现，在他公布的财政预算案里面调高了汽车税。经媒体追查，发现他购买这辆车是在作出加税的决定之后，而且也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于是质疑他有利益冲突。虽然董建华多番挽留，并且为他解释，但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梁锦松最终宣布辞职。
2003 休戚·与共
2003年对于所有的香港人来说，都是难忘的。到现在为止，我的办公室抽屉里面还有一叠口罩，正是那一年留下来的。
那时为了采访非典（SARS），所有的同事都要戴上口罩，甚至穿上塑料保护衣。
听到SARS这个词，还是在两会的时候。我们这些香港媒体每天都盯着当时的卫生部官员询问是否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传染病，虽然每天得到的回答不是否认就是沉默，我们还是每天都追。
只是两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去了伊拉克，于是对于SARS的新闻，都是透过国际媒体的报道来了解。真正的体会，是我第一次从巴格达回到香港，公司的同事还有女儿来机场接我，所有人都带着一个大大的口罩，所以那一次机场的合影，现在看起来相当的滑稽。
非典导致1755名香港人感染，其中299人死亡，包括8名殉职的医护人员。香港的学校在3月和4月全面停课，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在4月2日发出旅游警告。当时我正在巴格达，伊拉克人知道我来自香港后，都指着我大声地说，“VIRUS（病毒）”。
淘大花园一栋被SARS污染的大楼居民搬入了隔离营，这些香港人对于政府的做法表现出充分的理解，一位普通市民主动照顾感染了病毒的邻居家孩子。对于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香港人毫不吝惜地向他们发出赞美之词。那时的香港，虽然充满了病毒的危险，但是却相当温暖，因为人们的理解和爱心在这个危急时刻体现了出来，这个一直让我觉得有点儿冷漠的城市，此刻是如此感性。
同样是这一年，让我对这个城市重新产生思考的是7月1日，一向在“外人”，包括我看来只关心经济，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参加示威的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还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在他们眼里，言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权利。我想，别人可以不认同他们的诉求，但是必须尊重他们游行的权利，而这一点，正是香港可贵的地方，也是一国两制得到体现的地方。
2004 亡羊·补牢
在香港生活几年后，发现很多香港人会在银行申请一个保险箱，除了金银财宝，更多的是放一些法律文章，比如房契、出生纸、结婚证等等，当然也有人放一些在自己的人生中有着特殊意义的东西，包括毕业证书，甚至情书。总之，能放在保险箱里面的，都是觉得独一无二，而且意义重大的物品。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银行在市民的心目中是最值得信赖的。放在家里还有被偷和被损毁的可能，放在银行，当然是万无一失。
只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情。2004年10月初，香港第五大银行集团星展银行，发生了一件十分罕见的保险箱被当废铁误毁事件。该行工作人员误将83名客户租用、放有财物的保险箱，连同其他分行收集的837个空置保险箱，当作废物搬走及压毁。
事件发生后，除了银行马上向受到影响的客户进行赔偿，香港金融管理局和特区政府也马上作出回应。当时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要求星展银行尽快彻查及提交报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也表示，这次事件严重，银行须尽快公平合理地处理事件，并提出合理的赔偿。
星展保险箱事件不但成为香港头条新闻，更被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等国际媒体大加报道。媒体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这次事件暴露出银行的管理存在漏洞，而对于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来说，如果不能够消除外界对此的疑虑，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因此被动摇。还好，特区政府的及时反应和一系列补救措施，把这次事件的危害性降到了最低。
2005 苦衷·宽容
这一年，还有两年才届满的董建华提前退休，理由是健康问题。就在他宣布这个决定前，消息已经传得满城风雨。当时正好是两会，在政协记者会上，我和几个香港记者拐弯抹角地向发言人提问，目的就是要证实董建华是否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他担任政协副主席的话，就必须从特首的位置上退下来。
在我的印象中，董建华是一个好人。2004年采访在秘鲁举行的APEC会议时，我在机场候机厅遇到了他，他主动和我们几个记者打招呼，并且主动要帮我们看行李，让我们去周围逛逛。想到要一个堂堂特首帮着看行李，实在是不好意思，没想到他看着我们说:“看来你们是不相信我。”那一瞬间，我和我的伙伴真的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只能尴尬地笑笑，这句话对我们来说，觉得有点沉重，让我们想到了大家都不愿向他点破的现实。
2007年上半年，看到董建华频频接受媒体访问，讲到当年的事情，也听了一些评论，发现人们对他的看法比他在特首位置上时宽容多了。也许，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大家开始理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香港，而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开始慢慢在人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效果，于是大家发现，原来他并不是人们当初所想得那样糟糕。甚至大家开始猜想，当年他是否有太多的苦衷，当他在那个位置，那个时刻没有办法告诉香港人，其实他为大家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正因为这样，我们看着他，一年比一年憔悴，直到最近，才显现出容光焕发的一面。
2006 天高·海阔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身边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走在街头，当你讲普通话的时候，再也不会招致别人异样的眼光。在那些售卖高档商品的商店里，售货员热情地接待讲普通话的顾客，反而是我们这些讲广东话的人常常被冷落在一边。
1997年我采访过一批从内地到美国，再从美国到香港工作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在金融行业工作，那时候，这样的人并不多。但是差不多十年之后，我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香港。他们有的从美国回来，也有的直接从内地被聘请到香港的跨国企业工作。
从单纯家庭团聚的单程证，到吸纳内地专业人才的专才计划，2006年特区政府推出了内地优才计划。和之前的计划不同的是，只要符合条件，而且证明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负担自己的生活，即使没找到工作，也可以先申请携带家人来港。
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开始在香港读大学，以至于内地曾经争论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香港的大学会不会把清华北大扫成二流？因为不少内地高考状元都选择了香港的大学。
就在同一时间，也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到内地发展和居住。内地经济的发展，让他们感觉到香港显得太小，如果要寻求更多的机会，内地反而有着广阔的天空。这种两地人员的流动，对于两地的互融也好，个人也好，都有着相当正面的作用，因为大家可以学习用不同的视野去看对方，然后用不同以往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城市。
2007 归去·来兮
我对于皇后码头的印象，就是总有一些老人在那里下棋，旁边有一个小摊，在中环大会堂采访完，顺便会在那里买饮料。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和我一样，觉得皇后码头外形和地点都平淡无奇，不过它和爱丁堡广场还有大会堂组成一个铁三角，少一样都会觉得很不习惯。现在，为了填海工程，皇后码头即将拆除，也许是因为对天星码头被拆时的歉疚，人们把保留记忆中香港的希望放在了它身上。
在香港，我最喜欢的就是坐天星小轮。在维多利亚海港上，休闲地欣赏两岸的景色。我喜欢天星码头，特别是中环那边，白绿相间的木栏，踩上去已经会发出声音的木地板，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这是一个有着很多故事的地方，一个见证着历史的地方。
只是，突然有一天，中环天星码头不见了，那座发出熟悉的钟声的钟楼不见了，虽然有十多个香港人在那里静坐抗议，但是没有办法扭转它的命运。后来香港人才发现，原来当政府咨询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而现在，已经太晚了。
印象中，觉得大部分香港人对于古迹还有环保并不重视，每年总是有无数的新大楼替代着旧的大楼。可是天星码头要拆之前，上万名市民去拍照留念，直到这个记忆真正失去，香港人才发现，原来失去的东西是如此珍贵，是如此的不可复制。于是皇后码头，带着太多香港人的心理补偿。
皇后码头最独特之处，是当年英女王及其代表御用登陆香港的身份象征。历届港督就任，都会乘坐游艇在皇后码头登岸，在爱丁堡广场检阅三军仪仗队后，再到大会堂宣誓就职。历届港督的离去，也是从这里登船。不过，皇后码头却失去了见证最后一次女王代表离去的历史时刻。10年前香港回归当夜，英国王储查尔斯及港督彭定康，改在添马舰基地登上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离去。原本这个码头只是对于当年港英政府的一些回忆，对于现在的香港人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但是天星码头的离去，却让大家对这个地方重新唤起了感情。
一个城市，无论是缺失了历史，还是迷茫了未来，都只会成为一个美丽的躯体。今天的香港人正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十年临界点上，放眼着更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