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期·广州史记篇] 沙面租界　迭经风雨的洗刷，今如珍藏的名画

2006-01-09 09:50:17   来源:南方都市报

夕阳下的沙面显得格外宁静，昔日的租界，
今天已成人们休闲玩乐的乐园了。
采访手记
广州人的骨气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岭南气候的滋润导致植被的茂盛，广州人给外界的感觉，虽不失精明，但依然是以温和与平实为主。我不会假想在广州发生什么过激活动。广州人常挂在口边的处事之道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许是脾气再好的人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回顾历史，三元里抗英斗争让人刮目相看。或许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地理位置，令广州人更有自主意识，在保卫家园方面，行事低调的广州人反而毫不含糊。清朝官员的示弱令外国侵略者频频在上海、九江、汉口等地得手，如愿以偿租到土地，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同是通商口岸的广州，民众对侵略者的不轨企图一直有清醒认识。早年岭南被中原视作“蛮夷之地”，终于在国力倾颓的清末，这“蛮夷”本性派上了用场。
十三洋行的屡次大火必定令洋人头痛不已，洋人串通当地官员和买办由有钱人出面，以“捐产充官”名义向佃户收入田产准备出租给洋人的阴谋又被群众识破，洋人企图建立租界的企图一次又一次破产，这是他们在别的城市所不曾遇过的棘手情况。
在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表现上，广州人的确有股不畏强权的骨气，除了受洋人益的买办或官员，民众不会因为他们有权有钱又是洋人就谄媚哈腰，或许是因为当年洋人最先在这里做生意、运鸦片，他们的嘴脸，早就被广州人认得一清二楚。

历史虽已过去，但在史册里却留下永远的纪念。
大事记
1727年三月　准福建开海禁。五月，查嗣庭案结，时嗣庭已死，戮尸；兄、侄等流放。六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四川推行“改土归流”。十一月，严禁拳棒，再有教师及从学者皆与惩办。
1728年正月　安南国王以云南画界事诉于清帝，被驳回，旋即上表致歉，清帝乃命多予四十里之地。八月，复准浙江人参加考试。
1729年二月　曾静、张熙案起，置湖南观风整俗使。五月，吕留良案起。六月，谢济世案起。七月，陆生枬案起。暹罗国王遣使入贡，命此后免贡安息香、袈裟等物。九月，颁《大义觉迷录》，随后释放曾静、张熙。十二月，杀陆生枬。谢济世免死，发往军台效力。
1730年二月　南掌国(今老挝、柬埔寨)遣使朝贺并请贡期，命五年一贡。十月，徐骏因诗文讥讪，被杀。　谭伯牛
历史辞典
沙面位于市中心西南面，原为白鹅潭中一沙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沦为英、法帝国主义租界。清咸丰十一年(1861)，经人工开挖成为独立小岛，面积450亩，建有东桥、西桥与城区相连。
遗址溯源
中流沙滨海一面
古珠江白鹅潭北岸河畔有一小岛名为中流沙，后来内河道逐渐淤积，北部与陆地相连。中流沙一带水深港阔，直到清末，测得水深仍达7米以上，深处且达10米。自宋至清均为广州对外通商要津，码头泊满外来船舶，为货船上落之地，富家游船亦常泊于此。这里曾是寻欢作乐地，白鹅潭江面上花艇鳞集、酒舫豪华、笙歌夜夜。
明代这里是广州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建有“华节亭”，专门管理外国商船进出。江面繁荣景象延续到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外国侵略者带利炮坚船，溯珠江河道而上，直逼广州城下，自顺治年间起设立的两个炮台之西炮台，不得已从今六二三路与黄沙大道交界之北侧，迁至中流沙南面，炮口直指江面。战争期间，守城义军在西炮台轰击盘踞白鹅潭的英军炮舰，击毁两艘，击烂三艘，奋战三天，直至弹药用尽。1861年英法两国租借沙面后，才撤除中流沙炮台，大炮被投入江中。历史上，沙面曾是中流沙上的江畔沙洲，又名拾翠洲。它的得名，始自咸丰九年(1859年)，清政府批准英法在中流沙临江一面建立租界，“沙面”即取“中流沙滨海一面”之意。
历史风云
1847年始　租界雏形形成
清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期间，广州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十三洋行(分布在今荔湾十三行路和文化公园一带)。这些洋行由取得操纵贸易特权的商人掌管，是半官商性质的组织，负责承保缴纳外商船货关税，转达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并受理约束外商。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和对外贸易实行限制政策，英国商人迟迟打不入中国市场，贸易逆差严重。外国资本主义与清朝政府矛盾日深，而清政府对外国人的防范条例也因此益发严厉。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与《南京条约》的签署，令广州成为首先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英国急于在华南门户立足，多次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在广州租地。
广州开埠之初，筹议暂以十三行一带为互市之所。英国要求在珠江下游水深岸阔的黄埔开埠。中国方面，尽管不能避免让外国商船在黄埔卸货泊船，但仍坚持不许外国人久居黄埔。
另一方面，广州民众反英情绪高涨，先后发生三元里抗英斗争、1842年和1843年连续两年的火烧十三行夷楼事件。
后来经过协商，允许英国在往西包括新豆栏，东至西濠口，北通十三行街，南面珠江可泊船下货登岸的地方租地，租期25年，可在此设立领事馆，或辟建花园，或增建洋行馆舍。通过对清政府的不断施压，外国势力在十三行一带得到扩张。至1847年英国攻占广州前，十三行地区大致形成广州租界雏形。
1861年始　沙面正式成为租界
1856年10月，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2月，因愤恨外国人的侵略行径，广州民众火烧十三洋行，英、美、法各国商馆被整整三日的大火烧成焦土。十三洋行结束了它长达一百多年的对外贸易历史。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急切寻找新的居留地。英法两国要求将西濠口划为租借地。清广州政府以西濠口人口稠密不易迁移为由推拒。
尽管对租界选址争议颇多，英法占领军三人委员会最后选准位于十三行西南面，珠江白鹅潭畔的沙面。这是黄埔港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江面宽阔，可停泊军舰，且是不会引起业主纠纷的水旁官地；而且沙面靠近广州富贾巨商居住的西关，方便与买办商人来往。
1859年，英法官员正式向广东巡抚毕承昭提出租借沙面，7月，两广总督黄宗汉才被迫答应这个要求，沙面河滨地基填筑工程立即开工，在北部挖河涌与陆地隔开，使沙面成为一个小岛。四周使用花岗石砌堤，把岛形垒成不规则鹅蛋形，然后用河土填平。河涌(即现在的沙基涌)宽40米，长1200多米，北面亦用花岗石修筑堤围，定名为沙基，俗称鬼基，并建东西两桥来往沙面。筑基费在英法两国向广州当局勒索的“赎城费”中扣除，由粤海关支付。当地寮民被遣散，广州防城的西炮台被拆毁。
沙面建设工程历时两年，最终成为一东西长870米，宽290米，面积450亩，四面环水的小岛。工程原先预计是28万美元，最终耗资32.5万美元，全部在清政府的战争赔款中支付，其中英国负责4／5，法国负责1／5，因此英国得到4／5土地，法国得到1／5土地，沙面亦被划分为英租界与法租界。
1861年9月，清两广总督劳崇光与英国领事哈里正式签订《沙面租约协定》，每亩年租金1500钱，每年底由专人交纳给广东当局，租约规定，此后，中国政府“均不得在此内执掌地方收受饷项及经理一切事宜”，沙面正式成为租界。
1938年始　沙面地价递增
沙基涌东西两头各置有一段既可浮于水面、又可固定的长木，以阻止船艇进入，中国船只连在靠近沙面河涌停泊的权利也没有。英国政府将英租界划分为82个地段，除留下7个地段建设领事馆、教堂、公共设施外，其余75个地段，在租约签订的第二日即1861年9月4日，就进行公开拍卖。第一天拍卖，多数人竞投沿江地段，每幅地竞投价从4000美元起，成交价是5000到8000美元不等。第二天拍卖结束，共卖出55个地段，净赚24.8万美元。投得土地者，以英女皇名义发给契证，称为“宝契”，规定土地使用期限为99年。
初期法国忙于在原两广总督署(今一德路石室教堂)“永租地”建设天主教堂及附属楼宇住宅，直至1889年，方腾出时间处理沙面租界土地，他们仿效英国做法，拍卖土地，并发给出租地契。建成的沙面，英租界内建有江边一直延伸至法租界的道路(今沙面南街)，北面沿沙基涌开辟小路(即今沙面北街)，两段接连成为环岛路。租界中央开辟15英尺宽的沙面大街，另一条9英尺宽的道路沿公园路从法租界到牧师公馆，一些阔3英尺的小道(即现沙面一街、二街、三街、四街、五街)，使沿沙基涌的路与沿江的路连接起来，道路两旁种满花草树木。
1865年，英国领事馆搬进沙面(今沙面南街46号)，随后美、葡、德、日等国领事馆亦陆续迁入，法国领事馆于1890年搬入。许多原来在香港、广州开设的银行、洋行都在沙面开设分行或迁到沙面营业，租界区日益繁荣。
而租界的地价，至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前，不断升值，1938年每幅地价为5万到6万美元，比起拍卖时的5000到8000美元，升幅近10倍。沙面岛成为一个价值不菲的地方。
事件回顾
洋务工人罢工
1924年6月30日，沙面英法租界公商部借口越南人范鸿泰在沙面行刺越南总督马兰事件，以维护租界治安为由，颁布针对华人的“新警律”，规定从8月1日起，沙面华人进入，一概须携带通行证，且通行证须贴有主人照片，每晚9时以后，华人不能出入，而欧美人、日本人、印度人则可自由进出。
“新警律”引起租界华籍职工不满，于是7月15日全体罢工抗议。16日沙面华籍巡捕48人亦加入罢工行列。英法领事要求广东革命政府镇压罢工，当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实言指出：此次罢工“全由沙面英法工部局颁布新警律所激而成”，如果英法租界当局以为自己管不了沙面事务，那么中国政府随时可以接管。
沙面洋务工人的罢工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洋行运输工人的支援使沙面洋行商务活动陷于停顿。海员工会表示将在一周内以实际行动支持。电业局向沙面当局发出停电警告。迫于压力，沙面租界当局终于取消“新警律”，罢工斗争取得胜利。但为避免受到报复，罢工结束后，沙面所有华人巡捕集体辞职。
沙基惨案
沙面租界洋人与中国人的矛盾，在1925年的省港罢工游行中达到高潮。6月19日，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广州与香港工人联合罢工，参与反帝活动。6月23日，省港大罢工工人举行10万人的游行示威。白鹅潭上英、美、日军舰增至8艘，沙面筑起沙包，如临大敌。
下午2时40分，游行队伍前队已过沙面西桥口，转入菜栏街，计划返回西瓜园(今人民路广州日报社处)散队。队伍后面的学生、士兵抵达沙面桥口，英国士兵突然全部藏匿。维多利酒店(今胜利宾馆)楼上，一洋人拔出手枪向游行队伍射击。藏在沙包后的英法士兵用机枪向沙基扫射。游行群众纷纷逃避，但因人多拥挤，躲避不及的群众当场死亡52人。这就是著名的“六二三”惨案(亦称“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后，广东国民政府向英法两国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交还沙面租界，赔偿死难华人损失，遭英法驻华领事拒绝。在群众要求下，当年国民政府把沙基路改称为“六月二三路”，后称“六二三路”。
一年后，国民政府在沙面西桥脚建立纪念碑，碑上刻有“毋忘此日”四个大字，纪念惨案中的死难者。
收回租界运动
尽管自1861年沙面成为英法租界，广州政府与人民自始至终与侵略者进行反复交涉、反抗和斗争，直至最后把沙面租界收回。
如果说局势危殆的清政府与洋势力的交涉尚且软弱，那么辛亥革命后的广东革命政府回收沙面的行动则坚决多了。
初期，因国民政府的不合作，沙面当局与之冲突连连。先是1922年沙面租界保肥洋行向陈炯明出售军火，支援其叛变。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府向粤海关要求收回“关馀”(英法操纵海关税款作为赔款抵押品，有剩的税款即“关馀”)。沙面租界驻军即全副武装准备作战，各国增派军舰到白鹅潭示威，阻止国民政府提取“关馀”。1924年，沙面当局怂恿陈廉伯以广东商团名义发动叛乱。
1925年沙基惨案发生后，广东革命政府交涉员傅秉常向英法领事严重抗议，并首次提出收回沙面租界的正当要求。1927年初，国民政府在收回九江、汉口英租界后，即指示外交部长陈友仁迅速交涉收回广州沙面租界。后来因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收回沙面租界的计划未能实现。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沙面租界在日军控制下。其间租界一度移交给汪伪政权管理。直至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汪伪政权瓦解，国民党政府正式收回沙面主权，并清理租界遗留问题。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从此沙面由中共接管。1996年底，国务院将沙面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区。


不少国外游客都喜欢到沙面观光，
因这里带有异国特色的街道及建筑。
地理记忆
沙面洋行　当年是走私基地
现在沙面南街50号的一幢新古典主义建筑是新荔枝湾酒家，19世纪这里曾是太古洋行，当时房子用红砖砌结，垂直的柱与横阵为米黄色。而沙面南街50到52号，则是怡和洋行在广州设的分支机构所在地。
洋行是外国在中国的大公司或大商行的统称，租界时代沙面大致有洋行40多家，包括英、美、法、日、德、荷兰、葡、丹麦、瑞典、伊朗、阿富汗等国的。
外国洋行大多靠贩卖鸦片起家。当时最大且最典型的为“太古”和“怡和”两家，他们的生意可谓无所不包，垄断和控制广州、珠三角以至华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航运业、保险业和仓储业。两洋行将沙面租界作为走私和贩卖鸦片的基地，甚至包揽军火生意。
当时华南地区的石油和煤油市场被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美孚火油公司、德士古油油公司垄断。广州四家主要运输公司为怡和公司、太古洋行、三井洋行及招商局，其中只有招商局为中资公司，原有船只20余艘，在广州没有仓库码头，深受拥有三四十艘船和码头仓库的外资公司排挤。
沙面银行　曾是垄断进口贸易的纽带
外国银行是外国掠夺广州和华南地区金融市场的网络和纽带。1920年汇丰银行在广东发行港币，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流通。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新货币管理规定，日本台湾银行沙面分行乘机派人到市内四处收购白银，使中国货币汇率大跌。租界内的银行还操纵贸易，因为洋行货物进出口要靠银行汇款，而银行还通过汇兑放款和信用透支等方式扶植外国企业，并通过操纵中国的国际汇兑和外币牌价，垄断进口贸易，提取巨额的利润。沙面租界银行业务最繁忙的是接受华人的存款，虽然利息低，但有钱人认为外国银行可靠，特别是遇国内战乱时，有钱人都纷纷将贵重物品送到沙面的外国银行托管，用手中的现金购买黄金或港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英国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中国发行的货币就最高达3.5亿元。到1949年，中国的港币竟达6亿元，使港币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几乎代替中国法定货币的地位。
随想录
昔日租界，今日乐园
沙面的确是个与广州城区甚至老城区感觉不一样的地方。走过沙基涌拱桥，进入沙面辖内，生活节奏立即休闲下来，可能因为大道两旁树龄达百年以上的古榕树，也可能因为这里受到管制的交通，树荫下只有行人漫步。那些有精致的拱廊、尖顶和窗台的欧陆式建筑，是一段曾经不属于广州人的历史见证，如今仅仅剩下建筑审美的意义。在这些建筑里面，发生过广州人所不知的故事，所隐藏的秘密，早已随风而去。
现在的沙面，依然是个洋人相对集中的社区，外国领事馆云集，专门做洋人生意的餐馆和酒吧遍地开花。
当然性质与100年前已大不相同。外国人多数以过客的身份来体会历史遗留的休闲气氛。而我走在行人稀落的沙面大街上，下午，附近小孩都到街心爬梯爬上爬下，忘乎所以，总让人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之感。
走到沙面南街，上世纪80年代让广州人引以为傲的白天鹅宾馆以一道引桥与外界相连，阻挡了朝向江面的视野。白鹅潭上固然再无外国商船停泊，货船只能走外面的水道，依然川流不息，只是对外贸易，早已不经此道。
不少附近的叔伯兄弟在此处垂钓，他们说每年在珠江放养的鱼都能长得很大，并且味道异常鲜美。而到昔日的沙面租界码头，早年修筑的麻石楼梯仍在，这里成为珠江游泳爱好者的下水地。我去那天天气仍然清寒，跳进珠江游完一圈回来的阿叔说，他们每天傍晚都要游一趟珠江，有些人已经坚持了六七年。1999年时珠江的水还是臭的，近三年政府下了大力治理水污染问题，现在珠江水质好多了，夏天的江水有时还是碧绿的。沙面成了市民乐园，还真是英法当局强占租界当年意想不到的事情。
专家论道
沙面钱庄与银行的互动
湖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艳国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晚清，洋行作为一种经济侵略的工具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来到中国。它与扎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金融机构——钱庄发生了激烈地碰撞，两者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合作。
在洋行刚进入中国时，在进出口贸易中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打开市场的，它不得不寻找合作伙伴，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壤里的钱庄，在商品服务流通领域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洋行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就不得不利用这条重要的商品倾销渠道。而中国钱庄，在利润的驱使下需要与洋行合作。与此同时，在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后两者的矛盾不断加深。在各通商口岸，洋行不甘心钱庄对金融业的垄断，洋行依靠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特权，通过种种手段打压中国钱庄，打破钱庄的金融垄断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洋行与钱庄为争夺金融垄断权的斗争必然会十分激烈。
在钱庄与洋行的冲突中，钱庄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团结一致抵制洋行的不合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身的合理权利。在它们的冲突中，钱庄为了维护自身的金融信誉、金融自主权与洋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钱庄和洋行的冲突与融合，是新旧冲突在经济领域里的突出反映，是衡量社会新陈代谢进程与程度的一把标尺。在社会急剧变迁中，新的依托旧的，旧的紧拉着新的，彼此联系，难舍难分，尽管新的充满生机，但却要蹒跚前进。尽管起初它们会以合作共处、相互促进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在排斥、斗争中不能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就必定被淘汰。只有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变化，才可能生存、进化。
这就是晚清社会转轨中钱庄与洋行互动关系的辩证法。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李小翠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黄　皓
责任编辑：杨拂玄 何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