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期·广州史记篇] 清代广州善堂　扶危济困，积善成德传后世

2005-12-05 09:56:16   来源:南方都市报

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的方便廊。这里是清代善堂“方便医院”
所在地，其门联有句云：仁人行方便方便康复。
随想录
古代中国缺少真正的慈善文化
汉学家饶宗颐教授言：“中国古代的善堂文化是现实主义的处世哲学，糅合释、儒、道的哲学思想所形成的文化。”但是，这种实用主义，多大程度上能形成一个民族的慈善文化？或者简言之，中国有多少培育慈善家的文化土壤？
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是求内心宽慰，求回馈社会，尽自己的所能帮助别人，得来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慰藉，体现了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走向。但中国自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慈善文化。历代封建统治者掌握一切形而上的东西，稍有不合，焚之坑之，更有无耻文人，阿谀逢迎，篡之改之。宗教、哲学亦概莫能外。释家讲今世来生、投胎轮回，等传到了中国，民众苦难，便以此自慰，寄希望于来世——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层意义上的“善”在中国民间影响深远，上至皇公下至百姓，无论真心假意，嘴里都念着施德积善。这样一种文化土壤，要培育一个民族的慈善文化、发展社会的慈善事业，可以想见，无比艰辛复杂。而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清代之民间“善堂”文化更显宝贵。
即便撇开文化不谈，以经济学的观点看，慈善事业是将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富人减少财富，是一种损失，他们的幸福感会减少，但事实上乐善好施是使人高兴的一件事。慈善事业是财富的转移，不是财富的增加——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心理学认为慈善事业可以增加全社会总的幸福感，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安定。
中国的慈善事业亟待发展，而发掘民间“善堂”文化仅仅是一项小小的工作，尽管反思沉重，但这工作已经让我的内心非常愉快。
大事记
1640年　经过此前数年的军事不利，李自成于今年冬自四川入河南，饥民纷纷归附，形势复振。
1641年　另一支义军首领张献忠自四川入湖广，连下数城。李自成在河南，数败明军。三月至年末，清军分番围攻锦州，不克。
1642年　二月，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降清；三月，锦州守将祖大寿亦降。五月，明帝遣使与清国议和，约以平等相交及岁币、疆界事，六月，和议成。是年，李自成部在河南、湖广等地连获胜仗。
1643年　八月，清太宗死，福临(世祖)嗣位，亲王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改元顺治。九月，张献忠自湖北入湖南，破岳州、长沙、衡州、宝庆、永州。十月，李自成挥师北上，破潼关、西安、延安。　　　　　　谭伯牛

这口钟已在方便医院敲了百余年，至今仍余响不绝。
历史追踪
社会进步催生近代慈善事业
善堂的产生：穷人多，善堂兴
绅商主办的慈善机构相继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此之前，官府倡导或主持的慈善机构包括育婴堂(1744年落成)、恤×公局(1818年设立)、普济院(1722年设)等，它们均坐落于东城和东郊，经费主要来自官府，士绅参与经理。但这些慈善机构相对于迅速扩大的城市，不仅数量太少，而且规模均较小，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其中恤×公局虽于道光年间在新城东部建有局所，但光绪中期张之洞督粤时改建南园，局废后一直无力重建，此后的实际职能只是每季借文澜书院发恤银而已。这些官办机构远远无法满足太平天国后城市社会救济的需求，因而以商人行为及绅商为主导的善堂纷纷兴起。
从1896年至20世纪初，先后设立于广州的各种善堂共有15家以上，其中润身善堂、爱育善堂、广仁善堂、广济医院、方便医院、崇正善堂、述善善堂、明善善堂、惠行医院，是清末民初著称一时的广州“九大善堂”。它们多分布于西关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地区；其余六家善堂的影响力较这九家小，分布在南关、河南与东关。从善堂的创办人及资金来源来看，它们的存在均是由商人行会及富有的绅商支持的。位于西关十一甫的崇正善堂，由商人陈基建、陈启沅(创建中国第一家机器剿丝厂的商人)等创办，其章程规定，“堂内同人凡创办善事，俱归商人料理”。善堂的创办和经营，也促使商人打破行业界限走向横向协作。方便医院最初由善董吴玉阶等筹设，规模不大，后得到各行商人资助，列名的倡建总理值理为董事，另外每年再从七十二行中推举两行为总理，两行为协理。“院中钱银各事，概归当年总理专管，协理帮同兼顾，以佐其成；董事参理其间，集思广益”。各行商人显然要为此相互协作。得到商人行会支持的方便医院，规模不断扩大，“数年间扩充留医房舍，招待中外病人，年以万计，以至今日为九大善堂之冠”。
善堂的职能：扶危济困，善莫大焉
善堂也是广州“商界”与“绅界”合作维持的重要领域，一些出头露面的善董，不少是有功名、官衔的绅商或省中大绅，如广仁善堂(全称两粤广仁善堂)的倡设，“系两粤诸人士合力维持”，列名倡建总协理名单的，几乎包括了所有广州的著名大绅和绅商。该善堂以宣讲圣谕为首务，延聘“通儒”，编辑《圣谕广训疏义》作为宣讲读本。但堂内经费仍主要来自商人，规定“凡捐款至十元以上者，俱为堂内同人，可以随时公举当总协值理之职，办理堂内各事”。据称堂内的“办事人等自总理以逮司事概系商贾殷实之家”。
善堂以赠药施医、救灾善后、救助贫困残疾、抚养弃婴、施粥施衣等善举为其主要功能，但各善堂种类不同，各有所侧重。大多数善堂还兼宣讲圣谕与善书以劝善，各善堂章程通常都明确规定，除办善举外，“所有地方公事概不干涉”，或“概不干预他事”等。善堂自觉担负清朝乡约所承担的宣扬皇朝教化的职能，起着减少社会冲突与动乱的作用。因此，它获得官府的合法性认可。然而，既然善堂已成为各行商人之间及商与绅扩大社会联系的一个场所，各行董、商董和绅界领袖可为地方善事商议协调，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就将会超越善举的界限，涉足地方公事，其成员甚至可能转化为政治性社团的创办者。
善堂典故：先成资本家，后做慈善家
乐善好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成语，这个成语的牌坊坐落在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龙潭村大街上。迎面一座高大宽阔的门楼，两旁一副鹤顶格对联：“龙伏十年三中唤醒；潭波四映百果鲜明”。
步入村中，路右新建一座“敬老亭”，亭东岔道上，矗立一座花岗石牌坊，即“乐善好施”石牌坊。牌坊宽8.2米，高8.6米，正中庑殿顶刻“圣旨”两字，横匾刻“乐善好施”四个大字，右边刻“光绪十七年二月两广总督部堂李奏奉”，左边刻“准道员职衔白进贤为亲父母二品封职白耀德命妇白莫氏在籍建坊”。
这牌坊是为表彰龙潭村白纶生一生热衷行善，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两广总督奉旨建立，当时白纶生尚健在，时年69岁。
白纶生，原名京，字纶生，别号进贤，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他家道贫寒，15岁时即到广州谋生。其堂舅父所开的洋行，以对洋人做生意为主，时人称为土产山货出口洋庄。1841年的一天，留纶生在行里看铺，一英商熟客来说，急需一批货供应南洋，即交定银一万两。纶生说，舅父不在，不能做主，英商急需货，苦苦要求，并说：“我是熟客，如你舅父骂，我负责跟他说。”纶生乃按照舅父过去的规格行情与英商订合同。讵料，舅父回时，认为如此大笔交易，纶生竟擅作主张，便无理打骂，驱逐出店。纶生走投无路，又遇该英商，询知被逐详情，英商因急于取货，便鼓励纶生自开商行，承接定货，并将定金白银一万两给纶生开办商行。纶生即自行开设“悦盛行”，操办爆竹业。纶生经营有方，遵守信用，生意日益兴旺，一帆风顺，后来又增开商行20多间，成为当时巨商。
白氏发家后，热心善事，人称慈善家。他在广州市创办一间爱育善堂，并每年拨款资助广州城西的方便医院和四庙善堂；平时对贫苦者施粥、施棉衣、施棉被、施棺木等，从不间断，其后人遵其遗训，增加赠棺木一项，一直施行至1938年日本侵入广州才停止。
同治十二年(1873年)，家乡龙潭村西的西滘地区，有陈、卢、吴等姓数十人聚居于河涌边的茅寮，承租沥滘富家土地耕种，后因灾失收，交不够租，更无钱交“保护费”，被沥滘恶霸迫迁而纵火焚烧，茅寮、衣物付之一炬。陈、吴姓等人往广州求助于纶生，纶生即无偿捐赠土地72亩及搭茅寮用的竹、茅及衣物、棉被、白米、厨具、银两等，并将该地命名为西滘村。西滘人感其大恩，在建村后，于光绪十九年建一“报恩祠”并塑白纶生肖像以祀之……
白纶生不但乐善好施，也热心于教育事业。他于光绪八年(1882年)捐出白银2000多两助乡里建“兴仁书院”，光绪十三年落成，由善庆堂立碑记其事。他又捐出田亩作为书院专有(即基金)，供书院开支，并订立管理条例，镶刻石碑于书院墙上。现两碑尚存，当时全村儿童均免费入学。
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南省发生大水灾，农田失收，造成大灾荒，白纶生捐赠一笔可观的赈灾款(可惜查不到数字)，灾民感其恩，逢人便颂其善举。事为当时两广总督部堂李某上报清廷，皇帝于光绪十七年赐以“乐善好施”四字，令两广总督于白纶生老家龙潭村建立一座四柱五楼三门式石牌坊，以示表彰。

清代广州善堂近一半都在西关大街上。

广州一德路，旧时的广济医院就在这里。
专家访谈
广州善堂曾是绅商参与政治的渠道
采访对象：丘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记者：为什么善堂会在19世纪兴起呢？是否与西方思想冲击有关？比如博爱之类？
丘教授：善堂的兴起跟西方的思想冲击没有什么关系。慈善事业在中国其实很早就有了，只不过之前的不成规模，不成体系，应付不了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到一定地步，士绅和商人们了解到要维护社会稳定，肯定需要一个特定的机构，所以他们自发组织了很多善堂，帮助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
记者：清代广州的善堂跟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善堂相比，有什么特点？
丘教授：广州的善堂非常有特色。它是由士绅主管，商人协作，在社会救助中占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官府的救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在其他城市都是比较少见的，民间慈善组织占了社会救助的主导地位，而且士绅和商人们凭借着善堂参与一些政治团体，成为领袖，直接干预地方的政治。
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一般都不能干预政治，但在那时的广州很多善堂的负责人都把善堂看成是参与到政治团体的重要途径，这是其他地方、其他时代所不曾出现过的现象，所以清代广州的善堂特别具有独创性。
记者：广州现代慈善机构和清代善堂相比，有什么不同？
丘教授：现代的慈善机构，肯定是政府占主导地位。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救助的范围越来越大，任何一个民间组织都不可能应付得过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国之后，善堂就慢慢地衰退了，逐渐转变成规模更大的政府参与的慈善机构。现代的慈善机构职能更为全面，而且惠及范围更广，它面向全世界，任何地方地方有难，它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不像清代时候只救助广州地区的人民。

2002年竣工的广州慈善医院气势不凡。
善堂演变
慈善机构是医院的雏形
黄花岗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尸骨一直无人敢收，这时方便医院出面收殓了烈士。方便医院是当时广州九大善堂之首，它是由广州南北行(中药业)、金丝行(丝绸业)、三江行(土杂货业)发起募捐建设的，事业种类包括：“留医、赠药、急赈、敛葬”。1938年以后方便医院成为了西医院。
此外还有位于广州西关第十甫的崇正善堂，广州西关蟠龙南的四庙善堂，广州西关十八甫南的爱育善堂，四善堂以内儿科出名；惠行善院以疮疡科闻名，所制丸丹膏散，很有功效，附近贫困乡民，求医甚众。另外还有广州一德路的广济医院，广州河南德兴直街赞育医社……九大善堂虽然离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尚有差距，但他们对于中医中药在广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名词解释
善堂
善堂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慈善机构。只不过相比于今天的慈善机构，善堂的规模较小，职能较单一，数量较多而已。善堂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几个比较大的城市都相继出现善堂，而广州也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流芳百世的九大善堂：润身善堂、爱育善堂、广仁善堂、广济医院、方便医院、崇正善堂、述善善堂、明善善堂、惠行医院。
地理记忆
方便医院有迹可循
西关大街是最能体现广州文化的一条街，这里曾是广州的金融、贸易中心，两旁的建筑显然都留有着浓浓的历史气息，站在骑楼下从容地看着古旧大街，走上青石板路会发出清脆的叩响，老人家在巷子里打麻将，微风隐约送来“咿咿呀呀”的粤曲声……一切都那么有条不紊，其乐也融融。如今，西关仍然是最有老广州味道的地方，许多人来这里，寻找失落的记忆，寻觅旧日的余音。
清代广州善堂中，有将近一半都在西关大街上。这条云集了众多巨商富贾的著名古街，也因为拥有多家慈善机构而变得温情脉脉。时光飞逝，斗转星移，清代的善堂到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历史的陈迹，除了方便医院的血脉还在延续外，别的都已经载入了史册。
现在，唯一可以找到清代善堂线索的就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它是清代九大善堂之首“方便医院”的前身，位于人民北路。这里虽经多次改造，但许多细微处还保留着历史的痕迹。比如一座大牌坊上面的牌匾写着“方便廊”，门联的一边写的是“仁人行方便方便康复”，而最新打出的大红条幅上书：“仁心仁术一心为民，方便为怀服务社会”……这些都表明，这里过去叫“方便医院”。时间不断推移，但古代仁人义士的故事却不会因此而变味。
现代慈善机构
多办善事，善哉善哉
物质文明提高了，精神文明也随之提高，这在慈善事业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没有了十五个清代善堂，广州的慈善事业并没有停下脚步，相反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越来越稳健。广州的慈善机构不少，官方的有广东慈善总会、广州慈善会，另外六个区都有自己的慈善会，民间的慈善组织就更是数不胜数。
目前的慈善机构除了募集资金、物品救灾扶贫之外，还开办了一些慈善医疗机构。
广州慈善医院
由广州市政府拨款3000多万元、社会捐资1亿元的广州慈善医院2002年正式开业，广州特困病人和低保人群从此有了自己的专门医院，他们将在这里享受各种医疗优惠政策。
广州慈善医院是一所全民所有制的非营利性医院，宗旨是扶贫济困、治病救人。有关条例规定，享受广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救济对象以及广州市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困难家庭(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360元)成员中，未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享受劳保医疗及公费医疗的人员，在患重大疾病时可获取政府资助，在广州慈善医院就诊时可享受医疗收费优惠。
广州慈善门诊
目前，广州六个老城区共拥有19家慈善门诊。10年来，慈善门诊累计诊治特困病人11万多人次。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方蓓蓓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黄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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