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失范是因为道德规范与社会体制规则相对立

作者：段拥军 2010-7-11 13:20:31 发表于：博客中国
段拥军
人们提倡修齐治平，倡导以德治国，有没有合理性呢？是有的。在中国社会的许多领域比如官场，当约束人们行为的主要社会制度规则（法律规则、干部守则等）不能起到人们希望它起的作用时，道德观念、道德追求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心胸大度，平等待人，富有同情心、孝心，不论是身为君主还是皇帝的宠臣，不论是担任省委书记还是担任生产队队长，这些道德品质对他们政治主张的选择、政治行为的选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只是道德规范的形成和不断强化，是靠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支撑的。为朋友两肋插刀，慷慨大方，靠的是有利于这一道德规范的生存、流行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在黑道上生活的人常常具备前者，而纯朴的山民及其生活方式，则有利于后一道德规范的形成。为何平民的道德观念比较高尚，比较坚定，这是因为生活在下层的人，良好的道德是其树立形象、获得地位、赢得帮助支持、获得号召力和支配能力的唯一可以依靠的资源。
而生活在官场的人们，其行为多受到官场体制规则的约束支配，道德规范的支配约束作用往往居于次一等的地位。在不少的情况下，道德规范支配下的行为与社会体制决定的行为，还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比如说真话不说假话的道德规范，与领导让咋说就咋说的官场规则就是对立的；良心、孝心和知恩图报的道德追求，与社会体制中对敌人残酷无情、对朋友春天般的温暖的阶级“道德”相对立；宽宏大量，不拘小节的道德规范就与官场规则下锱铢必计、以牙还牙的行为规范相对立。
今天的时代，社会体制规则支配了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人们按照社会体制规则的要求行事而不是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必然的。社会体制规则的约束有强制力作基础，道德的约束则主要靠人们尊敬与鄙视的目光，靠他人是否愿意与你交往的习惯来维持的。此外，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欲取得社会生活的成功，或者说要想在社会中很好的生存，就必须按照社会体制规则允许鼓励的方式活动。当社会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阻击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时候，人们只能放弃坚守成本太高的道德规范，而选择符合社会体制规则要求不道德的行为与作风。
比如，当说真话带来的是坐牢，是失去生命，失去尊严，是遭受无穷无尽的批判，是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是戴坏分子帽子，是失去优越的工作，是降低工资收入，是全家人生计无着，是左邻右舍、同学朋友的远离鄙视，这个时候选择说假话就是理性的。所以，文革时期人们政治生活中的选择说假话套话、写假日记、假思想汇报乃至作假检讨，其实是那个时代社会体制规则决定的行为。当人们对曾经是朋友兄弟的“走资派”、“特务”、“阶级敌人”，讲义气报恩情，得到的是坐牢、失去生活来源，受到整个社会歧视的后果，是使自己变成特务或阶级敌人的时候，讲义气、知恩图报、讲良心这样的抽象道德观念就会被人们放在一边，这样的道德追求也只能被人为压抑。
而且在生活和电视中，人们还可以看到，文革时期，不论是革命同志、革命小将乃至革命群众，也不论是走资派、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四类分子，都深深理解坚持传统道德的无用和有害。人们对于与自己划清界限、参与批判自己的同事朋友学生的行为不仅表示深切的理解，而且希望他们顺应时势，保住正常的生活工作条件，以求过关或不受牵连，从而留得青山在。今天的人们，对周恩来在那个年代违心的说话、签字、举手，表示的理解，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周恩来同志又怎么能保得住那么多老干部和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人物，又怎么能影响和中和那样多极左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呢。
今天一些青年人对钱钟书多年来对现实政治的沉默，对郭沫若歌颂江青的诗，甚至像费孝通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也多年不谈论政治，颇多非议。其实他们的做法，不过是特定政治环境下正常人的理性选择罢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不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吗。我们何以要对名人这样苛求呢？要知道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说几句硬气的话，说几句真理性的言论，并不是完全做不到。只是那样做，除了增加几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外。除了当事人受到物质和精神的折磨外，没有任何意义。
50万“右派”知识分子都打倒了，80%的八大中央委员都打倒了，何况多几位。假若大家都凛然正气、以死抗争，又有什么意义呢，死的人还少吗？邓拓、老舍、刘少奇、彭德怀，哪一个在武装革命时期不是敢做敢为特立独行之人。就是郭沫若，在国民党时期也是非常有性格的，让干就干，不让干就出国，该讲的话不让讲也坚决讲。只是那时的环境允许他那样生活、那样选择，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则没有他那样做那样选择的条件。实际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多几个郭沫若周恩来式的人物，比没有这样的人当权，比起一切权力都由江青张春桥这样的极左分子把持，要好得多。